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王永欽：中國要從“將價格做錯”，變成“將價格做對”
（文/張軍、王永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説過，一旦你開始考慮經濟增長問題，你就很難去想其他的問題了。的確，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吸引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破譯經濟發展的密碼；無數的仁人志士也正在身體力行，孜孜以求。同樣，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一旦我們開始考慮中國的轉型和發展，也很難去想別的問題了。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四十多個春秋。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鉅變。在經濟方面，中國從世界最落後和封閉的國家之一，躍升為一個GDP居世界第二、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而縱觀二戰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史，真正成功實現經濟趕超並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實際上只有日本和 “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經濟反而陷入了某種“發展陷阱”：要麼是“貧困陷阱”（如非洲國家和地區），要麼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國家和地區）。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東亞的發展模式可以為人類的發展提供豐富的智慧和理論素材。張五常曾經説過，對於中國的發展，最應該問的問題也許是，中國做對了什麼。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此時系統總結中國的經濟改革，義不容辭。這就是本書的緣起。
“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型展覽在北京舉行 圖片來自IC Photo
自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問題就和經濟發展問題密不可分。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為此提出了各種方案。其中一種代表性的方案是由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提出來的，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有四個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產權；二是“市場化”，即讓市場發揮作用，將“價格做對”（getting prices right）；三是“穩定化”，即控制財政赤字和避免通貨膨脹；四是“自由化”，即減少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干預。
這四個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塵埃基本落定，推行“華盛頓共識”的蘇東（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歷了經濟衰退，其中有些國家至今尚未恢復元氣。而選擇另一條道路的中國，卻取得了人類發展史上另一個令人矚目的奇蹟，過去40年中國在經歷漫長經濟停滯後的重新崛起無疑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也正在繼續影響着新世紀的歷史進程。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探索和轉型遠遠早於蘇聯和東歐國家。40年前，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一個無比艱難的歷史使命：彼岸何在？如何到達彼岸？對這兩個問題的探索長期貫穿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計劃經濟是二戰後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但在中國和蘇聯都經歷了失敗；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儘管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此之前就開始了。
儘管在理論上，現代經濟學清楚地告訴了我們什麼是“此岸”和“彼岸”：在計劃經濟中，沒有市場和價格機制，經濟的組織是按照計劃來協調；而在理想的市場經濟下，所有的市場（包括各種產品的市場、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都是完備的，只需價格機制便可以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而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但沒有一個現成的理論告訴中國人，如何從“此岸”到達“彼岸”。
在我們看來，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有兩個本質的區別。第一，與市場完備的發達經濟體相比，轉型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市場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往往也是高度不完美的。第二，從技術水平來説，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技術水平往往遠離世界技術可能性邊界的前沿。
市場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託改進和政府幹預的潛在可能性；遠離世界技術可能性邊界的前沿意味着它們可以學習或者模仿現成的技術，而不需要通過自己的創新和研發活動來創造新的技術，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更好地組織資源、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發展。這與早期的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提出的發展中經濟體的結構和相應的經濟組織方式應該不同於發達經濟體的思想也遙相呼應。
在這兩個基本條件下，與蘇聯及東歐的“休克療法”不同，中國的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獨闢蹊徑，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戰略、策略和治理結構。
**第一，在整體的改革戰略上，中國採取了漸進式的改革戰略。**中國採取的這種實驗式的改革方法是務實和行之有效的，因為如前所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現成的規律可循，這種試錯式的改革也符合科學發現的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中國的政治家、企業家、學者和民眾發現轉型路徑、發現市場、發現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一個過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部門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這在極大地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還為1984年起的城市部門的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因為農業發展為城市部門的改革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投入品、勞動力和市場；同時農村的改革也可能是政治上最容易推進的。
而當價格“雙軌制”被作為一種價格改革的思想與方法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被提出時，中國在80年代初以來就在工業生產部門經歷了計劃與市場兩種體制並存的局面，這個雙軌的體制貫穿了整個80年代，並幾乎延續到了90年代上半期。這種帕累託式改革的雙軌制總體上保證了經濟的穩定增長。中共十四大之後，市場化改革在90年代中期後得到全面推進，尤其是財税、金融這兩個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第二，中國轉型迄今為止的成功與中國獨特的政治治理結構密不可分。**與俄羅斯等轉型經濟相比，**中國的分權是在整體政治架構不變、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斷調整它們的關係的過程中實現的。**從 70 年代的放權讓利到 80 年代的財政包乾體制，再到 90 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與中國獨特的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相結合的治理結構分不開。從這種分權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經驗是：對經濟轉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對價格”，因為在市場不完備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正確的價格；在這個發展階段，更重要的是“做對激勵”(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因為激勵機制是經濟發展中更為深刻的主題，價格機制不過是激勵機制的一種方式而已。
經濟結構（如分權程度和整個經濟體的組織結構）的差異造成了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績效的巨大差異。分權式（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改革不僅硬化了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而且還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競爭。中國的M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塊塊”來配置）使得經濟可以在局部進行制度實驗，地區之間基於GDP的單維度的標尺競爭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績效的有效信息，並且使得經濟體更容易抵抗宏觀衝擊；相反，俄羅斯的U型經濟結構（資源按照“條條”來配置），則不具備這樣的經濟結構收益。
這種中國式財政聯邦主義解決了政治體系內部經濟發展的激勵問題，根據經濟學中著名的蒂布特（Tibout）模型，相當於創造了地方政府之間的公共品競爭市場，解決了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事實的確如此，過去40年中，地方政府在發展基礎設施、市場化、民營化和城市化方面功不可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之後，地方政府推進了大規模的國企改制，中國經濟才開始真正起飛。目前，民營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力軍。也許這正是張五常稱其為“最好（妙）的制度”的原因。
**第三，中國的轉型迄今為止的成功與中國獨特的社會治理結構密不可分。**政治集權、經濟分權這種治理結構下地方政府之間基於GDP的單任務錦標賽（single-task tournament）解決了中國公共品的市場失靈問題；在私人合約和治理方面，基於重複博弈的自我實施的關係型合約則緩解了市場缺失和中國部分法律體系不完善的問題。
這種關係型合約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政治家和企業家之間的關係型合約，在市場不完全的趕超型經濟體（如德國和東亞模式下的經濟體）中，在政治家和企業家之間都存在這種關係型的合約（在東亞模式中表現為“產業政策”）。它作為一種次優（約束下的最優）的制度安排，可以彌補市場的不完全，促進經濟發展。早期的鄉鎮企業到後來的各種政企紐帶都是這種關係型合約的表現。
第二個層次的關係型合約發生在不同的微觀主體之間（如企業與企業之間），近年出現了新的文獻來研究中國發展的非正式制度基礎。這些研究發現，企業之間的網絡關係對於緩解信貸約束、分擔風險、分享信息，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作為一種次優的制度，促進了民營經濟的成長。這些基於關係型合約的治理由於不需要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特別適合市場範圍較小、相關市場缺失的情況。而中國根深蒂固的社會網絡關係為這種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第四，在具體的發展策略上，中國採取了扭曲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的政策。**市場不完全、尤其金融市場不完全意味着，僅僅依賴市場無法實現經濟中有效的資本和投資均衡。而政府壓低工資和其他要素的價格，也是一種資本積累的方式。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壓低了均衡的工資水平，城市政府壓低工業用地地價等，促進了企業的資本積累。最近的經濟學研究表明，在經濟轉型和追趕的發展階段，這種策略是給定約束條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這個約束）下最優的發展策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獨特的政治治理結構特別有助於實施這種發展策略。
有意思的是，回過頭來看，**中國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結構暗合着經濟中的次優理論。**次優理論指的是，如果經濟中存在很多扭曲，那麼消除其中的一個扭曲或者幾個扭曲（只要還沒有消除所有的扭曲），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差而不是更好。
舉個形象的例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同時水龍頭也壞了，關不上，一直在流水。此時如果試圖將水龍頭修好關上，反而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對於一個經濟體，特別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説，亦是如此。由於經濟中存在很多扭曲，很多市場都是不完美的。在這種情況下，人為增加一個扭曲，反而可能會促進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正如前文所述的，在金融市場不完全之時扭曲勞動力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像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發展中可以舉出很多。對於中國的問題，如果僅僅從“局部均衡”的角度來看，可以説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中國的發展模式似乎暗含了一般均衡下的“次優理論”的邏輯。
**第五，中國的經濟奇蹟與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與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也密不可分。**我們前邊提到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兩個結構性特徵是：市場不完全與技術水平遠離世界前沿。中國獨特的政治治理和基於關係型合約的私人治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失的市場；而遠離世界技術可能性邊界的前沿則意味着中國可以學習或者模仿現有的技術，而不需要通過自己的創新和研發活動來創造新的技術，進而意味着在這個基於投資（investment-based）的發展階段，最重要的是動員資源來發展經濟，而非自己去從事研發。也就是説，在這種基於投資的增長階段，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動員和組織經濟體系內的資源。在這個階段，由於市場的缺失和不完美，完全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無法達成帕累託有效的配置，適當的政府幹預可以改進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而中國獨特的治理結構尤其適合這種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融入全球化，相當於為這種發展模式插上了翅膀，使中國可以在全球的分工體系中實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十多年後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工廠”，深刻改變了世界的經濟格局。
根據我們對東亞模式的研究，政府幹預的作用依賴於經濟發展的階段。成功的政府幹預需要滿足幾個必要條件（未必是充分條件）：一是，政府的目標函數應該是最大化社會福利的，即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服務於少數利益集團；二是，政府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和政策工具來實施必要的干預；三是，政府政策干預的形式和幅度應該取決於經濟體具體的發展階段（市場的完備程度與距離世界技術前沿的距離），因此需要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所調整。尤其是，在市場發育足夠充分後，經濟發展戰略和政治治理結構也要進行適時的轉型。在一個階段被證明是成功的體制和政策，在下一個階段可能就是經濟發展的桎梏和障礙。
在過去40年中，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治理結構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正面臨着日益嚴峻的挑戰，政府應該適時加以調整，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全球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女工（資料照片）。新華社發（深圳博物館圖）
首先，中國經濟經過40年的高速發展，已經離世界的技術前沿越來越近，從發展階段上來説，已經從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轉變為基於創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動員和組織投資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早期促進投資的政策（如壓低工資）會阻礙技術創新。在新的歷史階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論證過的那樣，更加分散化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會更好地加總大眾的智慧，促進基於創新的發展。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大眾的智慧如果充分發揮出來，其力量會是驚人的。
其次，中國這種發展模式的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如壓低工資和降低資本成本的發展策略，加上其他一些扭曲政策，造成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不同羣體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給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個加強版的東亞模式。中國組織和動員資本的能力遠遠超過當時的東亞模式，尤其是，中國政府控制着土地。這也造成了中國和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區別：東亞模式下的經濟體在經濟起飛前，對土地市場進行了平等主義的改革，這種起點的公平有助於東亞模式實現共享式增長。
如果我們將目光再放得更遠一些，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北美洲和南美洲經濟發展路徑的分野也是由於初始要素稟賦的不平等造成的。北美洲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的初始分佈比較平等（以自耕農為主），這使得人們有積極性來投資人力資本；南美洲則剛好相反，土地要素的分佈高度不平等（莊園制），這使得沒有土地稟賦的羣體在社會中的議價能力較低，缺乏投資人力資本的激勵，經濟沒有從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轉變到基於創新的發展階段。長期以來，兩者之間的發展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最新的經濟研究也表明，在經濟追趕階段完成之後，“親商的”（pro-business）發展戰略應該適時轉變為“親勞工的”（pro-worker）發展戰略，由於人力資本相對於物質資本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有助於經濟順利地從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基於創新的發展階段，這種轉變也是中國的社會改革政策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再次，世界經濟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近的一些經濟學研究表明，中國這種“將價格做錯”的發展策略，雖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崛起，給世界帶來了便宜和豐富的產品，改進了消費者的福利，但也給世界很多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衝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更容易理解當前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了。
最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暴露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在巨大的外部需求縮減的負面衝擊下，中國的GDP增速開始下降。2008年之後，中國推出了 “四萬億”刺激方案，這種刺激方案以銀行貸款的方式進入了地方政府和企業，這些部門在短期內積累了大量的債務；同時，過去十多年影子銀行的發展也加劇了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問題。債務問題在短期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2012年中國的GDP增速從兩位數步入個位數，這一年中國的利息支付總額也正好超出了名義GDP的增量，這意味着中國在宏觀經濟層面已經出現了債務積壓問題。經濟增速下降與債務積壓兩者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是中國經濟短期內要面臨的挑戰，中國要避免日本式的資產負債表式衰退。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可能也與近年來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員中淡化GDP指標有關。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如何激勵地方政府官員也是中國的政治治理面臨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從中長期角度而言，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戰略和相應的治理結構，可以解釋中國迄今為止的成功，同時也藴含了中國未來改革的空間和路徑。隨着中國經濟離世界技術前沿越來越近，學習和模仿的潛力越來越有限，中國正面臨着從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向創新的發展階段轉變的關鍵歷史時刻；同時，隨着市場的越來越完備，前期最優的治理結構和發展策略需要相應的調整，中國也面臨着從“將價格做錯”轉變到“將價格做對”（尤其是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價格）的關鍵歷史時刻。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經濟轉型和發展是一個從“此岸”（市場不完備、生產率低、人均收入低）到“彼岸”（市場完備、生產率高、人均收入高）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項偉大和艱鉅的歷史任務。過去的40多年中，甚至是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無數的仁人志士和人民大眾為此流血流汗、思考踐行，使得如今中國的面貌已經大不相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此岸已遠，如何到達彼岸？本書薈集了我們對於中國40年經濟改革的思考和展望，從多個角度來反思中國經濟改革的過去，剖析中國經濟改革的當下，並展望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我們將此書獻給偉大的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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