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松：餘震不斷的歐亞，正在印證布熱津斯基的“黑洞”預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萬青松】

近來，歐亞地區越來越不平靜。

我們可以先按時間線來捋一捋：從6月中旬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到8月初因總統大選而延宕至今的白俄羅斯政治危機、當月中旬因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爾尼“中毒”引發俄歐關係緊張，再到9月底高加索地區“突發”的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持續升級的軍事衝突——富有戲劇性的是，這場新衝突恰好發生在9月21日至26日俄羅斯舉行的代號為“高加索-2020”戰略戰役演習結束的第二天，以及10月5日在中國鄰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因不滿議會選舉而爆發的反對黨“國家政變”，等等。

這些不斷顯現的地區衝突與內部政治危機，進一步加劇了歐亞地區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與不穩定因素，使得原本組織結構就相當複雜的該區域越來越雜亂。

目前，國內外多數觀察和分析主要聚焦這些事件本身，包括事件的過程及演變，事件發生的具體原因及其現實的與潛在的影響等。不過，以筆者的觀察，這些事件並非偶然發生，而是當下正在演進中的內外大變局的必然“溢出”結果。如果把視野再放寬一些，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這些“突發”事件是否將會引發歐亞地緣版塊的“新地震”和美國知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所預言的“黑洞”效應？

吉爾吉斯斯坦反對派支持者佔領政府大樓“白宮” 圖自中新網

歐亞不穩定弧上的“餘震”

回顧近兩年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安全形勢演變，可以發現：從西向東正在出現一個環歐亞核心地區的“不穩定弧”。

具體分佈在東歐（烏克蘭東部武裝衝突持續）；高加索（摩爾多瓦政治危機延宕、北高加索恐怖主義形勢嚴峻）；中東（敍利亞戰爭未停、“伊斯蘭國”極端勢力的“死而不僵”、阿富汗問題久拖不決、伊朗核問題再度惡化、也門內戰持續緊張）；中亞（“伊斯蘭國”極端勢力的迴流與滲透、哈薩克斯坦南部地區騷亂）；南亞（印巴衝突激化、中印邊界衝突）；東亞（南海問題、中美貿易戰之際的我國香港地區出現的動亂，以及中美戰略博弈下的台海關係緊張、朝鮮半島問題依然待解、日韓關係的緊張）等次區域。

由此可見，近期出現的這一系列事件並非新現象，只是歐亞不穩定弧上的一次“餘震”，但並不會在歐亞大陸引發一場即將爆發的“新地震”；歐亞大陸真正的“地震”是上世紀末蘇聯解體，普京稱之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歐亞地區的這些衝突，雖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地區形勢，但很難説會導致災難性後果。

兩大關鍵因素引發“餘震”

鑑於這些事件的“偶然性”，一時很難斷定都是由參與方或第三方有意策劃或謀劃。當然，不同事件的發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直接誘發因素，仔細觀察這些現象的背後，可以發現一些新的共性特徵，即正進入質變階段的外部世界失序與國家內部失衡，是引發這次歐亞地緣版塊“餘震”的最關鍵因素。

外部世界的失序，主要體現為西方自由體制中的核心成員，越來越多地厭倦、偏離對國際制度的主導權，有選擇地放棄由其一手建構和維繫的國際制度，包括力圖與這一體制“脱鈎”，致使世界秩序“搖搖欲墜”，國家間的合作意願下降，更多以自身利益出發，忽視對他國利益的考慮。

不難理解，始作俑者便是特朗普上台後提出的“美國優先”。基於“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行徑越來越多地給世界和各國造成戰略挑戰與地緣政治風險。為避免遭受更多的外部損失，越來越多的國家、不論體量大小，在處理內政外交時更傾向於“本國優先”為主要原則。由此，主權國家之間的妥協難度增加，國際合作越來越少，促成合作的難度也不斷增加。這種新趨向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疫情未能促使大國站在對抗病毒的統一戰線，而是陷入越來越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中，導致失去共同合作應對疫情的良機。

此外，疫情還導致大國更多地傾向於推行“內視化”政策，即更多專注於國內問題的解決。雖然目前很難説這種“內視化”會導致世界大亂，但是大國退出世界和區域活動，意味着留下新的權力真空，這可能會給一些心懷企圖的中小國家火非法勢力留下可乘之機，顯然也會引發周邊地區的劇烈震盪或深度危機。類似影響的外在表現都可以在近期歐亞發生的衝突事件中找到影子，如印度挑起中印邊境衝突、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在納卡地區的軍事衝突，以及土耳其、伊朗對“納卡衝突”兩國的公開站隊等。

國家內部的失衡主要體現為越來越深的政治體系危機。危機的出現並非完全偶然，早在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事就已有所顯露，歐亞國家也不例外。全球疫情則進一步暴露了主權國家的諸多弱點，對各國內部的失衡造成更大沖擊。而歐亞各國緩解國內政治危機的手段多種多樣：要麼藉助外部力量來解決或推動內部轉型，比如在大國之間玩平衡術，當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顏色革命”，要麼借疫情的外部影響“再主權化”，而這恰好與民粹主義的理念不謀而合，要麼通過“操縱”選舉以強化政府的合法性，還有通過遊行示威、甚至暴力活動向政府施加壓力等等。

但上述這些看似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內都極其“奏效”的政治工具，似乎都開始失靈，不僅難以構建起新的內部政治平衡，而且更是成為加速失衡或失控的催化劑。這當然會影響國家的內部進程，甚至導致國家陷入動盪與危機。這些在近期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坦等國表現得尤為明顯。

“餘震”之後的重建“兩難”與“黑洞”效應

歐亞地區近兩年出現的各種危機與衝突，實際上處於一種慢性的循環狀態。這些不穩定因素都涉及區域內各國的切身利益，因此既不能對“餘震”視而不見，更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找到如何應對“餘震”所帶來的消極後果、以及如何預防新“餘震”的妥善方案之前，歐亞各國不得不優先考慮兩個重要的現實問題。

一是“兩難”問題。一方面，在這些導致地區不穩定的衝突與危機中，實際上隱藏着地區國家（尤其是大國）需要作何選擇的考慮，也即到底要站在哪一方。從多數國家的表現來看，並不希望做出二選一的選擇，而是與各方都保持良好關係。這與筆者之前提出的“善意中立”是吻合的。但是，這一傾向更多的是應對變局的一個策略，而不是成熟戰略，顯然存在諸多難以預見的風險。

另一方面，對歐亞各國而言，“後疫情時代”的主要政治任務是：在不失去主權和其他特權的情況下，如何鞏固與推進國家能力建設，同時確保大範圍的多邊合作可行。事實上，這是一組相互矛盾的內外政策，尤其對國家執政的理性政治決策、高超的政治靈活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處理不當，將導致國家和社會陷入劇烈動盪或深度危機。

二是“黑洞”效應。二十多年前，美國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曾批評性地將歐亞地區稱之為“黑洞”，並預言歐亞大陸的“黑洞”將吸附一切對這個地區覬覦不止的大國勢力，進而激化地區錯綜複雜的形勢。

布熱津斯基

近兩年，除了中國力圖將歐亞地區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的重點區域之外，俄羅斯也在該地區“謀篇佈局”，一邊與哈薩克斯坦等國領導人穩步推進“歐亞經濟聯盟”建設，一邊又拋出“大歐亞夥伴關係”。俄官方還進一步宣佈“大歐亞”成為俄外交的主要方向，其出發點不僅是因為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陷入危機、難以找到新出路，更主要的是世界政治經濟中心正加速轉向亞太地區，而亞太與印度洋正走向聯合——印太地區。這其實也和美國的歐亞戰略調整遙相呼應，特朗普政府先是推出阿富汗新戰略，而後又提出“印太”戰略構想，2020年初發布新版《中亞戰略》。

印度則通過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身份介入歐亞事務，推進印度版的互聯互通，維護印度能源安全。歐盟也不斷對其歐亞地區政策進行反思，2019年7月出台的“歐盟與中亞：戰略伙伴關係新機遇”戰略，繼續提出將加強交通運輸、貿易投資、邊境管理等方面事務作為增強歐亞緊密關係的紐帶。

此外，日本、韓國、土耳其、伊朗等國也強化了對歐亞地區的關注。土耳其、伊朗公開選邊支持正在愈演愈烈的納卡地區軍事衝突中的阿亞兩國，其打的算盤不言自明。

當前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問題是：區域內和區域外的主要大國，在制定本國的歐亞戰略過程中，愈發朝向與現實利益結合更為緊密的方向發展，愈發追求並強調本國國家利益，以解決本國目前面臨的複雜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趨勢本質上將會進一步放大“黑洞”效應，不排除可能會產生更為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很顯然，這不利於“餘震”之後的內部與外部的“重建”。

總之，既不要高估“餘震”的影響，因為它並沒有顯著改變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生態，也不要低估全球疫情與“餘震”疊加產生的“化學反應”，因為過去30年習以為常的生活將會結束，我們會走向新的方向。疫情之後的世界是一片亂草叢林，所有國家都需要去摸索路在何方，行駛在顛簸的路上，既要繫好安全帶，也要緊握方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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