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東勃：張桂梅身後的貧困縣高中，面臨着都市精英難以想象的困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曹東勃】

張桂梅老師因其關於全職太太的有關評論，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本來可以是一個具體討論的問題，然而一些評論者撇開鄉村教育這個具體背景的抽象批評，實際上偏離了真實的語境和問題，帶偏了節奏和方向。我們有必要在這個脱貧攻堅的最後關頭，站在大山深處來想一想，張老師這番話背後的故事。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家喻户曉的口號，它無比正確，更無比政治正確。然而現實就是這樣殘酷，實際上直到今天，教育與貧窮之間仍然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教育是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路徑”，這不是一句空話。

按照截至2020年的絕對貧困標準，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就達到了脱貧的門檻。如果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堅持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後還能更進一步去讀一個高中或中職，甚至再讀大學或高職，他們畢業後可能從事某個技術工種，考上公務員，當上教師，還可能自主創業、經營小買賣，他們的月收入會輕鬆超過4000元。而他們只需要每年拿出一點來接濟自己的父母，就能夠讓整個家庭脱貧。

高中教育，是目前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容易被忽視的盲區。我們看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要比東部發達地區慢一個節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全國的目標是“促兩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本世紀初到十八大這十年左右時間，是“促均衡”的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叫做實現“基本均衡”的階段，這個基本均衡，就是貧困縣脱貧摘帽必須的一個前提條件：“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項量化指標）。十九大之後，又提出了“優質均衡”的目標。實際上，貧困地區比全國的節奏總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這四個階段的所有這些目標，都是指向義務教育的。但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在於，如果義務教育水漲船高之後，高中教育的源頭活水是絲毫不必發愁的。貧困縣的高中最發愁的是兩件事：留不住好老師，招不來好學生。為什麼非要強調好，因為高中教育本身並不是法定義務，理論上，高中有權力“挑肥揀瘦”、“嫌貧愛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現實中的義務教育也在挑揀“學生”，但政策導向和道義上是不被支持的，因為它違背了義務教育要求適齡兒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這種有教無類的基本定位。

按照貝克爾的理論，一對貧困的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到了高中教育這個階段，就面臨非常艱難的選擇。因為他可能面臨因教返貧的境遇，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類費用固然能夠減免，高中階段對於貧困縣的貧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畢竟還是會產生額外的不少開銷。所以一些貧困地區的父母傾向於不支持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完成後繼續讀書。

筆者前不久在國務院扶貧辦組織的一個研討會現場，聽到來自教育部門的一組數據，實際上貧困地區輟學的四個主要原因就包括：因學習困難而輟學、因外出打工而輟學、因早婚早育而輟學、因信教而輟學。早婚早育輟學而造就的“全職太太”，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小布爾喬亞意義上的“全職太太”，恐怕是前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天壤之別吧？

張桂梅們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難事。難處之一，是她要辦一所不收費的普惠型高中；難處之二，是她的第一屆學生完全是來者不拒、“敞開收購”，高中入學分數線之低、學生生源質量之參差不齊可想而知；難處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鎖定為女生，矢志辦一所女高。迎三難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氣！

我在沒看張老師的視頻之前，也先入為主地在心中提了一個視頻中同樣的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還要辦純而又純的女高，是否有些不切實際、追求女權主義的極端實現？但張老師的回答很實在，只用了一個例子，就讓我信服。她講到去看一個高三的女生，因為家中重男輕女思想的作祟，寧肯給小學、初中的弟弟們補習，甚至任由他們給姐姐備考添亂，也不願給高三的女兒投入一點點關愛。張老師爆了一句粗：“我説你腦子有病吧？”妥了，要的就是這句話，爭的就是這口氣，就是要辦一所女子高中！

結果是，第一屆的畢業生90%上了大學，一本上線率到了40%。這個數字在很多人看起來覺得沒什麼，但就我短短一年掛職扶貧期間對縣域高中教育的瞭解，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早幾十年，包括我們讀書的九十年代，每個縣的高中都有足夠的各自為戰的勇氣、底氣和絕活兒。時過境遷，今天不同了。今天的縣高中，特別是貧困縣的縣高中，面臨着自下而上的優質生源匱乏和自上而下的地市層面對於縣域教育的擠壓和虹吸。

教育是費錢的。要辦好教育，砸錢是必要條件。地市擁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優勢，又因為行政層級的有利條件而具有碾壓縣域的政策勢差，因此近年來經常出現這樣一類現象：往往是州市政府舉全市之力興辦一所新的高中，再在中招錄取批次上給予這所高中以更大的優先順序，在資金、師資隊伍、學校管理層引進人才等方面給以支持，假以時日，三年之後，一個新的教育高峯就能拔地而起。一所州市重點高中崛起的背後，往往是無數具有悠久傳統的老牌縣重點中學的每況愈下。

由此再反觀張老師2008年辦的這所女高，能從第一屆畢業生開始，連續至今保持這樣高水平的培養績效，實在是創造了奇蹟。

有人會説，這有什麼值得宣傳呢？甚至與今天官方一再倡導的減負和素質教育的導向都是相悖的。

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第一，用張老師自己在視頻採訪中的無奈回答，就是：“我們只能這麼做，否則這些大山裏的孩子考不上浙大、廈大、武大。”

我想大部分中國人都經歷過這種高考，也知道刷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人心智的摧殘，但是對於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説，在指揮棒規則和基本生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之前，奢談素質教育都未免是“裝外賓”。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在貧困縣掛職的一年，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對於城市的孩子來講，素質教育真的十分有必要，因為整個城市的各個層級的招錄環節乃至入學後的很多場合，都十分注重一些綜合素質、口頭表達、思維邏輯等方面的能力。但對於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説，我幾乎每次到一個山上的小學，都看到他們九點多開始上課，十一點多就下課吃午飯了，然後午休到兩點鐘繼續上課，五點出頭又下課了。你們掰着指頭算算，僅從學習時間來説，他們的負擔重嗎？還要減負？至少應該先拉平到和城市裏的孩子同樣的學習時長吧！

第二，我想起去年學校主題教育期間，邀請原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教授來學校作輔導報告時，他講的一個觀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這八個字是毛主席説的，也是毛主席寄語給少年兒童的。好好學習，就天天向上；追求進步，就永遠生長；你不自廢武功，就絕沒有什麼“一入江湖催人老”。實際上，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成長，這種成長不是揠苗助長，而是一種自我激勵式的自生長。今年長得比去年高，明年長得比今年高，就是一種成長，就是一種通過好好學習而獲得的天天向上。必須看到每一個學生相對於自身的進步。張老師的第一屆學生，相對於他們進入高中時的成績而言，他們的高考成績，當然是一種飛躍。

陰差陽錯地，今年的七月又成了高考的日子。高考結束後，張桂梅老師成為新聞的熱點，其實這些年來她早就因為這些近乎完人的無私奉獻而名聲在外。

人的選擇是受到很多歷史際遇的偶然性影響的。如果當初她的丈夫沒有身患絕症而離世，她也許不會離開大理這個傷心地而到麗江；如果她沒有在麗江那所縣城的高中身患重病，如果她的同事和全縣的老百姓沒有熱心地為她捐款治病，也許她骨子裏的那種不向命運低頭的倔強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激情也不會被激發；如果她沒有走進大山親眼目睹那麼多輟學女孩，也許她也不會燃起為大山裏的姑娘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的想法。

張老師是一步一步活成今天在世人眼中近乎完人的樣子。完人，意味着無我，意味着執着，也意味着孤冷。實際上，她把數百萬的各類獎金全部捐資助學而沒有留給親人一分一毫，她沒有子女而又在福利院收養了不少兒女，就很能説明這一點。

如果你仔細看採訪視頻，會發現2000年剛到麗江不久的張桂梅，膚色是鮮亮的，麗江的山水是養人的。然而今天的張桂梅，非但渾身傷病，眼角皺紋也十分明顯。那皺紋，是教育扶貧的艱辛道路上，這頭“老黃牛”負重前行十二年留下的“車轍”。那皺紋，也是為青青幼草遮風避雨十二載的“好大一棵樹”，逐漸老去而留下的“年輪”。

讓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是一頭扎進大山數十年的張桂梅畢生的使命和期望；而讓考上大學、走出大山的孩子們不必再回母校、不必感恩母校和老師，則是她“我將無我，不負初心”的寬闊心胸與博大情懷。

中國是一個腹地縱深的大國，南北、東西，存在發展的梯度、迭代的層次，不同地區面臨的發展態勢和人們的觀念意識都存在差異。當沿海發達地區特大城市裏的父母們疲於奔命地希望學校教育能更多加壓的時候，貧困山區學校裏的教師們還在為如何勸返輟學兒童、鞏固控輟保學成果而絞盡腦汁；而當後者剛剛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進而實現脱貧（這是脱貧的先決條件之一）的時候，前者已向着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的更高質量發展目標進發許久了。要實現各地同此涼熱，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艱鉅的工作要做，但目前這還不是同一個時空，所以我們最好也不要以同一把標尺來苛責他人、誤傷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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