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新聞：中美科技供應鏈脱鈎內幕
【文/LAULY LI&CHENG TING-FANG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在一個炎熱的夏日早晨，美國在台協會的幾名官員拜訪了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台北總部，這家公司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主要供應商之一。
很明顯，這次拜訪與以往的禮節性拜訪不同，此前美國官員也曾不時拜訪這樣的企業以便了解行業狀況。而這次，他們開門見山，一坐下就提出了一個生硬的問題：“為什麼你們不把更多的產能轉移到中國大陸之外？為什麼你們還不趕快行動？”
與會者形容這次談話“嚴肅而令人不安”。一個與會者説：“我們感到不安。他們問了許多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夠回答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涉及到我們公司和客户公司秘而不宣的經營戰略。”但這次談話傳達出的信息是明確的：他説，美國政府向他的公司直接發出呼籲，要求他的公司切斷與中國大陸的聯繫。
《日經新聞》刊載本文
這些美國官員還會見了幾家台灣頂級芯片製造商，這些公司的產品供華為使用，而華為是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華盛頓正指責華為在為北京竊取情報。多位知情人士告訴《日經新聞》，這些會面的目的似乎是為了在不斷升級的中美科技戰中，將這些公司拉到美國這邊。
一位熟知內情的芯片業人士説：“他們來這裏是為了確保我們清楚地瞭解美國的出口管制規定，並向我們説明美國對華為的立場。但我們將他們的話解讀為警告。”
對於台灣電子行業的高管來説，這些會面是一個信號，説明世界兩大超級強國間的科技爭霸戰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場爭霸戰始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電信設備公司中興通訊實施制裁，隨後戰況步步升級，對那些據説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國企業，華盛頓逐漸加大了壓力。
一位與美國在台協會關係密切的人拒絕證實會議的具體內容，只是表示，美國在台協會與台灣企業就“供應鏈重組和出口管制合規”一事保持溝通是慣例。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裏，華盛頓已經三次修改了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規定，這些變化對華為的美國和非美國供應商都產生了影響。他們説，供應商現在小心翼翼地對待美國法律的長臂管轄。在過去兩年裏，特朗普政府正加速將中國企業列入所謂管制實體名單，在今年，又有約70家公司和組織被加入到實體名單中。
美國政府原本只向美國公司施壓，要求他們抵制具體的中國實體機構，而現在，美國政府正全神貫注地強迫非美國供應商也參與到全面封鎖中國獲取技術的行動中。
新加坡辛裏奇基金會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客座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卡普里（Alex Capri）表示：“為了延緩中國的技術進步，華盛頓已將技術供應鏈武器化，比如在半導體領域。”他説，美國的目標是“壓制北京的技術獨裁模式”。
按照台灣高管的理解，美國人傳達的信息非常緊急：將生產設施遷出中國大陸，減少與華為等大陸客户的聯繫，站在美國一邊，否則你們可能會遭遇最惡劣的情況——成為華盛頓的下一個制裁目標。
雙邊，現在
僅僅在兩年前，與中國複雜技術供應鏈脱鈎的想法還是難以想象的，畢竟這個供應鏈已在中國發展了二十多年。但來自特朗普政府的壓力使其變成了現實，在過去三年，從蘋果到谷歌，各個公司都開始離開中國遷往越南、印度、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對於全球科技產業而言，問題在於新替代供應鏈的生產效率能否與中國供應鏈年產逾2億部蘋果手機的生產效率相媲美。
在美國執行這一新政策的過程中，台灣處於關鍵地位，因為台灣的科技企業同時向中美兩國出售產品，在這些企業中既有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製造商台積電，又有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製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團（正式名稱是鴻海精密工業）。他們所服務的客户既有美國的頂尖企業，如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高通、惠普和戴爾，也有中國大陸的領先企業，包括華為、聯想、小米、阿里巴巴集團和Oppo。在一場中美新技術冷戰中，台灣企業處於騎牆位置，現正被迫（儘管不情願地）去選邊站隊。
蘋果主要供應商和碩公司董事長童子賢最近在台北舉辦的“后冠狀病毒時代”論壇上表示：“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幾十年來，科技行業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密切關注國際政治動態。”
上個月，美國政府通過美國在台協會公開重申了它私下傳達的信息，即所有外國技術供應商都應該離開中國大陸。
9月4日，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布倫特·克里斯滕森（Brent Christensen）與其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的同行共同主持了一個供應鏈重組論壇，公開倡導與中國大陸脱鈎。這是美國第一次在台灣舉辦這樣的活動。台灣本是一個外交灰色地帶，至今還沒有一個正式的美國大使館落地台灣，而北京則將台灣視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統一的領土。
布倫特·克里斯滕森説，國際公司“越來越認識到將本公司的未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綁定在一起是危險的”，它們已開始尋求在中國大陸以外設立生產製造基地。
克里斯滕森呼籲其他國家與美國合作，一起在其它地方重建供應鏈。“我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價值觀使我們成為天然的合作伙伴，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共同努力，我們將更加強大和高效。”
但對於科技公司來説，情況並非如此簡單，中國不僅是它們經營已久的生產基地，也是它們增長最快的市場。蘋果總收入中的20%，英特爾總收入的20%多和全世界最大的移動設備芯片製造商高通公司60%的銷售額都出自中國，儘管它們賣到中國的產品很多又被轉口外銷到別的國家。
一些大公司正盡力在漸行漸遠的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左右逢源，以避免讓自己陷入到選邊站隊的窘境。比如蘋果公司就採取了兩手策略以使自己在科技戰中八面玲瓏。自2018年末以來，該公司一直在推動供應商加速從中國撤離，同時它又積極培育中國本土供應商，使它們在中國國內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蘋果這麼做是想要確保自己能繼續接入這個擁有14億消費者的大市場。
在獲得蘋果的同意後，台灣緯創公司今年夏天將其在崑山市的蘋果手機組裝廠出售給當地競爭對手立訊精密工業。這一交易意義重大：這筆交易使這家中國大陸供應商在蘋果供應鏈中的地位獲得提升，並點燃了人們的希望，即立訊有可能成長為與科技製造業巨頭台灣富士康並駕齊驅的大陸本土企業。今年8月，大陸企業藍思科技也從台灣可成科技手中購買到了一個位於泰州的蘋果手機外殼製造廠，此前這個工廠一直為蘋果公司供貨金屬手機殼。
一個熟悉蘋果想法的高管説：“蘋果一直在培養中國本土供貨商。以前這麼做的理由是，這種策略給了蘋果更大的議價空間，但現在這種策略的作用是分散地緣政治風險。”
在參加美國總統競選之初，唐納德•特朗普就許諾要結束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結果，他發起了一場貿易戰，後來又演化成了一場科技戰，導致從芯片製造商到社交媒體巨頭在內的多家企業分崩離析。
· 2018年4月，特朗普宣佈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税；中國進行了相應的報復。
· 2018年9月，多輪不斷加徵的關税影響到了中美之間價值幾十億美元的貨物。華盛頓威脅要在2019年1月加徵新一輪關税，但隨後又收回了決定。
· 2018年12月，華為公司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任正非之女，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轉機時被捕。
· 2019年12月，美國開始軟化其在關税問題上的立場；在次年1月，與中國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 2020年5月，專為蘋果公司和華為公司等全球客户生產高端芯片的台積電宣佈有意斥資120億美元，在美國設立芯片製造工廠。美國禁止包括台積電在內的芯片製造商為華為下屬企業海思科技製造其設計的芯片。
· 2020年8月，美國開始推行“乾淨網絡”計劃，嘗試在雲服務器、移動網絡設施和移動應用領域將中國排除在外。
· 2020年9月，任何在研發生產階段與美國科技產生關聯的全球科技產品供應商必須停止其與華為的商業往來，除非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在美國標識出中國企業與軍方有關聯後，美國要求為中國生產芯片的主要芯片製造商台積電應在向美國申請許可後方可向中國企業供貨。中國出台“不可靠實體清單”，將違反中國法律和傷害中國國家利益的外國公司列入其中。
與此同時，富士康已將部分產能遷出中國大陸，但富士康堅稱自己不會選邊站隊。今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劉揚偉在台北投資者大會上談到中美關係時曾表示，“未來全球一定會出現兩強共治的局面。如何服務好這兩大市場，是我們一直在計劃的事情。”
但並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像世界級大公司蘋果和富士康那樣，擁有跨越分歧、左右逢源的能力。他們説，現實情況是，芯片研發企業仍然依賴少數美國芯片製造和設計工具供應商來製造最先進的芯片，如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KLA、Synopsys和Cadence design Systems。
這就迫使全球所有芯片供應商都要向美國政府申請向華為供貨的許可證。這一政策已於9月15日生效。自此以後，所有科技供應鏈公司幾乎都會陷入到動輒得咎的境地，無論怎麼做都無法同時取悦於中美兩國政府。
台灣經濟研究院高級科技供應鏈分析師趙世芳對《日經新聞》説：“一般來説，跨國科技公司不想在美中貿易戰中選邊站隊，但他們仍需為可能惡化的形勢做好準備。”。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反應一直很冷靜，但沒有幾個科技公司高管相信北京會一直保持克制。一家科技供應商的高管告訴《日經新聞》説，他們已收到了更多與中國當地官員“喝茶”的要求，在見面後，官員們會要求他們保證不會將企業撤出或裁員。
一些供應商已被要求在其廠區內部設立由中國共產黨管理的辦公室。他們説，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當局希望更多地瞭解供應商的動向，並防止供應商大規模外流。為了避免受到中國地方政府的關注，供應商大多選擇謹慎地不公佈其生產多元化計劃。
與此同時，在 9月19日，中國還創建了本國版的美國貿易黑名單：“不可靠實體名單”，任何不公平對待中國公司的外國企業都可能進入這個名單，判斷標準由中國政府決定。儘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企業被列入黑名單，但有中國官方背景的民族主義報紙《環球時報》在5月表示，蘋果、高通、思科系統和波音公司都可能會被列入中國的黑名單。
“在這場（美國和中國）巨象之爭中，我們試圖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一位供應鏈高管如此表示，他們此前一直想悄悄處置一些中國資產，然後將資金撤出中國，投資到東南亞地區。他還説：“我們擔心，如果美中緊張局勢繼續惡化，我們在中國的資產有朝一日會被扣押作談判的籌碼。”
“離開中國”
對於科技行業來説，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此前，他們可以在西方設計產品，然後在中國的工業中心製造，這個工業中心被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稱為“沃土”。30年來，該地區是成本、質量、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的最佳組合體。
現在，整個行業必須面對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衝擊的新現實，並越來越依賴在東南亞出現的分散、去中心化的供應鏈進行生產。
這個行業已經開始了近二三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大遷徙。政府數據顯示，台灣、日本和韓國各行業約2000家企業（包括許多關鍵技術供應商）已暗示有計劃將生產從中國大陸分散到其他地區。科技公司，尤其是像蘋果這樣的美國品牌供應商，正在考慮將其總產能的15%至30%轉移出中國大陸，這一比例相當於它們生產運往美國產品的產能。蘋果公司還要求其亞洲供應商在未來幾年推動施行生產多元化計劃。
日本已經啓動了一個規模達2200億日元（20.8億美元）的補貼計劃，以鼓勵企業將製造業遷回本土，並額外撥款235億日元補助企業將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地區。截至今年7月，已有近90家日本企業獲批收到補貼，同時有1600多家企業正在申請這筆資金。而台灣則從2018年底開始，通過特別減税及提供優惠貸款利率的方式，發起“遷產回台”運動。
今年年初，蘋果公司已開始在越南大規模生產其廣受歡迎的無線耳機，並計劃將更多產品的生產放到這個東南亞國家，而就在去年，所有這些產品還都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這家總部位於美國庫比蒂諾的科技巨頭還要求其主要手機組裝商富士康和緯創擴大各自在印度的產能，並敦促另一家主要供應商和碩迅速在印度建廠。
三星電子於2019年關閉了其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家智能手機組裝工廠，將關注焦點完全轉移到了越南和印度。為谷歌、亞馬遜和臉書數據中心生產的服務器已被轉移到台灣生產，而在兩年前，所有這些服務器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
某蘋果手機供應商的高管表示：“客户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中美兩國日益緊張的關係迫使他們不得不考慮改變自己的生產策略，這就像給自己買份保險一樣。在未來兩三年，你將看到不僅是大型電子設備組裝商，還有越來越多的零部件供應商會將產能轉移到中國境外，以支持新的供應鏈。”
新冠疫情的意外爆發進一步促使技術供應商分散風險，不再將所有資源投入到同一個地區。與此同時，對外國間諜活動的擔憂不斷加劇，使得各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態度更趨強硬。
台灣明泰科技是一家路由器、交換機和網絡設備供應商，該公司的一位經理對《日經新聞》説：“從去年開始，我們與美國客户一接觸，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否提供‘離開中國’的解決方案，尤其是那些將接入移動無線網絡的產品能否在中國大陸以外生產？”
他補充説，因此，明泰科技已在生產方面降低了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這些美國客户現在認為，如果這些產品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那就不安全了。”
對於谷歌的基建商聖暉集團以及和碩、緯創等蘋果主要供應商而言，科技供應鏈向東南亞擴張已成為其重要的新收入增長點。”聖暉總經理賴銘崑説：“我們發現有大量工程在東南亞國家出現，比如在越南、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
聖暉的董事兼發言人曹耘涵告訴《日經新聞》説：“去年，我們收到很多消息，某些公司正試圖從中國撤出，實現生產多元化。在今年，所有這些消息都變成了現實……這些技術供應商真的開始建造或擴建新的設施，我們已把一些中國員工派往國外發展業務。”
代價高昂的遷移
然而，離開中國的代價是高昂的。該國仍然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組合去解決生產問題，包括設置良好的基礎設施、其他國家無法提供的熟練勞動力，和只需打一個電話就能在數小時內組織起數十萬工人進行生產並交付部件。
美銀證券的研究顯示，如果產品在泰國生產，則可能需要40天才能使該產品上架美國商店，這幾乎是中國商品上架時間的兩倍。
一家重要的電路板製造商欣興電子的高管李長明表示，將生產遷出大陸對他的公司及其同業公司仍是巨大的挑戰。李長明同時還是台灣電路板協會主席，他表示：“製造一塊電路板至少有30到40道工序……在大陸，我們有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我們離所有材料供應商都很近……搬到其他地方意味着所有流程和物流都要被重新設計，這也意味着我們必須重新培訓工人。”
和碩的童子賢説，“（如果科技製造業搬離大陸），科技製造業將面臨根本性的變化。”他的公司以前只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集中生產，近兩年也在印尼和越南建立了新的生產設施，並即將在印度建立一個新工廠。“過去，從中國其他省份調集零部件只需兩個小時。但在未來，隨着供應鏈在中國境外的分散，想要調集零部件至少需要一到兩週的等待時間。”
童子賢還説：“這是一個我們都必須面對和適應的新現實。”。
政府主導型政策幫助鮮為人知的河南省鄭州市從一個貧瘠的農業城市轉變為一個生產製造中心，年產全球50%的蘋果手機。中國西部的重慶市政府幫助惠普及其供應商建造了一個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製造中心。全球每三台筆記本電腦中就有一台是在重慶生產的。
然而，即使在貿易戰爆發之前，由於生產成本上升和勞動力短缺，幾家供應商就已有將部分產能轉移到東南亞的打算。在過去四到五年，製造商在生產旺季越來越難以招聘到足夠多的生產線工人。近年來，工人短缺、土地價格和工資上漲已成為供應商普遍頭疼的問題，並已促使企業去中國以外尋找替代方案。
國際數據公司的分析師肖恩·考（Sean Kao）表示，許多企業在中國遭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折磨已有數年之久，早就開始計劃分散生產，但直到貿易戰爆發它們才開始採取行動。
肖恩·考説：“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替代中國。隨後中美關係開始緊張，還爆發了新冠疫情，這促使這些供應商及其客户下定決心至少將部分產能轉移到其它國家，走出舒適區……現在它們真的開始施行這一不可逆轉的新舉措。”
懷疑，蚊子
它們努力將業務轉移到中國境外，其結果卻喜憂參半。隨着針鋒相對的中美貿易戰升級，美國在2018年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實施了第一波懲罰性關税，在此後3年不到的時間裏，一條新的供應鏈就開始在東南亞和印度出現。
像蘋果手錶製造商仁寶電子等大型科技供應商已在越南購買土地；蘋果無線耳機和小米手機製造商英業達在馬來西亞開設工廠；蘋果手機和宏碁筆記本電腦的組裝商緯創在菲律賓設廠。但這些工廠往往規模較小，且分散在東南亞各地，並沒有滿負荷運轉。
同時向惠普和戴爾供應零部件的仁寶公司獲得了越南北部永福省的一塊土地用於建設工廠。但該公司在2013年被當地政府罰款並沒收了大部分財產，原因是該公司未能按照承諾使用土地和僱傭當地勞動力。
某供應鏈企業的高管向《日經新聞》描述了該公司東南亞工廠幾年前的狀況，“在有些情況下，這些閒置的工廠根本沒人，只有蚊子。”
供應鏈轉移 圖片來源：《日經新聞》
現在，東南亞的新工廠已不再閒置，但供應商所面臨的新挑戰卻成了效率不高。台達電子是蘋果、惠普和戴爾的電源部件主供應商，該公司董事長海英俊表示，其公司為應對貿易戰已啓動了生產多元化計劃，將擴大該公司在台灣、泰國和印度的產能。
然而，他説，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行政效率是外國政府所難以企及的。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出台了病毒預防指南，幫助製造業恢復了生產，它們是全世界反應速度最快的政府之一。
各行各業和市場觀察家們都在密切關注着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但無論誰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沒有多少人相信中美之間的競爭態勢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會平息下去。
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馬蒂恩•拉瑟（Martijn Rasser）説，中美關係不太可能回到“過去的好時光”。
“如果喬·拜登成為總統，我覺得他確實可能在語氣和策略上有所改變。（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致認為崛起中的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挑戰，而且國際盟友也普遍相信……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以促使其逐漸開放，並在一系列地緣政治問題上軟化其態度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哈佛商學院管理實務學教授史兆威（Willy Shih）對《日經新聞》表示：“美國大選可能會改變一方的領導層……這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兩國關係。但兩黨都支持採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所以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並不樂觀。”
“我認為很多科技產品的供應鏈已經發生了轉移，而且這股轉移的勢頭很難改變。”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日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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