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四個嚴峻挑戰

2049是重要的戰略節點

2049對中國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和戰略節點。按照我們黨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我國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這個問題在今天2020年這個關鍵點上討論會比以往更加實在。從國際環境看，我國未來三十年所面臨的增長環境將和過去四十年完全不同，大象難以藏身樹後，但我們並沒有全面做好大國戰略，尤其是還沒有為未來擔當世界的領軍者做好準備，整個世界也沒有為中國的新角色做好準備，這可能會帶來全新的挑戰。

同時，在我國內部也存在着諸多新挑戰。在人口方面，我國面臨着非常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這一趨勢恐怕會超出我們的想象。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習總書記在剛結束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來兩個硬目標，這意味着未來我國的整個增長模式會隨之發生巨大的改變。第一個硬目標是中國在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要達到峯值。現在我國碳排放還在上升，煤炭在我國全部能源中的佔比仍然在60%-70%。我們在未來十年之內能否讓排放達到頂峯，然後開始下降，這是一大挑戰。第二個硬目標是在2060年前爭取實現碳中和，這是非常大的目標，給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不僅如此，我們國企改革和金融領域的改革都沒有完成，下一步的經濟增長需要更好的企業結構和金融結構。這些都是我們要面臨的挑戰。

開放的研究與戰略的遠見更加重要

北大國發院作為中國高校智庫的領軍者和國家高端智庫的傑出代表，更有責任以全球開放的眼光研究中國重大且長遠的戰略問題。《中國2049》報告就是北大國發院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兩年多前開始合作的。

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第一的智庫，也是世界最頂尖的智庫之一。北大國發院之所以找布魯金斯學會合作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希望我們的研究報告不僅在國內出版，而且要在國際上出版，而布魯金斯學會有自己的出版社。這個報告的英文版去年已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中文版今年出版。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未來三十年的挑戰很大程度上來自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希望瞭解從美國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同時，我們和布魯金斯學會的這種學術交流也證明，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前提下，中美兩國的合作其實並沒有停止。中美兩所非常知名的智庫現在仍然能夠走在一起，共同為中國的遠景做一些研究，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未來三十年的重大挑戰

在這項有戰略前瞻意義的研究項目中，我們首先回顧了新中國七十年的增長，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三十年面臨的挑戰。

過去七十年基本上可以分為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那麼如何看待這兩個階段的發展？是完全割裂開看，還是連起來看？我認為這對於我們理解新中國的歷史，對於我們總結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趕超經歷，以及對於我們如何走好下一步的路都是有意義的。這本書裏提出來，應該把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連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去考慮，而不是割裂開看。

前三十年：為經濟騰飛奠定基礎

前三十年我們犯了很多錯誤，但我們已有過很好的總結，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面寫得很清楚，在政治上已經有了結論。

在經濟方面，前三十年至少有兩方面的成就對於後四十年的經濟起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奠定了堅實的工業基礎。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全世界的造船業大概80%的噸位是在中國造的，而我國的萬噸巨輪是在1960年代下水的。如果沒有那時候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我們不可能擁有今天在世界造船業的地位。前三十年我們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在人類發展指數方面也做得比較好。如果和印度比較，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在人類發展方面的成就。比如，1978年我國人均壽命已經達到66歲，印度比我們差10歲左右。我國識字率在1978年已接近70%，印度比我們少20個百分點。所有這些對於我國後四十年的經濟騰飛都有着積極的影響。

改革開放四十年：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靈活應用

後四十年的成功在於什麼？當剝離開所有的東西，會發現萬變不離其宗，我們的成功沒有離開新古典經濟學闡述的理論。比如儲蓄，一個國家沒有儲蓄、沒有投資，是不可能發展的。第二是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包括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增加。第三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很多人説我國經濟是在沒有技術進步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主要靠的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這種説法不對，因為數據顯示，過去四十年裏的技術進步（此處指在刨除勞動和資本的增長後剩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效率改進）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是40%左右，這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

從這方面來講，可以把過去四十年中國的超高速增長歸因於中國比較明智地把新古典經濟學所倡導的經濟政策建議靈活應用到了中國的現實當中。這一結論在經濟層面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中國2049》這本書沒有去展開討論這背後的政治經濟學原因。

未來三十年：中國千年以來的高光時代

未來三十年我們應如何判斷？應該把未來三十年放在什麼框架中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未來三十年將是一千年以來中國的高光時代。

過去的兩千年當中，中國前一千年是上升的，後一千年基本上是停滯甚至衰退。如果站在歷史大維度上衡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1949年就已經開始，不是從1978年開始的。也就是説，到2049年，我們將用一百年的時間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未來這三十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後衝刺階段，將是中華民族過去這一千年以來最高光的三十年。

四個嚴峻的挑戰

當然，未來三十年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嚴峻的，至少有四大挑戰是很嚴峻的。

1、社保能否支撐數億人的同步老齡化

人口方面，中國到不了2030年就會開始下降，老齡化的挑戰巨大。1962年-1976年是我國的“嬰兒潮”時期，這期間出生的人口約有三四億，這批人的老去將會給我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2049》報告裏發現，這個挑戰主要不在於勞動力的供給方，因為勞動力供給大概率會被AI和自動化所替代；挑戰也不在於需求方，因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比較低，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老齡化造成的消費下降，“未富先老”在某種意義上反倒存在一定的利好。事實上，老齡化對中國未來30年最大的挑戰在於社保，會非常考驗我國社保是否有能力承擔這麼數億人的集體老去。

2、產業結構調整能否支持減排和可持續發展的硬目標

減排方面，前面提到習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的硬性目標，以前我們搞環保和減排的要求是有一定彈性的，這次硬性目標宣佈之後就不會有任何彈性了，成為了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否則我們會對全世界失信。

我個人的判斷是，未來5到1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會發生顯著的變化，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會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很多產業恐怕因此會消失，整個產業結構會發生重大的變化，我們的企業要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3、國企和金融改革任重道遠

國企和金融改革方面，雖然我們改革已經四十年，但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形成比較穩定的產權結構。新一輪的國企改革在推進，已經提出國企改革的三年行動方案。我們是否能夠通過三年的改革形成一個所有制比較穩定的結構，這也是一個挑戰。

在金融領域，我們的差距更大，可以説改革最不徹底，對經濟又極其重要的領域就是金融領域。我們的金融，無論是對外開放還是對內開放都比較緩慢。2010年之後，金融領域特別是在影子銀行領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效果並不如意，所以過去兩年又有一輪“去槓桿”。那麼“去槓桿”之後我們能否找到一個新的監管均衡？如何才能使我們的金融既能保持活力，同時又不會產生類似2010年-2017年那樣的風險，在我看來這都是巨大的挑戰。

4、在國際環境中有所作為，轉變角色

最後是國際環境的變化，一方面是美國對我們態度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包括我國自己體量的變化。以前我們的戰略是韜光養晦，但現在我國的體量已經太大，“大象難藏身於樹後”，我們已經沒有了韜光養晦的空間。環境已經完全變化，國際社會也早已經不允許中國繼續韜光養晦，所以，我們的重點一定要轉向有所作為，這也是中央已經做出的轉變。

下一步的關鍵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有所作為，特別是在迅速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有所作為。

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我們要從規則的追隨者變成規則的制定者，這個挑戰是巨大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改變，甚至是哲學層面的改變。我個人認為，我們國家還沒有完全準備好。這也意味着未來三十年最大的挑戰恐怕來自於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國際環境的重構？經過中美之間這幾年的貿易戰和諸多摩擦、變化，再加上美國在大量地“退羣”，給中國客觀上帶來了一個參與新的國際秩序的制定和維護的機會，但這同時也非常考驗我們與全世界不同國家開放融合的定力和智慧。

（原文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