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國：相信日本有識之士會看清世界大勢，不折騰、不做傻事

10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辦、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經濟研究所作為日方窗口單位參與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疫情下國際形勢與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會議採取線下與線上相結合的方式，日方嘉賓在東京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本部會場通過視頻連線參加會議，來自中日兩國的學者及智庫、媒體代表共計60餘人出席會議。

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深尾京司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劉玉宏主持會議開幕式。

戴秉國在致辭中指出，我們共處的這個世界進入到了一個無人可再稱王稱霸、為所欲為的新時代。世界回不到過去了，這個世界是大家的，不是誰私有的，治理要大家來，成果由大家分享。 疫情下的國際形勢的演變，特別是中美關係的急劇變化，把中日關係和日本的外交推到了一個新的關口，面臨新的考驗。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的對日友好合作方針不會改變。相信日本有識之士會看清世界大勢，堅持推進中日關係的正確方向，不誤判、不動搖、不折騰、不做傻事，經得起新的考驗。這也符合日本的現實和戰略利益。剛剛上任的菅義偉首相表示，要與中國等鄰國建立穩固的外交關係，顯示了日本新政府堅持對華協調合作的積極姿態，我們期待着日方“穩固”中日關係的實際行動。中日雙方要努力達到更高水平上的互利合作，實現各自更大發展。當前中國正在謀劃“十四五”規劃，中國新一輪更高水平上的開放發展，對於日本經濟界無疑是重大機遇，希望日本抓住機遇，繼續積極參與中國發展，從中分享發展利益，促進自己發展。中日兩國作為亞洲文明的重要成員，不僅應當相互理解、友好相處、交流借鑑，還應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鑑、進步發展提供“東方智慧”。要把“永遠友好”的精神真正體現到中日雙方各自的政策中去，落實到各自的行動中去，一步一步地朝着“永遠友好”的目標前進。

福田康夫在致辭中表示，當前中美之間存在着諸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包括中日在內的世界各國，應把相互協調、共同構築更加穩定的國際社會作為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本次會議主題涉及的環保、少子老齡化、社會保障、貧富差距等問題，需要世界各國共同面對和努力，並在此基礎上探索構建新型的國際經濟社會秩序，以應對新冠疫情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次會議所包涵的創新和數字經濟等主題，對解決這一問題至關重要。為了構建國際新秩序，同處東亞的中國和日本應發揮更大的作用。兩國應加強合作共同應對諸多難題，兩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交流探討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他期待本次會議能為目前尚不明朗的未來世界經濟社會走向提供指引，並使中日間合作達到一個新高度。

謝伏瞻在致辭中指出，中日是鄰國，兩國利益高度交融，同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地區重要國家，面對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的國際形勢，應該共同擔負起責任，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在深圳發表重要講話，重申了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政策主張。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只會邁的更大！當前，中日關係面臨一些課題與挑戰，但主流是和平、友好、合作。希望日本新政府能從當前國際格局出發，思考謀劃中日關係，與中方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密切溝通，友好合作，共克時艱，攜手前行，積極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他提出三點建議，第一，以共同應對疫情、促進經濟復甦為契機，積極推動中日經濟合作提質升級；第二，針對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逆流，共同維護開放性世界經濟與國際合作體系；第三，從促進文明相互理解、互學互鑑的高度，持續改善中日民間交往與輿論環境。

深尾京司在致辭中表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經濟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在數十年前就通過訪問學者、共同研究等形式開始了相互間的學術交流，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標誌着雙方交流的進一步加強。當前世界正在跟新冠疫情進行艱苦鬥爭，人類歷史上曾經屢次遭遇疫情侵襲，但都最終戰勝了疾病，相信這一次也會取得勝利。同時，疫情也將深刻改變國家、城市和企業的命運，全球供應鏈將得到重塑。希望中日雙方學者為研究疫情後的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作出貢獻，理性分析美中激烈競爭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影響，為中日兩國政府建言獻策。

開幕式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研究員、日本國前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研究員、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分別作題為“疫情下的國際形勢與中日關係”、“後疫情時代的日中經濟合作”、“以中日合作增加世界形勢的確定性”、“出口管制與日美中關係”的學術演講。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王曉峯研究員主持。

張宇燕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的短期衝擊，出現戰後最嚴重衰退。現在局面大體穩定，但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不能對抗疫有所懈怠，同時也不應過分誇大疫情衝擊。疫情對國際關係造成多方面影響，其中之一為供應鏈脆弱性凸顯。過長、過緊密、過於集中的供應鏈成為國際上的主要議題之一，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相關政策，在重組供應鏈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除了合作抗疫外，首推維護和完善自由貿易，使世界更加開放，其中的微妙之處，在於把握好最大化各國貿易收益和最小化供應鏈斷裂之間的關係。應維持國際分工基礎上的供應鏈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預期性，製造業迴流、脱鈎等人為政策與市場規律和人類發展趨勢相悖，不僅徒勞無益，而且損人損己。保證供應鏈安全的基本途徑，在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善和完善，這其中還包括建立開放型的區域性貿易投資機制，比如RCEP和CPTPP。中日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承擔着抗疫和使世界重回正常發展軌道的巨大責任。在全球層面，中日兩國可以就WTO改革、可持續發展和全球公共衞生政策等議題進行協商；在地區層面，兩國可以也應該就儘快簽署RCEP、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等作出貢獻；在雙邊層面，中日應該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和升級已有的各種經貿與貨幣金融合作。

宮本雄二在演講中表示，1991年8月，日本時任首相海部俊樹訪問中國時提出“世界中的日中關係”，認為要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待中日關係。基於該理念，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提出建立“中日戰略性的互惠關係”。但不得不説中日在相關領域的合作並不成功，2010年秋之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而國際秩序的變遷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國際社會結構出現變化，主導戰後國際秩序的美歐出現“領導疲勞”的情況，認為現有國際秩序對其不利。另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正不斷崛起，對國際權力結構產生“衝擊”。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使得美國認為中國動搖了其主導的國際秩序，進而全力遏制中國，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疫情的發展更是推動該變局向更深刻的方向發展。為此，目前日中應該思考“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意義及內涵，我認為“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意義與當今國際秩序的理念和原則是一致的。尤其在當前美中陷入嚴重對立的背景下，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不僅是為了日中兩國，更是地區與世界經濟所需要的。

楊伯江認為，疫情下、疫情後世界形勢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是在疫情前形勢發展延長線上的。在疫情前形勢的延長線上，當前“中等力量強國”羣體出現數量增多、範圍擴大的趨勢。與發達國家相比、與歐美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相對於其尚不太先進的公共衞生條件和經濟社會發達程度，防控疫情及重振經濟的表現留給人更深刻的印象。疫情爆發以來的事實説明，部分發展中國家可能率先擺脱疫情。同時，全球化面臨“再平衡”，或曰“掛鈎”的重構；世界更加無序，不確定性增加。疫情加劇了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競爭，但這不僅僅是中美關係的問題，單獨把中美兩家挑出來討論世界問題是不科學的，不符合世界的現實。歐洲、日本、俄羅斯等也很重要。中日之間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更擁有共同利益，並面臨共同挑戰。關於中美關係，即使民主黨上台，美國對華政策也回不到過去，方式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改變對華戰略定位、奉行更強硬的政策是必然的。同樣，關於日美關係，即使民主黨上台，美國的同盟政策也回不到“特朗普以前”，其同盟政策的不確定性是必然的。中日關係應當儘量穩定，為不確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確定的因素。兩國應該一起就疫情後世界秩序的構建想辦法；加強雙多邊各領域務實合作；切實處理好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從歷史、文明的高度認識中日關係、認識亞洲的崛起。為有效推進合作，觀念的更新十分重要。

丸川知雄在演講中表示，2018年7月開始的美中貿易戰似乎主要是源於美國對當前美中貿易逆差的不滿，從這個角度來看，2020年1月的第一階段協議對美國來講可以説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但是特朗普政府並不滿足於第一階段協議，反而加強了根據出口管理規則的對華為公司的出口限制。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起源於冷戰時期，在冷戰期間，美國限制本國及西方盟國向蘇聯東歐及中國出口。日本擺脱佔領後也被迫加入了“巴黎統籌委員會”，不過日本國內對於要擴大對華貿易的呼聲比較大，兩國的貿易也在不斷增長。尤其是1972年中日建交後，兩國的貿易額從1972年的10億美元增長到1981年的101億美元，1991年的220億日元，以及2002年的1010億美元。但實際上日中經貿合作中，日本對華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往往受到美國的干擾及阻礙。實際上，美國限制對華為的出口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所強調的戰略性技術及產品界限模糊，其次，美國沒有限制向華為出售4G以下手機和平板電腦上用的芯片，是否意味着美國認為中國人擁有5G手機和基站才構成了對美威脅？第三，美國為什麼不限制向其他中國科技公司出口芯片？為什麼不限制蘋果5G手機在中國銷售？為此，我認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是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的變相產業政策，而這樣的產業政策必將失敗。國際社會應當在軍用和民用技術領域達成協議，不讓全球在軍工方面的脱鈎影響民用品上的國際分工發展。

隨後，與會中日兩國學者先後圍繞“新冠疫情後世界經濟與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中日創新合作的可能性”、“中日社會發展領域的合作”進行了三個單元的綜合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吳懷中研究員、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經濟研究所田中修作會議總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亞洲經濟研究所理事北川浩伸、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研究員作閉幕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呂耀東研究員主持。

（日本政治研究室張曉磊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