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橘財經專訪楊驊：如果沒有政府在3G時代下這個決心，就不會有今天5G的先發優勢-楊驊、大橘

採訪/周遠方

編輯/呂棟

通信行業從未如此“出圈”，5G無疑是當下萬眾矚目的焦點。

它不但是中國“新基建”的關鍵要素，是賦能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而且還因美國的干擾打壓，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博弈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期三天的2020年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16日閉幕。中國通信人們在5G商用一週年之際，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中國移動已建成5G基站35萬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聯合建成5G基站33萬個，均提前完成全年計劃，中國5G基站數達全球70%；中國5G用户數已達1.5億，佔全球90%……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5G時代剛剛拉開序幕，它也正遭遇着所有新生事物都遭遇過的質疑：5G到底是不是那麼有用？5G的能耗等技術問題能否解決？對消費端來説，5G帶來的新體驗似乎並不明顯；對產業端來説，5G的賦能效果還停留於少數案例，尚未轉化為明顯可見的效益……4G的潛力還沒挖盡，有沒有必要那麼快上5G？

鑑往知來，觀察者網在第二屆5G千兆網產業論壇會前專訪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在這位推動中國3G標準走向世界的親歷者看來，由於移動通信行業有跑馬圈地的特性，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當年下大決心對抗歐美WCDMA和CDMA的先發優勢，力推TD-SCDMA（下簡稱“TDS”）成為世界三大標準之一，就不會有之後的“4G並跑”和今天的“5G引領”。

以下為訪談實錄，全文約6500字，閲讀時間25分鐘。

**記者：**從去年年底開始，5G的商用就在如火如荼地推進，從移動通信的1G時代開始，中國第一次獲得寶貴的引領地位。但我們知道，這樣的格局來之不易，是中國通信人數十年努力的結果，尤其是從3G時代開始，中國標準真正成為全球三大標準之一。

您作為親歷者，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當時的形勢？當年我們的TDS是不是在對抗WCDMA和CDMA2000標準的先發優勢？中國市場是不是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楊驊：**我覺得這個問題挺好，因為3G過去這麼多年了，最近還沒有人從這個角度談過。我作為當年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還是有很多感觸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放到更大的環境裏去看，大國，尤其是擁有龐大市場規模的國家，是有責任和義務通過市場來帶動本土的產業發展的。我們小時候上學講中國地大物博，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就是市場規模大，這是最大的優勢。

大家這麼多年一直在追求技術創新，從各個領域都希望能夠有所突破。但是創新的最大價值，是在市場上得到規模化的認同，這樣的創新才算成功。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同的市場規模其實對於創新的支撐力是完全不一樣的。這麼多年來，我國投入很多資金來支持各個行業的創新，做了很多有力的推動工作，從我個人體會來説，市場對創新的推動和牽引是最大的。

由於中國有這麼大的商業市場空間，當我們要提出一個技術標準的時候，本國市場規模足以推動這個標準得到廣泛應用，市場的應用又會帶動產業鏈的快速成熟。

當年我們推動TDS標準的時候，處在非常劣勢的狀態。WCDMA和CDMA2000（歐、美的標準）已經在全球許多地方開始建網了，我們才開始提出標準。人家已經開始成熟商用的時候，我們才開始提出做產業化的開發，這個差距是巨大的。

從全球整體發展節奏來看，大部分主要國家發牌照都在2005年以前，我們是2009年發的牌照，滯後了五六年。這是因為TDS起步比較晚，TDS是2003年才開始在我國產業化開發，但WCDMA那個時候在英國已經開始商用了。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可以説我們的政府非常睿智，因為業界都迫切希望早發3G牌照，但是中國卻遲遲沒發，在全球主要市場，我們是最晚發3G牌照的。

如果那時候中國做另外一種決策，2005年就發牌照，這樣的話，中國的移動通信產業就沒有機會崛起。整個中國市場仍然會是WCDMA和CDMA2000的天下。

為什麼當年我們在那麼滯後的情況下，還要提TDS標準呢？我們要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現在總結説“1G空白、2G跟隨、3G突破……”，其實1G的時候從技術角度來講不完全是空白，1G在沒有國家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西安郵電四所的李世鶴（後來成為“中國3G之父”）和江蘇江陰市經委達成合作意向，開發“大哥大”，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技術上取得成功。但當我們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採購元器件，準備要按市價銷售這個產品的時候，競爭對手摩托羅拉一下子把整機售價降到我們的器件成本線以下。我們在1G時代的努力就這樣沒能成功。

李世鶴和他開發的YD9100大哥大

**記者：**它提早形成規模效應了，就有降價空間。

**楊驊：**是的，它有很大的先發優勢，可以控制成本。結果我們那個技術最後就只能給一些特殊行業做應用，發揮了一些作用。在公共市場上，因為摩托羅拉整個都降價了，比我們器件買入成本都低，我們沒辦法做。

**記者：**這就是贏者通吃的先發優勢。

**楊驊：**是的，到2G的時候，主體是GSM和CDMA，我們當時都做了跟蹤仿製。移動通信行業有跑馬圈地的特性，比如説我們在北京發牌照，第一期建設可能用户較少，後續根據用户增長每年要擴容，但是隻要第一期比如愛立信中標，後續的全北京擴容市場都是愛立信的。

由於我們在2G以前的技術標準上沒有佔得先機，因此只能跟在人家後面，總是慢人一步或兩步。1999年《人民日報》、《人民郵電報》當時都是重點報道了我國移動通信技術實現羣體突破，當時的標誌點就是介紹了大唐、中興、華為的GSM基站實現了全面突破。

但是，我們沒有市場份額，因為我們國內的GSM基站部署啓動早於99年這個時間點，所以各個地方基本上都已經被外企佔了。只是出於支持國內發展的一些要求，中國企業到還沒建網的老少邊窮地區，少量建設一些，但是沒有能夠在主流市場上發揮作用。

**記者：**只能從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做起。

**楊驊：**對，所以到3G的時候，已經有WCDMA有CDMA2000兩個標準，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還要提出一個TDS？就是希望在技術標準上有話語權，因為這個標準是我們提出的，我們自然在這個技術體系裏走在前列，我們想這樣去尋求移動通信產業的發展和市場份額。

當時全球都認同是FDD體制，我們這個是TDD體制（注：TDD即Time Division Duplexing，時分雙工，是移動通信系統中使用的全雙工通信技術的一種，與FDD相對應，是在幀週期的下行線路操作中及時區分無線信道以及繼續上行線路操作的一種技術），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説，我們當年是“換道超車”，如果按照同一條路走，我們是追不上的，FDD人家有幾十年的積累，所以我們用TDD的技術模式。

當時TDD是不被市場認同的，歐美也很清楚，市場就這麼大，如果中國的TDD成功，就必然要切分蛋糕，所以各方面給我們很大的打壓。即使在我們中國，在行業內部討論支持標準形成的時候，大家都很熱烈，但是一旦成為標準後，要開始產業化開發，大家都持懷疑的態度，認為我們不可能做出一個成功的東西。

FDD和TDD技術示意圖

**記者：**當時國內有很多報道質疑，這個標準不被國際主流認可，投入過大等等。

**楊驊：**當時既不被主流認可，大家也沒有信心去做這件事。但是政府對這件事情是有非常清醒的認識的，緊緊把握住了市場啓動的節點，在TDS沒有基本成熟的時候，頂住壓力，不啓動我國3G的市場應用，當TDS具備一定的應用條件以後，才開始啓動，並且給了它一塊很大的市場，就是中國移動。

當時中國移動在2G時代佔有60%-70%的市場，作為市場基礎來帶動TDS應用。當然，從2009年TDS發牌開始，因為不成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大家吐槽很多。

**記者：**是的，當時一段時間大家的切身體會是，移動的手機信號沒有聯通的CDMA好。

**楊驊：**但是TDS在兩年的時間裏面快速成熟，達到了和WCDMA和CDMA2000手機相當的水平，中國市場的總用户數也超過了50%。我們的初期的目標是希望TDS和CDMA2000、WCDMA一樣，能取得三分之一就算成功了。結果由於產業界的共同努力，我們做到了50%多的市場份額，應該説這樣一個規模的用户量帶動了產業鏈的持續成熟，也奠定了後來4G時代TD-LTE的成功。

由於4G有了成熟的產業鏈和創新鏈，所以我們在4G階段拿下了在全球的半壁江山。這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原來我們希望4G的時候我們能有全球1/3，後來我們在全球佔了一半，在中國市場遠遠超過一半。

所以從3G時代開始，我們創新的成果能夠得到市場實戰錘鍊，推動它成熟。因此中國這麼大的市場，對於創新和標準技術的發展是有強勁的推動力的。像一些市場較小的國家，在某些技術上可能很領先，比如日本在在第一代、第二代的移動通信技術上，是比較領先的，3G上也不落後，WCDMA它也是最早的，但是由於市場規模限制，因此對於產業鏈的帶動能力不像我們中國市場這麼大。為什麼日本的企業慢慢就淡出通信領域了？我覺得有一個因素是他們當時沒有看好中國的TDS，沒能在這個市場上獲得利益，來帶動產業鏈發展。

**記者：**我印象中，日本自己發展的不少技術，都遭到了美國通過市場手段的打壓。

**楊驊：**是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我們中國這麼大的市場規模，不但對於TDS很重要，對於未來其他各個行業裏面相應的創新和形成標準，都將會是一個強力的牽引和推動，能夠使我們的相關產業快速成熟。

尤其在今天國內外複雜的形勢上，由於我們在不少領域起步比較晚，客觀講，國外在某些行業裏比我們領先，大家更願意用國外的產品。但是在今天這種環境下，國外技術很多門都給你關死了，這就迫使我們要自己去做。其實我們這個市場容量足夠大，足夠帶動各行業創新的技術標準和創新產品的成功。

**記者：**在5G的應用上也是如此。

**楊驊：**是的，像今天的5G，我們走向了世界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我們這個市場強有力的支撐，使得我們的技術和產品能夠快速成熟，而且由於規模效應，使得成本大幅降低，這樣到國際市場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非常強勁的競爭力。中國的移動通信產業，在這次5G被打壓之前，國內的系統設備已經佔全球一半，終端設備佔70%，就是基於國內市場規模所培養出來的競爭力。

中科院院士尹浩在5G千兆網產業論壇暢談天基信息網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3G標準的形成對後來的4G、5G發展是很有幫助的，那麼當時這麼做，有沒有預見到今天的局面？

**楊驊：**這倒沒有。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很落後，1G空白，2G還在跟蹤仿製，不要説創造，我們實際上是看人家怎麼做的，模仿做相應的東西。3G的時候因為這條路走不通了，走了一段時間以後，產業上創新的成果得不到市場的認同，所以被逼得沒辦法，剛好遇到國際電聯有這樣的機會，希望形成統一的標準，向全球徵集標準，所以我們嘗試提一箇中國的標準。在那個時候我們僅僅期望能在國際化的標準組織裏面發發聲，反映一下我們的訴求，這是我們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因為我們原來沒有標準，老是落在後面進不了市場，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標準能夠帶動本土的產業鏈起來。在這之前，中國沒有形成移動通信的產業鏈，中國市場上都是摩托羅拉、朗訊、北電、阿爾卡特、西門子、諾基亞、愛立信，那些如雷貫耳的公司。我們那時候提的口號就是，希望通過3G標準的發展，使我們國家能夠建立起移動通信的相關產業鏈，併為快速發展的移動通信市場做一點我們應做的貢獻。但是由於我們有這麼大市場的規模，而且移動通信又是近些年來高技術領域競爭的一個焦點，方方面面都比較重視，才使得我們逐步走到了今天世界前列的位置。在20年前，我們是不敢講我們要領先，只想在裏面有話語權。

**記者：**最後想請您談一下5G在賦能中國製造業上的案例和潛力，能不能舉一些例子？

**楊驊：**好的，5G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創新，我有一個跟業界不太一樣的觀點，我認為移動通信的發展，奇數代都是側重創新的，偶數代更多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奇數代創新創造出的需求。

這在5G上也是適用的，4G以前的通信都是“為人服務”，5G全面轉入了“為物服務”，面向行業服務，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長週期的過程，它需要行業的認同。對於個人來講消費習慣要改變，對於行業來説，生產模式要轉變，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認識上的統一，需要技術、人才各方面的準備。

從長遠的角度來講，5G對各個行業的賦能是有重大作用的。由5G賦能的未來整個數字化的社會，我認為核心點是兩個，一個是泛連接，5G包括未來的6G，都將提供高可靠的海量連接能力；第二個是泛計算，由於泛連接能夠把數字化的產業連接起來，同時把計算的能力通過5G網絡賦能到行業，賦能到生產線上面去，這樣就能大大提升製造業的效率。

從中國整個產業發展來説，目前中國是製造業的大國，但還不是製造業的強國。這是由歷史原因決定的，我們現在製造業的總體水平和德國、日本、美國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的。這又回到大家經常講的一句話，所有人都在講“彎道超車”，我個人的理解仍然是“換道超車”。按照傳統的模式要去提升追趕，我們也可以做，而且我們這些年也在做類似的工作，但相對來説，達成的效果和我們的預期是有差距的。因為我們在同跑道追趕的時候，人家也在進步而不是停滯。因此在新的產業變革出現的時候，就是新的機遇，這時候我們可以把原來的差距忽略掉，相當於站在新的起跑線上，重新和歐美國家並排往前跑，這樣我們就有新的機會。

現在5G所帶來的變革無論稱為“工業4.0”還是“數字經濟”，都是這樣一個機遇，能夠讓我們有機會跨越跟西方傳統優勢領域有差距的這一段。通過新一代的信息技術，5G、6G的網絡、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等新技術，來提升我們過去傳統的生產製造方式，在工業4.0這個階段實現快速發展，這也是中央所講的供給側改革的題中之意。

因為生產本身就是供給的過程，要提高供給水平，高效、低成本地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就需要通過先進技術來實現各個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實現我們的智能化製造，實現我們的數字化社會。5G有非常強勁的向各個行業賦能的作用，這也需要各行業和信息技術領域緊密結合，快速實現這樣一個跨越。

在北京通信展現場，工作人員現場演示遠程操縱遠在廈門港的龍門吊

**記者：**一方面我接觸過一些頭部企業，已經用這個技術來做柔性製造和供應鏈管理等等。另一方面，我也接觸過一些傳統製造業，比如由企業嘗試用數字化的能力去賦能傳統的紡織廠，把所有織布、紡紗的上下游供應鏈整合起來。這兩個例子我覺得都是比較典型的。

**楊驊：**對。我們現在主要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從行業的角度對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認識問題，大家從大的方向説都能理解，未來可能帶來這樣的一些好處，但實踐究竟怎麼做，怎麼樣一步一步形成不同行業間的協同，統一認識，行業間共同形成智能製造的解決方案？因為這個解決方案非常複雜，是一個跨行業，跨領域的解決方案，靠單一的行業的提升是不可能實現的。對這個問題的認知上，我覺得目前還有分歧。

**記者：**具體怎麼去做，還有成本等等的一系列問題。

**楊驊：**對，這是認知上的不同。目前雖然有一些應用示範，但還都是點面上的，都不成體系，比如你剛才講到的紡織行業，也是點面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基於5G的未來智能製造，應該是從原材料定貨開始就全系統智能化管理，但是現在只是某一點上或者某一個工序上的應用，包括醫院、礦山、煤礦等等。

再舉例來説，這次“綻放杯”5G創新決賽，其中陽泉煤礦是做得比較好的一個案例。我跟陽泉煤礦做過很深入的需求性探討，發現他們原來跟我講到的煤礦安全性需求，這一次並沒有完全覆蓋，原因有技術成熟度的問題，也有不同方面認知的問題，我覺得這需要多行業、多部門去解決這個事情。

第二個問題，剛好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們碰到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生產企業負擔都很重，保增長、保發展的需求現在是第一位的，因此企業難以下決心拿出更多的資源來做這方面的突破，這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兩個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中央也有新的精神，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面，在推進雙循環格局的要求下，這些問題都會改善。

另外我覺得，特朗普總統所採取的政策，將會加速中國供給側的改革進程，因為無法繼續對外依賴。

**記者：**那就專注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

**楊驊：**對，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挖掘國內供應鏈的潛力，原來我們的供應鏈不夠強大，更好的東西可能要選國外的，現在沒得選了，只好培養本土的供應鏈，這樣將會有助於我們未來實現內外雙循環的模式來發展我們國家的經濟。

**記者：**這就回到了我們前面説的，中國的市場容量其實足夠大。

**楊驊：**是的。我覺得你今天提的問題非常好，因為可能某些輿論只專注短期的繁榮，或者當下的壓力，並沒有看到整個國家長期的戰略。比如當年TDS一開始手機效果不好，一些人就認為這是不成功的。其實一個行業在起步階段，正在奠定基礎的階段，必須要有創新鏈、產業鏈的建立，以及研發人才隊伍的培養，如果沒有當時下那麼大的決心，就沒有後來4G，也沒有今天5G的發展。

（採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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