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面對“恐襲”，法國政界何以如此高調？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疫情高峯下發生的恐怖襲擊震撼了整個法國。正在國外訪問的內政部長立即終止行程回國，而總統馬克龍也親臨現場哀悼，並定調這是對言論自由的襲擊，是恐怖分子“想要打倒的是共和國”。隨後宣佈為被害的老師舉行國葬。
18號週日，全國不少地方都舉行了哀悼儀式——儘管此時法國疫情已經嚴重到許多城市不得不宵禁的程度。法國總理讓·卡斯泰、教育部長讓-米歇爾·布朗凱、內政部部長級代表等內閣成員以及巴黎大區議會主席、巴黎市長、左翼社會黨第一書記，極左翼“不屈的法國”黨首等參加了巴黎共和國廣場的集會。其中教育部長布朗凱還呼籲“團結起來，與民主的敵人作鬥爭”。
雖然法國的政治極為撕裂，甚至面對黃馬甲運動中出現的暴力都立場分歧，但這一次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齊聲譴責，調門也是一個比一個高。巴黎大區議會主席瓦萊麗·佩克萊斯表示：今晚一名老師遭到激進伊斯蘭分子野蠻的殺害。他想摧毀我們，想對我們的教師封口。我們絕不答應。
法國人民運動聯盟籍議員埃裏克·西奧蒂聲稱：面對伊斯蘭，我們要停止後退。這就如同打仗。言語和權宜之計都不會奏效，我們必須行動起來！
法國社會黨議員瓦勞表示：面對野蠻的行徑，我激憤！共和國的核心聚集在校園、教師、自由的教學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受害者和受害者的親屬。我們要維護自由、平等和博愛，一項都不能少！
極左政黨“不屈的法國”領頭人、國民議會議員梅郎雄表示：刺客把自己封為上帝，他玷污了宗教信仰。而兇手讓我們清醒地看到，還不得不和這些敗類共存。
極右更是大做文章，稱：伊斯蘭在向我們宣戰！ 一名老師在課堂上展示默罕默德漫畫就被斬首，我們還是在法國嗎？難道要承受這種野蠻行徑嗎？我們應該用武力把他驅逐出境。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法國本土全部十三個大區（相當於中國的省）一致決定，為了回應這起襲擊，出版一本政治和宗教漫畫集，以供在高中分發！要做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學生都要有一本！
從正常邏輯上講，政府面對國內突發的種族衝突，應該是想辦法化解，大事化小，避免對立升級。然後等事情平息下來後，再想辦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特別是這個嫌疑人，是在法國成長、也是在法國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此前他沒有任何案底，更沒有激進化傾向，算是一個好公民。這樣的人都能變成恐怖分子，可見雙方的矛盾已經激化到什麼程度，這才是整起事件真正令人感到恐懼的地方。因此從道理上講更應該謹慎應對。但顯然法國不是這種套路。
公平地講，不僅馬克龍，換一個人來做總統也會如此處理，原因並不複雜。
一是事發突然，政府來不及干預，媒體就鋪天蓋地地報了，一下舉國激憤，政府想低調也不可能。只能按着長期教育下形成的政治正確來處理。
一名示威羣眾舉着寫着“我是老師”的牌子（圖源：CNN）
二是今日法國雖然種族日益多元化，但法蘭西民族還是主體民族，幾乎所有政治人物也都是來自於此，自然必須考慮他們的感受。特別是在法國這種依靠選票的政治體制下，誰擁有大量的選票，誰就擁有相應的政治份量。他們的利益和聲音相較於其他族羣自然是最重的。
三是握有公權力的執政黨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馬克龍執政三年多來，先是改革引發席捲全國的黃馬甲運動。剛稍有平息，又被退休制度改革引爆持久不衰的抗議浪潮。這股浪潮還沒有結束，新冠疫情又迅猛而至。法國本就乏力的經濟被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抗議、社會騷亂和病毒突襲衝擊得更是七零八落。所以不出意外，在第一波疫情期間進行的市長選舉中執政黨大敗。孰料，付出巨大代價的55天封城竟然沒有遏制住疫情，第二波更加猛烈，每日新增一再突破三萬大關。在這種情況下，馬克龍政府已再也受不住其他打擊。
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10月9日，一位在馬裏被劫持四年後終於獲釋的法國人質被釋放返回法國。在疫情如此嚴重、經濟如此糟糕的情況下，馬克龍總統竟然親自去機場迎接。雖然戴着口罩，卻有身體接觸。這種做法的原因絕非是“他是人民選出來的，要對每一個法國人負責”這樣的陳詞濫調所能解釋的，而是政治作秀。按常理説，在法國處於空前的挑戰和困境之時，國家領導人在時間和資源都有限的情況下，應該分得清輕重主次。所以這舉動實際上是為了拉抬自己低迷的政治支持度而已。從中就可以看出馬克龍所面臨的政治壓力。
因此，面對着此時發生的針對中學老師的襲擊，馬克龍已經沒有退路，只能上綱上線，無比地高調強硬。當然，把事件搞大也符合馬克龍自己的政治利益：可以成功地轉移民眾視線，把大家對經濟和疫情的不滿轉向恐怖襲擊。
四是這十年間，法國已經成為恐怖襲擊的重災區。全法對此已經極為敏感。尤其重要的是，每當發生這種帶有種族衝突色彩的恐怖襲擊時，反移民、反歐盟、反對外來族羣的極右政黨總是要吃人血饅頭的，因此其支持度一路走高，在法國和歐盟的政治領域不斷開疆拓土。由於極右的論調受到越來越多激憤的法國民眾支持，逼得傳統政黨也必須跟進。遍覽各政黨的發言，大家會發現法國政治精英的立場已經是右和極右的區別，左的聲音都消失了。
五是再過一年半多一點，就要舉行總統大選了。明年元旦一過，選戰就會開打。但其實早在2020年1月16日，極右政黨勒龐女士就已經打響了2022大選的第一槍：宣佈參選了！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有意角逐大位的政治人物不能犯錯，而且要緊跟民意。至於民意是否理性，是否更符合法國的長遠利益，現在顧不了這麼多。像屬於極右的政黨，恨不得種族矛盾越來越激化才好，這樣才能有效擴大它的基本盤，贏得更多的支持者。説起來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結構性弊端了。由於四年或五年的大選，導致領導人物日益短視，只看眼前，完全不管國家未來和長遠利益。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也不得不提。即少數部分精英或者我們常説的“Deep State”是希望通過激化矛盾來刺激民眾覺悟，打破政治正確進而達到挽救法國的目的。
早在1985年10月，《費加羅雜誌》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30年後我們還是法國人嗎？》並配以共和國女神瑪麗安娜頭戴伊斯蘭圍巾的拼貼照片。極右的瑪麗·勒龐2010年12月曾將穆斯林在街頭祈禱比稱為納粹佔領巴黎。
曾多次由於刊登涉及伊斯蘭教的漫畫而引發恐怖襲擊的《查理週刊》，早在2006年刊發關於穆罕默德的漫畫時，還發表了一個“大家一起來反對新極權主義”的聲明。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戰勝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後，世界要面對一個新的極權主義的全球威脅——伊斯蘭主義”。《查理週刊》是在把伊斯蘭主義當作邪惡的極權主義來反對的理念下才發表的漫畫。
在支持者看來，他們要進行的是文明之戰：法國要捍衞自己文明的未來，伊斯蘭文明要重新立足乃至取代西方。
但是一些知識分子在表達觀點時面臨着自己價值觀的嚴重製約。如果敢於直白地表達激進觀點，就會被扣上種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帽子，不僅身敗名裂，還會有牢獄之災。所以利用恐襲喚醒民眾、改變法國的政治輿論環境，就是唯一的選擇了。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一些知識精英比如《查理週刊》，就一而再地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名義冒犯和激怒伊斯蘭社會。
以這位被殺害的歷史老師為例，10月5日他給初中生看穆罕默德的漫畫，這在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家長裏引起強烈反對。第二天就有家長找到校長，説老師以她女兒是穆斯林為藉口把她女兒排擠到走廊上（實際是讓認為可能會感到受到傷害的學生出去迴避）。10月7日校長收到好幾封匿名的抗議郵件。
於是教育監察員10月9日下午陪着校長和歷史老師談話，向他重申了非宗教和中立的規定。這次談話是為了歷史老師與校長和學生家長們之後的會面作準備的。本來學校領導和學生家長的溝通顯然平息了緊張的氣氛。但就在當天，這位歷史老師又講到了穆罕默德漫畫的議題。於是這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學生家長那裏引起了更加強烈的反彈。他們在社交平台上對老師的做法表達了憤怒。其中有一位家長對法新社説，“我兒子回家來告訴我們老師今天講這個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顯然 ，這位歷史老師即使在教育部門和學校校長和他溝通，強調非宗教和中立規定之後，再次觸碰這個敏感議題，才最終導致16日悲劇發生。現在我們很難知道這位歷史老師究竟是如何想的，為什麼會一而再地這樣做。但這和《查理週刊》一而再地刊登引發伊斯蘭社會憤怒的漫畫非常相似。
這次案件中被殺害的老師塞繆爾·帕蒂（Samuel Paty）的照片（圖源：騰訊網）
類似的種族衝突能找到解決方法嗎？實事求是地説，很難。一是法國的穆斯林羣體已經超過七百萬，超過法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麼龐大的族羣，不管用什麼限制手段，代價都極為高昂，法國承受不起。而且穆斯林社會遍佈整個歐洲，一國有事，容易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也會極大惡化法國與全球伊斯蘭世界的關係。
二是價值觀洗腦太過成功。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言論自由已經成為法國上下神聖的信條。儘管極右翼可能正在發起挑戰，可一旦撼動的話，可能問題還沒解決，國本就先動搖了。
其實這套價值觀早就漏洞百出，法國實在是不要也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什麼言論自由？這位歷史老師不能講與主流價值不一致的話，這算什麼言論自由？這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什麼區別？如果這位老師在課堂上講了反猶的話或者出言否定法國的民主共和體制而被殺死，他還是為言論自由而死的烈士嗎？
同樣是漫畫，一個月前，著名的體育漫畫家Espé和專欄作家Antoine Vayer因為一幅被認為涉及性別歧視的漫畫而被《人道報》解除合作合同。就是按法國的標準，幾乎在同一時間，一位作家因為言論被判刑，一個歷史老師因為言論而被砍頭，一位畫家和一位專欄作家被報社解除合同，這算是什麼言論自由的社會？
不僅法國如此，整個西方也一樣。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一位教授因為在課堂上教授羅馬天主教會對同性戀的看法而被學校開除；堪薩斯大學一位教授因為寫了一段抨擊全國步槍協會言辭激烈的推特而被停職；範德堡大學的一個基督徒學生組織因為主張該大學應由基督徒領導而被迫解散。就在今年7月17日，美國密歇根州一所高中的教師，28歲的賈斯汀·庫切拉就因為在推特上發言支持特朗普要求“學校必須在秋季開學”以及表示“不再沉默，特朗普是我們的總統”；在遭到反對後以一句“自由主義者真遜”回懟，後被學校解僱。
只不過西方擁有話語權和議題主導權，可以將這些事實“低調處理”（也就是掩蓋）。
從歷史上看，法國能擴張到今天西歐最大的國家，也是經歷過吸納不同族羣的挑戰的。法國十六世紀上半葉吞併布列塔尼後，不斷地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加強同化。兩百年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又開始對之進行全面的強制同化：禁止説布列塔尼語（當時的政府口號是“不準在地上吐痰，也不準講布列塔尼語”）、將布列塔尼傳統區域分割肢解：分成五個省，而且不承認這幾個省之間在歷史上和文化上的聯繫；用本土語言講話的學生遭到侮辱性的懲罰。這個專橫的政策一直延續到1960年代。我曾在南特這個城市生活過，雖然每年也有一些人上街遊行要求布列塔尼獨立，但除了被當作民主櫥窗，根本毫無意義。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只有對法國的認同。
只是到今天，法國和整個西方已經不能再這樣對待少數族羣。假如法國自己的出生率很高，人口比例不變，其他族羣的到來或許不會成為什麼問題。但現實卻恰恰相反。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正面臨嚴重的種族危機。
總之，這個問題已經近乎無解了。未來看，要麼“異質”文明因為高出生率最終取代歐美本土文明，要麼種族衝突全面爆發，一方被驅離或者清洗。不管哪一種結果，都意味着傳統西方文明的終結和毀滅。
最後我要説的是，為什麼法國和西方出於地緣政治的需要打新疆牌沒有用。因為它們打的是人權牌。對於伊斯蘭社會，人權並非本源的價值，也不是最重要的價值。他們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西方偏偏對此一再冒犯。所以，儘管西方打人權牌，但整個伊斯蘭社會並不隨之起舞，相反卻因為宗教問題不斷與西方發生嚴重衝突。
我畢竟生活在法國二十年，還是想對它説幾句肺腑之言：當法國和西方否定抹黑中國成功的抗疫措施時，它們付出了巨大代價。那麼當它們又在攻擊中國的新疆政策時，又將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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