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村富：古希臘有過“修昔底德陷阱”嗎？説説艾利森教授的“圈套”

【文/陳村富】

近幾年來，“修昔底德陷阱”又成了學人們口中的熱詞。追根溯源，它原本是1980年美國小説家赫爾曼•沃克(H. Wouk，1915—2019)在一篇文章中用來警告美蘇之間“冷戰”的，蘇聯解體後，該詞變“冷”；然而，在2015年前後，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又將該詞撿起，重新賦義，用於比附美中關係。

他除了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美國與中國正在走向戰爭？》外，還在2017年出版《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隨着該書不斷重印再版，2018年9月，八旗文化公司出版了包淳亮的中譯本(以下簡稱“包譯本”)；201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陳定定、傅強的中譯本(以下簡稱“陳譯本”)。

在美國，2019年的原著重印本在醒目位置刊載了40則“讚譽”，其中既有美國高官、全球名人，也有重要研究機構和媒體。在中國，包譯本的封面則寫着：“未出版已轟動全球的權威分析”，“‘美國優先’與‘中國夢’能否和平共處，關鍵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一時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全球政界、學界熱議的話題。

誠然，如果真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作者真是為了世界和平、美中友好，那麼這倒是全球性福音。但如果艾利森教授託名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約前460—約前400)，搞的是“偽修昔底德陷阱”(Pseudo-Thucydides’strap，“託名修昔底德陷阱”)，那他所奉獻和設計的“安全出口”(safetyexit)，恰恰就是“艾利森圈套”的“入口”(trap，原為捕捉動物用語，有漢語的“陷阱”“圈套”“捕夾”“詭計”等多重意思)。根據我對古希臘哲學史六十年的研究，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純屬艾利森託名修昔底德搞出來的圈套，而且是為中國量身定製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圖自youtube“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賬號

一 、雅典與斯巴達不是什麼“崛起國”與“守成國”

雅典、斯巴達出現於公元前8世紀左右城邦制形成時代，大體上屬於同時產生的古希臘兩種政制、兩條發展道路的代表。在城邦制初始階段，愛琴海兩岸的米利都、愛菲斯，內地的底比斯、阿戈斯、埃利斯、科林斯，成為了強勢城邦的代表。公元前7世紀末至前6世紀初，古希臘有幾個城邦發生了一場改革(改制)運動，其突出代表就是雅典的梭倫(Σόλων，約前638—前559)與斯巴達的萊格古士(Λυκοῦργος，Lygurgos，前700—前630)，從此雙雙崛起。《希波戰爭史》(也譯作《歷史》)的作者希羅多德(Ἡρόδοτος，Herodotus，前484—前430/420)説，那時(指公元前6世紀)“希臘城邦中最強大的，在多利斯人中是斯巴達，而在伊奧尼亞人裏則是雅典人”。從此至希波戰爭（前490—前449年）中期，斯巴達與雅典走上兩條不同的強國之路。

斯巴達又稱“拉凱戴孟”(Lacedaemon)人，先是佔領伯羅奔尼撒拉哥尼亞平原肥沃地，後至美賽尼亞(Missenia)，將當地人趕到邊界成為“邊民”，反抗者失敗後，都被變為奴隸，史稱“希洛人”（helot）。這些居民已經是希臘祖先亞該亞人與西亞移民、當地土人經過幾百年混合的後裔，而不是什麼“天生的奴隸”。從斯巴達建國起，三百多年間，他們不斷起義。經過萊格古士為代表的改制，斯巴達從此走上以二王制、監察官(Ephors)和元老院為上層領導、九千份地為基礎的耕戰合一的貴族制。希羅多德説：“由於這樣改革，他們就成了一個享有良好法制的城邦。……他們既然擁有肥沃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他們很快就強大起來……結果，他們就不能滿足於安靜不動地呆在那裏了”；最後，“他們把伯羅奔尼撒的較大部分征服了”(Hdt.1,66、68)。

雅典則是靠海為生，走上了手工業、商業、海上貿易的道路。在政制上，新興工商奴隸主逐步取代元老院，實行民主政制。它不靠軍事控制其他城邦，而是以工商經濟和民主體制影響其他城邦。以民主制或貴族製為主要形態的黨派鬥爭貫串於城邦制時代的始終。所以，從理論上説，不可能有雅典為代表的“崛起國”(rising power)與斯巴達為代表的“守成國”（ruling power）的關係。**因為，兩種體制都起源於原始部落解體時王制的兩個走向：依據不同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弘揚部落成員大會功能，就走向了民主政制；一個是強化軍事部落中首領和氏族領袖，就走向了貴族制。**其根源是原始公社內部的分化，演化為城邦內不同利益羣體、黨派的鬥爭。**從歷史與邏輯考察，兩種政制與城邦內黨派是同步發生的。所謂“崛起國”與“守成國”,不僅理論上説不通，而且也有違歷史事實。**以下分三個階段，對照艾利森教授的説法，加以辨析。

第一個階段是希波戰爭之前。艾利森在書中第30頁(陳譯本第52頁)説:“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臘之前，斯巴達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超過一個多世紀了。”他所説的“該地區”，指整個古希臘。然而，事實上，希羅多德説的是“伯羅奔尼撒的較大部分”。因為，公元前6世紀以降的古希臘，包括本土、愛琴海東岸(小亞西岸)和沿海島嶼，以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島；而古希臘本土，除了伯羅奔尼撒半島外，還有中希臘、北希臘和阿堤卡。古希臘城邦林立，本土城邦並無準確的統計數字。根據《劍橋古代史》，公元前800—前500年的殖民城邦有140多個。雅典與斯巴達各有其勢力，在此之外還有廣大地區。從修昔底德原著中也可看出，都是戰火燒到那裏，才知道那裏還有從不知曉的小邦。即使是在伯羅奔尼撒，像阿戈斯，從來就不屈服於它。《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5卷第3—6章就記述了“伯戰”第11年(前420年)簽訂新和約後，斯巴達的重要盟友科林斯，立即找亞哥斯(Argos，阿戈斯)結盟，組成新同盟，欲同斯巴達開戰。艾利森教授的意圖是改寫這一百多年曆史，讓斯巴達成為唯一的“守成國”，而把雅典説成是希波戰爭後崛起的“挑戰國”。這樣，“陷阱論”的這篇大文章才好做。

第二個階段是希波戰爭前期(前492—前478年)。艾利森在書的“導言”(陳譯本第6頁)中借修昔底德之口説，雅典是“忘恩負義的”，“斯巴達有權質問雅典，是誰給雅典的繁榮提供了安全的環境？”其實，公元前490年波斯大舉進犯希臘本土時，正是雅典與“鐵桿”盟友普拉蒂亞在馬拉松擊退了波斯，而斯巴達並未參與。公元前480年，波斯國王薛西斯(Xerxes，約519—前465)親率水陸大軍來犯時，北希臘、中希臘紛紛“獻出了水和土”，斯巴達、科林斯準備在科林斯海腰修築工事保全自己。正是雅典，促成了古希臘聯邦會議的召開，促成了共同抗敵，取得了薩拉米海戰、普拉蒂亞決戰的全面勝利。所以，希羅多德説：“如果説雅典人乃是希臘的救主，這便是十分中肯的説法了。”(Hdt.7,136)修昔底德在追述希波戰爭中的斯巴達與雅典關係時説：“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擊敗。”公元前432年，斯巴達國王在討論是否與雅典開戰時還説：“無疑地，他們過去在反抗波斯人的時候有很好的成績。”公元前479年，儘管波斯戰敗，但沿海及小亞西岸的古希臘城邦仍在波斯手中，它的盟國腓尼基還有龐大艦隊。而斯巴達此時卻撤兵了，讓雅典與波斯互相消耗。修昔底德説：“他們不想再負擔反對波斯的戰爭了，他們認為雅典人完全能夠指揮，並且當時雅典人對他們也是友好的。這樣，雅典就取得了領導權……同盟國也願意雅典取得領導權。”

雅典及其盟邦收回沿海城邦後，逃離的人紛紛回來重建家園，斯巴達獲悉後反對。當它獲悉雅典要重修衞城時，立即出面阻止，説斯巴達就是他們安全的大後方。修昔底德説：“他們隱藏了他們的真正用意和他們的真正恐懼。”這明明是霸權者式的“恐懼”。可是，在艾利森眼中，卻成了“崛起國”雅典“不敬的證據”，露出了“要威脅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認為這才是修昔底德的原意。

接下來再對照核實第三階段艾利森在史實上的“改造”。希波戰爭終結於公元前449年，可是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僅寫到公元前478年斯巴達撤軍，雅典指揮盟軍攻陷塞斯托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公元前435年開始，中間的四十三年無專史記載。古希臘史的開拓者格羅特(G. Grote，1794—1871)在《希臘史》第45章(2010年版是第15章)，收集各方面資料補寫了這四十三年。格羅特認可了修昔底德及後來德奧多羅、普魯塔克(Πλούταρχος，46—120)等人的説法。雅典將設在提洛島的盟邦金庫遷往雅典，並用於雅典衞城至拜裏厄斯港防衞大道的建造，標誌着提洛同盟已開始蜕變為雅典控制、奴役盟邦的工具。格羅特認為，從公元前455年雅典與斯巴達簽訂“三十年休戰和約”起，雅典已經是海上勢力的“霸主”(hegemony)。其標誌是：對外，公元前466年大敗腓尼基艦隊，公元前455年大敗伊齊那艦隊；對內，公元前466年圍攻背盟的那克索斯，翌年又鎮壓背叛的塔索斯。從此，海上稱霸，盟主成了霸主。儘管雅典勢力在這四十三年中的快速增長是無疑的，然而總的格局仍然是“兩強”“兩霸”之爭，而不是什麼“崛起國”與“守成國”之爭。修昔底德也是這樣説的：他們“共同努力把外族入侵擊退。但是不久之後，希臘人分裂為兩個集團：一個集團以雅典為領袖，一個集團以斯巴達為領袖。……一個在陸地上稱雄，一個在海上稱霸。在一個短時期內，戰時的同盟還繼續存在；但是不久之後爭端即起”(Thucy.1,18)。

而對照艾利森的著作，不難發現，它暴露出三個問題：

其一，雅典之所以在希波戰後快速發展，根源在於它開放式的手工業—商業—海上貿易；在於外部掃清了波斯這一阻力，內部完善了民主體制。而反觀斯巴達，“四百多年以來，他們的政制沒有變更”。穩定的政局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沒有內在活力，停滯不前了。這是二者拉開差距的根本原因。然而，艾利森卻避而不談這個基本事實。

其二，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在《政治學》第2卷評論斯巴達政制的弊端時説：“斯巴達的整個政制僅僅注意一個方面，即戰士的品德，以確保戰爭的勝利。所以，只要戰爭還在繼續，他們的威力還可以維持住。一旦獲得了霸權地位便衰落了，因為他們根本不慬得和平時期的生計。他們不會從事高於戰爭的其他事業。”(1271b3-6)這種畸形的、超穩定的延續四百年的社會結構，導致的結果就是保守怕變，內部和周邊有一點風吹草動，它都感到恐慌、不安。所以，“恐懼”(phobon)是它的常態。修昔底德在書中提到了，斯巴達對“希洛人”，對伯羅奔尼撒半島其他同為貴族制的城邦如阿戈斯等，對盟邦科林斯、麥加拉，對雅典等的“恐懼”和“擔心”。所有這些，如果都歸咎於雅典，並且在雅典勢力的增長—斯巴達的恐懼—付之一戰中架設一條因果鏈條，是缺乏根據的。其實，艾利森有時也不得不説，“現在看來，斯巴達的恐懼，其實是沒有必要的”。顯然，艾利森也承認對雅典的許多“恐懼”是斯巴達自己的誤判。

其三，修昔底德説：“這兩個強國不是彼此間發生戰爭，就是鎮壓它們的同盟者的暴動。”《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8章同時介紹了幾件事，如伊湯姆(Ithome)十年暴動時請雅典幫忙平叛。格羅特的《希臘史》第45章也敍述了幾件事，但艾利森對此隻字不提。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巴達與雅典，“一個在陸地上稱雄，一個在海上稱霸”，雙方擴張的方向與地域是不同的，並不像艾利森説的，雅典“不斷挑戰”斯巴達的統治。

二 、斯巴達與雅典戰爭的“真正原因”

艾利森教授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據，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23節的一句話。陳定定的中譯本沿用了謝德風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表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包譯本則譯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艾利森引用“Strassler”的譯本，同時自己“用更現代的英文去替換他們的譯句”。由於這是關係到“陷阱論”能否成立的關鍵，我曾在《偽“修昔義德陷阱”考》一文中，以“洛布古典叢書”（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古希臘原文和希-英對照系列C.F.Smith的英譯為主，逐條核實艾利森的解讀。這裏撮其要點，概述如下：

其一，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歐里彼得斯、阿里斯多芬等，是公元前5世紀後期智者啓蒙運動在史學、文藝領域的代表。幾佔《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説詞、論辯和評論，其語境是智者高爾吉亞、蘇格拉底及小蘇格拉底學派。修昔底德關於言辭與事實，關於從人性入手揭露人的貪慾、榮譽、野心是延綿二十七年戰爭根源的分析，都可以從當時的思潮中找到原型。

其二，關於第1卷第23節的那句話，史學界爭論了多年。艾利森、謝德風的表述，代表了一種意見。但即使這種表述，也不等於是“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係；而且，學術界的主流認為，“洛布古典叢書”的希英對照更忠實於原文。

其三，古希臘原文“alethesta ten prophasin”,“洛布古典叢書”版本譯為“最真實的解釋”(truest explanation)，而不是“真正原因”。而希臘文“aitia”(原因)，在這一段出現過四次；在全書後七卷及這一卷的第24—146節(即謝德風譯本的第2—11章)，修昔底德還區分了“直接原因”“藉口”(導火線)“根本原因”(真正原因)。

其四，《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的主題是闡述撰寫該書的宗旨和原則。第23節是第1卷後面10章的小引，説的是破壞“三十年協議”、訴諸戰爭的“直接原因”(“近因”“表層原因”)。修昔底德説，交戰雙方各有各的説法，唯有他的説法才是“最真實的解釋”。史學界之所以有人將這句話等同於“真正原因”，在於他們不瞭解修昔底德的語境。高爾吉亞發表了反駁巴門尼德的三個命題：無物存在；即使存在，也無法認識；認識了也無法用言辭傳達。他寫的修辭範文《海倫頌》，發揮了第三個命題。如果瞭解中國魏晉南北朝關於詞與物的辯論、歐洲中世紀的“唯名論”、當代的語言哲學，就不難理解“最真實的解釋”不等於就是“真正原因”。雅典的興趣是東起黑海，西至現西班牙、法國，南及北非的整個地中海域的貿易，頗像古代西亞的腓尼基商隊。在它最強盛時代，也無志於佔領周邊地區，建立像亞述、赫梯、呂底亞那樣的農牧帝國。換言之，雅典與斯巴達的“利益交叉關係”“利益重疊關係”甚少。這就是為什麼從公元前455年“三十年和約”到公元前435年雙方決策層都想訴諸“仲裁”、不輕易宣戰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在戰前的四十三年裏，雅典勢力的發展並不構成對斯巴達的威脅，更無取代之意。事情的轉折是公元前435/4—前432年春發生的兩個事件。原本與兩大同盟毫無關係的或守中立的城邦，首先將科林斯，爾後將斯巴達、雅典拖了進去，致使斯巴達誤判，“所以決定發動現在這次戰爭，企圖以全力進攻(如果可能的話)，消滅雅典勢力”。這也就是為什麼斯巴達第一次宣戰的藉口受挫後，接着就來第二次；第二次又被識破，最後只好等待時機。這樣，才有第1卷結尾這句話：“因為構成破壞和約和成為公開戰爭口實的一些事件尚在發展之中。”至此，誰是戰爭的挑起者一目瞭然。第1卷中説的是破壞和約訴諸戰爭的直接原因的解釋，再清楚不過。

雅典衞城。新華社記者賴向東攝。

其五，這場波及全希臘、延綿二十七年戰爭的“更為根本的原因”，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22節有過提示，在後七卷中已解答。艾利森在其著作第2章注4中説：“第1卷分析了導向戰爭的途徑，餘下的七卷則記錄了戰爭本身。”這裏有一個關鍵詞“chronicle”沒譯出來。包譯本倒是按原著表述了：“其他七卷則是戰爭過程的編年史。”把後七卷説成是戰爭過程本身的編年史，正好與修昔底德本意相反。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21節闡述他撰史原則時，特地申明“史”與“詩”和編年史的區別。他批評“chronicler”(編年史家)時認為，“他們所關心的不在於説出事情的真相，而在於引起觀眾的興趣”。而“史”（Historia)的要求是，“用最明顯的證據，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確結論”。他的後七卷正是按第1卷闡明的撰史目的和原則，不用言辭掩蓋真相，而是在如實敍述事情真相的基礎上剖析導致這場戰爭的深層次根源，即作戰雙方領袖們的貪慾、權勢欲、不顧城邦安危的個人榮譽：“由於貪慾和個人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欲是所有這些罪惡產生的原因。一旦黨派鬥爭爆發，激烈的瘋狂情緒發生作用，這也是原因之一。許多城邦的領袖們有似乎可以讓人佩服的政綱：一方主張民眾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主張安穩而健全的貴族政制。他們雖然自己冒充為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他們自己謀得利益。”(Thucy.3，83)

例如，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3—6卷中，修昔底德剖析了六件事情發生的原因：（1）科林斯為了離間科西拉與雅典的關係，挑起科西拉內部黨爭。（2）雅典與斯巴達出兵助威，卻都不參戰，讓科西拉兩派互相殘殺，最後自己毀了這個第二大海軍勢力的城邦。（3）斯巴達佔領雅典盟邦普拉提亞，殺光全部男丁。（4）雅典佔領斯巴達盟邦派羅斯，也如法炮製。（5）雅典盟邦密提林帶動周邊三個小邦背叛，儘管下層民眾反對，平叛之後，雅典領袖克里昂主張將男丁殺光，理由竟是“洪洞縣裏無好人”。（6）公元前422年，雙方統帥都戰死在馬其頓—色雷斯附近的安菲波里。修昔底德評論説：“這兩個人是雙方主戰最賣力的人：(斯巴達的)伯拉西達主戰，因為他個人的成功和榮譽都是從戰爭中得來的；(雅典的)克里昂主戰，因為在和平安靜的時期，人們會注意他的不良行為，會不相信他對別人的讒言。”由於伯拉西達屢建奇功，“斯巴達的主要人物妒忌他”，這次竟然見死不救。公元前421年，雙方締結了五十年和約，各個盟邦也簽了字。但是，科林斯立刻赴亞哥斯，拉出一批盟邦重新結盟，欲與斯巴達開戰。至於趁機煽動遠征西西里的阿爾西比亞德斯(Ἀλκιβιάδης，前450—前404，一譯“亞西比得”)，更是個朝秦暮楚、野心勃勃，卻又擅長雄辯、煽動仇恨的雅典民主制衰落時期的“蠱惑家”(Demurgogue)。由於雅典公民已經蜕變成為“糊塗而任性的老頭子”(阿里斯多芬《騎士》的諷刺語)，他們竟然投票贊成阿爾西比亞德斯統率全軍遠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説，這是一支“花錢最多，外觀最美的希臘軍隊”，艦長、水手都發薪金。士兵和商人們為了做生意，還隨身帶着貨物。修昔底德每敍述一個大的歷史事件，都同時發表評論，揭露他們不斷挑動戰爭的內心追求。他對於歷史事件根源的觀察和解釋，為古羅馬時期的史家們繼承和弘揚，造就了後人所説的歷史觀。普列漢諾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中對此作了深刻論述。

三 、“陷阱”與“圈套”，“出口”與“入口”

艾利森教授的敍述很巧妙，使人們誤以為真如他所説：“修昔底德的主要議題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23節那句話。這樣一來，並存的“兩霸”被艾利森改造成了“崛起國”與“守成國”；破壞三十年和約、訴諸戰爭的“直接原因”的“最真實的説明”，被改成了延綿二十七年戰爭的“真正原因”“更為根本的原因”；希臘文“anankasaies to polemein”(迫使他們投入戰鬥，“洛布古典叢書”希英對照本如實譯為“forcedthem to war”)被説成是“註定一戰”；“勢力增長—恐懼—戰爭”這句話，也被改造為“當一個崛起國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時，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壓力就會導致暴力衝突，無一例外”。艾利森的這個套路，説穿了，就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經常出現的“託名”“偽造”。

《希臘大辭典》(第2020—2021頁)列舉了以“pseudo”為詞根的名詞、動詞、複合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古希臘將“説假話”“作偽證”“謊稱古聖”以及偽造前人名著或名言等稱之為“pseudo-”。例如，《偽普魯塔克》就是後人考證認定的、假託著名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的偽造。“Pseudo”與一般的學術造假不同，它代表偽造者(託名者)所處時代關於古籍解讀的一種觀點，或者是借古聖之名傳播自己的觀點。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這類性質的“偽造”。準確的命名應為“PseudoThucydides’s trap”(“偽修昔底德陷阱”)。其實質是，託名修昔底德的“艾利森圏套”。對此，我曾在《偽“修昔義德陷阱”考》一文中，論述了“偽修昔底德陷阱”的五大構件：崛起國與守成國，結構性壓力，真正原因，註定一戰，逃脱之路(“安全通道”)。這五項，都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原著中所沒有的，在全球“史”類學者中也是通不過的。

從理論上説，“結構性壓力”來自結構性矛盾，而且一定是雙向的。如果結構性矛盾説不清楚，那麼，結構性壓力也就荒腔走板。“Ananke”像古希臘許多詞彙一樣，來自神名，如“天”(ouranos)、“時間”(chronos)。命運女神“Ananke”安排的“命運”(如俄狄浦斯“弒父娶母”)是凡人無法改變的。但是，以“Ananke”為詞源的名詞、動詞及其分詞、不定式，其詞義就是“必須”“不得不”“逼使……”。修昔底德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ananke”的。

油畫《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

從史實來説，為了把戰爭説成是雅典挑起的，艾利森教授還偽造了這一階段的歷史。例如，他在書中第35頁(陳譯本第59頁)寫道：“在第 一次對峙的時候，(科西拉)120艘戰艦開到了科林斯。”而真實歷史是，科林斯派75艘戰艦到伊庇丹努(現阿爾巴尼亞附近)與科西拉作戰，科林斯戰敗，被毀15艘。又如，他在書中第33頁(陳譯本第59頁)説，雅典“反覆説服中立國家(如科西拉)加入聯盟”。而真實歷史是，科西拉與科林斯於公元前434年開戰後，主動來找雅典；為此，雅典的公民大會開了兩次，第一次予以拒絕，第二次雅典才“議決和科西拉訂立同盟”。即使如此，也僅僅派出10艘戰艦助威，以免破壞三十年協定。

當歷史研究者把移情、嫁接、放大等文藝創作手法用於“歷史”研究時，“歷史”就變成一部歷史劇了。或許有朝一日，人們能在熒屏上看到新編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因為，劇本編得很成功，正反典型塑造得栩栩如生，故事情節也娓娓動人，還帶有“註定一戰”的恐怖感。這裏，艾利森教授的目標很明確：“聚焦於崛起中的中國對於美國以及全球秩序的衝擊”(見該書前言，特地用斜體詞“impact”，指的是“七十年以來，華盛頓所主導的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這一“世界秩序”的“impact”。陳譯本譯為“影響”)。

總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艾利森教授託名修昔底德的“偽修昔底德陷阱”。儘管對於造假者和“擁躉”來説，已沉迷其中而難以自拔，但對於學術界以及廣大讀者來説，如何避免跌落“陷阱”，就轉化為如何避免掉進艾利森的“圈套”。出路在於，全面而準確地認識世界、認識美國、認識中國，走出偽“陷阱”的陰影，形成正確認識和處理中美關係的理論。

（此文發表於《南國學術》2020年第3期第356—363頁。為方便閲讀，刪去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