托馬斯·弗裏德曼：中國在恢復元氣，我們美國每況愈下謝謝你啊，特朗普

（文/托馬斯·弗裏德曼 譯/寧櫟）

在看特朗普和拜登首場辯論時，一個念頭忽然跳進我腦子裏。想象一下，中國的領導們也聚集一堂觀看這場辯論，為了讓觀看過程更有意思，決定行個酒令，每當特朗普説出可笑或者讓美國蒙羞的話，每個人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時，大家都喝高了。

怎麼可能不是這樣？他們看到的是史無前例的一幕：前言不搭後語的美國總統舉止失控、滑稽可笑，還想不顧一切地賴在位置上，畢竟一旦輸掉選舉，他將面對的是起訴、羞辱和破產。

責怪中國人不該幸災樂禍？一場始於中國武漢的大流行在中國已得到控制，但美國經濟和美國民眾卻還在疫情中煎熬，儘管我們預見到了這一切。

唉，我們並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樣。

約翰·米克爾思韋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們的新書《警鐘——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點，以及如何解決》 (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哀嘆：新冠疫情曾被西方看成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如今它更像西方的滑鐵盧。

10月13日《紐約時報》刊文《中國在恢復元氣，我們美國每況愈下。謝謝你啊，特朗普》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追蹤調查，美國每10萬人就有65.74人死於新冠，（死亡病例）總數約21.6萬人，而中國每10萬人只有0.34人死於新冠，（死亡病例）總數約4750人。可能中國在數據上作了點弊，那麼你把它乘以四倍……中國還是比美國在保護民眾方面做得好太多。

特朗普的白宮成了病毒超級傳播地，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不敢送孩子去學校。事實上，就在這幾天之後，也就是本月初中國國慶假期，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汽車、火車和飛機出行旅遊，本地傳播病例接近於零。彭博社10月1日的報道：“人民幣經歷了12年來最好的一個季度，作為避險貨幣備受關注。”中國9月進出口數據激增。

過去這個角色是美國！

彭博社主編米克爾思韋特告訴我：“我們認為，至少是相較而言，西方政府巔峯是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正在忙着登月，而幾百萬中國人死於饑荒”，當然，“那也是最後一次美國有四分之三的人信任美國政府。”

此外，《經濟學人》時政編輯伍爾德里奇補充説：今天我們正走向“始於500年前的歷史大逆轉，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也是獨佔鰲頭，佔全球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目前為止最成熟的政府。這些事我們都忘了，中國卻沒有。如果亞洲重振500年前的雄風，今年會是關鍵之年——除非西方國家突然醒過來。”

美國想要恢復元氣，首先需要拿出一個抗擊新冠的全國性方案。中國就有這種方案：運用威權主義監控體系中所有的辦法，來追蹤和定位新冠感染者並遏制傳播。中國的一些人臉識別技術非常先進，你都不必摘口罩，光靠眼睛和鼻子就能識別。

美國無法採取這種戰略。美國還沒有產生一個威權政府；當然，我也不希望有。但我們沒能達成民主共識來完成同樣的工作。

這就是讓人鬱悶的地方。在近代史上，美國曾對抗威權主義國家——二戰期間的日本和德國，冷戰期間的朝鮮和蘇聯。在戰爭初期，威權主義政權總是佔有優勢，它們能由上至下向全社會發號施令。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最終都勝利了，儘管我們常常缺乏戰備，進入戰爭狀態也非常緩慢，但我們總能在學習曲線上快速攀升，自下而上地緊密團結、長期奮鬥。

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如此。但這一次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美國根本沒有團結起來。

3月28日，特朗普宣佈“美國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他發誓要動員“舉國之力”來擊敗敵人。但這一切根本就沒發生。除了急救和醫務人員外，民眾團結的行動和戰時的犧牲精神微乎其微、轉瞬即逝。

為什麼？並不是因為民主國家在疫情之下治理無能。韓國、日本、新西蘭表現就比美國好很多。

部分原因是美國有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高度碎片化的地方-州-聯邦分權系統，脆弱的公共衞生系統，分裂的國民，還有共和黨的商業運作模式，而且很多人是通過社交網絡獲取新聞信息，但這些平台通常誇張陰謀論、扭曲真相、摧毀信任……

但最重要的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謀求連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民眾、扭曲真相、摧毀信任，對任何不利於他勝選的消息都説是“假新聞”。疫情之下，如果沒有真相、失去信任，我們就會迷失。

1918年爆發大流行時，很多美國人並不反對戴口罩，看看歷史照片就知道。因為時任美國領導人要求民眾這樣做，並且以身作則。但這一次，特朗普始終沒有把真相告訴美國人，而且帶頭無視病毒，嘲笑戴口罩的行為。所以，很多美國人再也不會信任他了。

因此，我們完全無法理性地討論，在我們這種文化之下，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需要做出怎樣的權衡與取捨。

公共衞生專家戴維·卡茨(David Katz)在刊登於《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以及3月份接受我採訪時都提到：我們需要一個全國性方案，需要在最大程度地拯救生命和最大程度地維持民眾生計之間做好平衡。如果只考慮挽救每條生命，反而可能讓幾百萬人在失掉工作、積蓄和業務的絕望中喪生。如果只考慮拯救每個就業崗位，恐怕會殘酷地讓無數美國同胞面臨死亡，但這對他們並不公平。

卡茨建議採取“整體損害最小化”的戰略，在保護老年人和最易感人羣的同時，讓年輕、健康的勞動力逐步回到工作崗位，因為即使他們感染新冠病毒，很可能只出現輕微症狀甚至無症狀，讓他們去維持經濟運轉。在我們等待疫苗出現，同時形成羣體免疫。

不幸的是，我們始終沒有圍繞這種戰略開展理智清醒的討論。卡茨説，右翼對於最簡單的防疫措施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都抱以“輕慢鄙夷”。他補充説，左翼相對更加負責任，但也免不了圈在這種觀念裏：面對疫情，討論經濟層面的妥協方案都是失德行為，出台任何容忍出現死亡的政策都是社會病態。

總之，美國今天罹患的疾病是用新冠疫苗治不好的。我們對彼此、對制度和對最事實的基本認知都喪失了信任，這是擊敗一場衞生危機所必須的。在過往的戰爭中，美國擁有這些信任，但今天卻沒有。

我認為拜登之所以得到民主黨提名而且贏面很大，是因為有足夠多的美國人在直覺上意識到美國患了分裂病，而拜登或許能讓美國開始恢復。拜登成功當選總統不是美國在政治上、機體上都痊癒的充分條件，但這是必要條件。

另外，俄羅斯和中國，現在請別“侵略”我們。我們美國已經不是過去的美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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