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沒獲諾獎，但中國人真正實現了温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北京時間10月9日，202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聯合國下屬機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
根據諾貝獎委員會的頒獎詞，之所以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WFP，是為了表彰其為戰勝飢餓所做的努力，改善了衝突地區的和平條件，對因飢餓產生的戰爭起到了預防作用。
世界糧食計劃署分發口糧（本文圖源見水印）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森總結道“世界糧食計劃署在2019年向88個國家的近1億人提供了援助”，“2015年，消除飢餓被聯合國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之一。糧食計劃署是聯合國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
緊接着安德森對世界糧食安全表達了自己的擔憂，“2019年有1.35億人處於極度飢餓之中，是近年來最糟糕的情況，絕大多數是由於戰爭和武裝衝突造成的”。“新冠病毒進一步惡化了局勢，在也門、剛果民主共和國、尼日利亞、南蘇丹和布基納法索等國家，暴力衝突和疫情相結合，導致處於飢餓邊緣的人數急劇增加”。
諾獎委員會主席的話看似水平很高，有總結、有期待也有對於未來的擔憂。但人們還是有疑問，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糧食並非憑空變出來的，還是來自於世界各國的捐贈。而且天量的捐贈只減少了因為飢餓而死亡的人數，從長期來看，援助到底有沒有增強最不發達國家的造血能力，非常值得懷疑。
2019年有1.35億人極度飢餓已經很誇張了，但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署長比斯利的介紹，“到今年年底，在該機構開展業務的88個國家中，嚴重飢餓人口可能達到 2.7億，比2019年增加 82%”。
因此，雖然世界糧食計劃署在抗擊飢餓方面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但並沒能阻止飢餓問題的蔓延。相比之下，中國通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不僅已經解決了温飽問題，而且正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以誰更能讓人類實現温飽，來作為評定諾獎的依據，那麼獲獎的肯定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世界糧食計劃署做的不錯 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擺脱貧窮走向富裕的偉大斗爭，值得每一箇中國人為之自豪和驕傲。因為解決吃飯問題，能折射出一個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成就，也綜合地反映了一個政權的組織和生產力發展水平。
根據國務院扶貧辦的數據，自1978年末至2017年末，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從7.7億人，下降至3046萬人，累計減貧7.4億人。按2017年世界人口75億算，相當於中國用不到40年的時間，讓佔世界總人口10%的人擺脱了貧困。同一時間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至3.1%，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七成。
中國的傑出表現，也得到很多外國人的認可。洛克菲勒基金會水稻生物工程項目中國首席科學家王大元，在接受DeepTech採訪時透露曾經有人向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推薦袁隆平，他也幫忙寫了材料，但是被諾獎委員會拒絕了，“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
正如屠呦呦説自己獲諾貝爾獎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袁隆平如果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農業科學家的榮譽，同時也是對中國重視農業研究的肯定和表彰。王大元表示，如果要説對消除全球飢餓的貢獻，袁隆平也應該得諾獎。
近年來，諾貝爾和平獎越來越傾向於頒發給跨國組織和政治領袖。2012年是歐盟、2016年是哥倫比亞總統、今年是世界糧食計劃署。憑心而論，這些個人和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平衡發展方面的成就，和遭遇的困難，都不能和中國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長期缺位，筆者認為這是霸權主義心態在作怪。佔據西方輿論主流的某些人，不願意承認糧食問題首先是國家安全問題，是經濟秩序問題，是發展模式的問題。
之前的諾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森提到的尼日利亞、南蘇丹和布基納法索，有一個共同的屬性——他們都是薩赫勒地區國家。僅就薩赫勒地區的局勢而言，情況還要比安德森所描述的差得多。
薩赫勒地區（這張地圖比較早，南蘇丹已經於2011年從蘇丹分裂）
自2020年開年以來，薩赫勒地區國家的恐怖襲擊就此起彼伏。7月19日，尼日利亞的一個小村子遭受的一次恐怖襲擊就造成了18人死亡，30人受傷。2019年，整個薩赫勒地區因為極端組織襲擊而遇害的接近一萬人。而且戰爭最可怕的地方，永遠不是直接傷亡人數，而是流離失所和生產停頓所帶來的長期影響。
諷刺地是，恐怖主義之所以能在這片地區滋生，恰恰是因為該地區沒有太多的資源和市場，對歐洲主要強國而言沒有太多的利用價值，出動軍隊“維穩”不值得。只有當薩赫勒亂局產生的難民或是恐怖組織軍隊已經對歐洲利益產生威脅時，這些國家才會有所行動。2017年法國聯合其他十國組成的聯合軍隊就是這樣的例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歐洲國家願意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捐出糧食，可能更多地只是想維持這一地區最低限度的秩序罷了。至於更長遠的打算，實在是説不上了。這樣的事實，驗證了世界霸權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的判斷。
雖然有學者對世界人口增長速度表示憂慮，但目前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還是少數國家的部分人喝酒吃肉，而戰亂和受剝削的人們則缺衣少食。
但作為一個政治性比較淡的跨國組織而言，世界糧食計劃署還是非常高效的，不應該苛責它完成一個主權國家甚至主權國家聯盟才能做到的事。
根據WPF的數據，它分發口糧數量每年超過150億份，平均每份口糧的管理費用只有0.31美元。考慮到很多項目地點交通困難，甚至有安全危險，這樣的管理成本完全可以接受，值得紅十字會在內的所有公益機構學習。
國家安定是吃飽飯的基礎
今天的中國是脱貧攻堅的典範。誰能想到在15年前的2005年，中國還是一個接受世界糧食計劃署援助的國家呢？1978年，為了更好的安置受迫害的越南華僑難民，中國開始接受世界糧食計劃署援助。
中國人用26年的奮鬥，最終換了人間。到中止接受援助的2005年，中國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捐出的糧食，不僅超過了受援助的糧食，而且成為第三大糧食援助國。
但中國人為了吃飽飯而奮鬥的歷史還要更長。筆者看來，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甚至抵抗鴉片戰爭時期。因為在此之前先民們為了豐衣足食的辛勤勞動，並不是一種具備現代糧食安全觀的生產活動。
這種轉變突出體現在：五四運動之後，引領時代浪潮的中國領導人物幾乎一致認為，建設強大文明的國家是實現普遍温飽的前提。有人肯定會問，這兩者扯得上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薩赫勒地區國家已經很好地從反面展示了，不能有力地維持秩序（抵抗內外部壓力）和組織經濟生產的國家，必然不能保障人民温飽，而最近朝鮮的閲兵則從正面説明了這一點。
10月10日凌晨0點，朝鮮在平壤舉行了盛大的夜間閲兵式，慶祝朝鮮勞動黨成立75週年。這次閲兵式，朝鮮集中展示了以新型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和潛射彈道導彈為代表的一大批新式武器，震撼了世界。
朝鮮閲兵展示的新型陸基洲際彈道導彈
人們不僅注意到朝鮮公開了一批水平較高的武器裝備，而且還注意到朝鮮人民軍的軍容軍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僅僅就在兩年前，除了最高司令部護衞縱隊步伐整齊之外，其他各參閲部隊都有被網友們戲稱為“彈簧步”的現象存在。
“彈簧步”產生的根源，在於踢腿高度與身高不符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朝鮮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紀初，都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饑荒改變了朝鮮的政治面貌，也讓朝鮮成年男性的身高一再降低，正如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説：“饑荒不僅僅是飢餓”。在不改變隊列動作中抬腿高度的情況下，“彈簧步”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朝鮮出現的糧食危機，既有1995年洪災的影響，也與朝鮮的環境安全密不可分。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朝鮮地緣環境雖然也不好，但能得到整個紅色世界的大力援助。但蘇聯解體之後，援助斷了，美國逼上了門，還有韓國虎視眈眈，朝鮮又到了危險境地。
國家安全沒了保證，對糧食產量有立杆見影的影響。朝鮮是一個嚴重缺乏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沒有石油，農業機械開動不了，就生產不了化纖，氮肥的生產也會受影響，這些東西合在一起就是饑荒。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就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禁運和制裁。
不要説是因為朝鮮搞核試驗，當美國總統布什把朝鮮列為“邪惡軸心”時，距離朝鮮進行第一次核試驗都還有4年，更不要説幾乎每次朝核問題的談判，都是因為美國“退羣”、“毀約”而夭折了。
朝鮮最困難的時候，眼睜睜的看着韓國超越自己，成為“亞洲四小龍”。而朝鮮由於極度缺乏汽油，甚至不得不改裝出了一大批燒木炭、燒煤的汽車，運行起來好像着火了一樣。向其他國家請求不多的援助，還有西方國家豢養的學者説怪話，把饑荒説成是“朝鮮政府的統治策略”，“國際援助通過‘農業生產、工業製造、出口、用於貿易和政治關係’轉變為朝鮮的軍事力量”。
朝鮮燒木炭的卡車
此次閲兵，我們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樣。朝鮮受閲士兵身高相當整齊，而且較以往有了提高。體量雖然仍較小，但不再都是麻桿身材。有了這樣的變化，金正恩的那句“時間站在我們一邊”才顯得令人信服。
一個人強壯起來，是很快的，嚴謹認真的準備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時間，但身高的普遍提高則需要在生長期較長時間內保證合格的營養。如果我們把時間對應起來，剛好可以落到朝鮮核彈武器化實驗成功以及美國把軍事重心移到中東上，兩個時間點之間是中國在地區事務中肩負起越來越大的責任。
這充分説明了，國家的安全穩定，是糧食安全的基礎。同時也説明，只要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要興風作浪，不要危害和平與穩定，世界各國的發展潛力其實並不差。畢竟大家都不傻，都知道餓了就要找飯吃。
工業化是目前解決吃飯問題的靈藥
中國人也是要吃飽飯的，而工業化的道路不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是如此。
眾所周知，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此羸弱的工業基礎，如果像撒胡椒麪一樣抖下去，不僅幫助不了農村，還會拖累工業積累。因此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農業增產的主要方式是集體化。
這條道路就是以少數工業化產品為基礎，培養訓練一大批農村工作的骨幹，靠提升農村的組織度來激發農業產能。按毛主席的説法就是：“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中國的農民從此被前所未有地組織了起來，興辦了一大批集體農業工程，其中又以水利工程的成就，最為人所稱道。計劃經濟時期，黨和政府發動羣眾，大興農田水利。到1980年，全國灌溉工程基本框架形成，灌溉面積達7.33億畝，大中型灌區基本都是那時建成的。這段歷史，還催生了諸如紅旗渠等主要以人力修建而成的奇觀。
紅旗渠
2014年，在佔耕地面積一半的灌溉農田上，生產了佔全國總量約75%的糧食和90%以上的經濟作物，大量的農田水利工程對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現代農業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除了農田水利，工業化最重要的貢獻是化肥。中國至遲到上個世紀30年代就已經有工業化生產的氮肥了，但因為戰亂頻發以及反動政府無心建設，1949年我國化肥實際產量僅6000t（折純），還不到印度的1/3，僅僅是美國的零頭。
新中國成立之後，原來的老廠迅速恢復生產並實施了擴建工程，同時一大批新廠也陸續開工建設，中國以氮肥為代表的化肥產量迅速增加。在這個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科研技術人員敢於打破常規，在生產條件極為落後的情況下，有效地擴大了產能。
例如侯德榜等研發了碳化法生產碳酸氫銨工藝，開闢了氮肥新品種，並開始用無煙煤作為燃料。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極大地緩解了資金和原料對氮肥生產的限制，大幅加快了氮肥工業的發展。
2002年，中國氮肥的生產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2009年中國氮肥的生產量不僅超過發展中國家的總和，而且也超過發達國家的總和。以氮肥為代表的化肥大量使用，是中國以全球10%的土地資源、21%的灌溉面積養活20%的人口並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的關鍵。
中國氮肥生產量年度變化趨勢
工業化還解決了傳統農業社會人口快速增長，終會超過土地承載力的問題。在過去，有些人總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主要是計劃生育國策的作用。計劃生育當然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但主要是樹立少生優生的政治正確性，改變了傳統的風氣。
真正有效制約人口增長的，還是工業化。何以見得？
下圖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各地區分性別和孩次的數據。如果這是真的，那麼2010年出生的中國男性將面臨着較嚴峻的婚育問題，同時也説明嚴厲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失敗了（一孩男女比就達到1.2:1，三孩某些省更接近2.5:1）。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看同樣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的另一張表就明白了。
奇怪不奇怪，隨着年齡的增長，人口統計中男女比不僅沒有增長（這裏假設年齡大的人羣觀念更偏向於“多子多福”），反而在22歲之後降到接近1:1。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計劃生育政策下，很多人有強烈的隱藏女性出生人口的動機。男性人口出生之後的頭幾年被户口登記的概率要大於女性出生人口，換句話説，就是人口普查的部分數據出現了失真。
筆者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説明，對於生育這樣敏感而私人的事情，政府的掌握力是很有限的，而隱匿的人口要到他們升學或者工作才能被發現。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計劃生育對於減緩人口增長，尤其是農村地區人口增長的幅度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國今天人口增長能趨於平緩，甚至有提前進入到老齡化社會的風險，主要還是因為工業化。
思考飢餓與人口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所謂的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其實在內核上高度統一。但我們不能僅僅慶幸於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還應該居安思危。僅就廣義的糧食安全而言，目前還存在油料作物、飼料作物較高依賴於進口，甚至食用動物優秀種質也高度依賴於進口的情況。
如此種種，要求我們不斷前進，謀善法而求良策，成萬世治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