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特朗普可能贏不了，但美國選民已經淪為“透明人”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泉】
距離美國大選正式投票日只剩幾天時間了。
10月22日最後這一場辯論會結束之後，類似四年前10月28日聯邦調查局重啓希拉里“郵件門”調查這樣的“十月驚奇”事件並沒有發生。各種民調，都顯示拜登領先，而且領先幅度也大於2016年希拉里的領先幅度。
美國政治學界常年做選舉預測的學者們10月15日公開了所有預測模型的結果，十幾個或預測選民票，或預測選舉人票的模型中，只有三個認為特朗普會勝出。民間的538網站的預測也是拜登勝出。
最近美國的每日新冠疫情確診數創下新高，無論是單日還是7日平均值都超過了七月份的最高點。道瓊斯指數在10月12日達到28837點的高值之後就開始下跌，28日當天的跌幅甚至超過900點。更具代表性的標普500從12日開始也是下跌，到28日截止跌去了7%左右。每週新申請失業補助的人數最近一個月也基本維持在80萬人上下。
各方面情況可以説都對拜登有利。如果參考1980年的卡特和1992年的老布什，可以説拜登當選沒有什麼懸念。
拜登
不過，23日“國會山”網站的報道透露出一則值得關注的信息——共和黨目前至少已經通過各種方式聯繫了超過1.5億名選民。這一數字大大超過共和黨在2016年聯繫7100萬選民的數量。
要知道美國有投票權的人數不過2.4億，2016年參與投了票的也就是1.4億人。那麼今年共和黨聯繫過的選民就已經超過了2016年的所有投票人數。
1.5億這個數字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它首先表明共和黨所掌握的選民數據庫相較2016年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包含的選民有效信息進一步增多，否則不可能讓共和黨有條件去主動聯繫。
其次是這個遠超2016年的數據庫容量讓共和黨，特別是特朗普的團隊能夠更有效地開展政治營銷，提高利用人工智能精準推送競選廣告的效率和效果。
從選舉技術的角度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歷史可以根據溝通渠道的劃時代改變而被分為5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1789年到1820年，這期間政治信息基本只能通過口頭傳播。美國當時的各州和州內各地區之間基本就是互相隔絕的信息孤島。
第二個時期從1820年到1880年，這期間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在各地相繼建立了超過13000個郵局，使得各種印刷品成為政治傳播的主要渠道。
從1880年到1920年，隨着美國內戰後第一次工業化進程完成，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形態發生了很大改變，出現了各種基於職業關係而建立的組織，比如各種行業協會和工會，利益集團開始大量出現。政治傳播和營銷在這個時期主要通過各利益集團的實際控制人來實現。
1920年開始，隨着收音機的大規模出現，美國選舉進入第四階段，後來加上1950年代電視大量普及以及1980年代有線電視的推廣，這些通訊傳播手段在整個第四階段使候選人可以繞開政黨機制和選民建立直接聯繫，逐步確立了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模式，政黨反而退居幕後。
1990年代互聯網興起之後，總統選舉進入第五階段。選民從被動的信息接收方變為可以利用互聯網有選擇的接受信息。但在全球化、製造業外包、自動化以及確認偏誤等一系列環境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國選民開始加速分化和重組。
Bill Bishop2008年出版的《大洗牌》(The Big Sort)就指出美國民眾在政治極化的氛圍之下連工作、居住的地域和社區都出現同質化傾向，也就是政治立場相近的人們不斷選擇互相抱團並疏遠立場相異的人羣。這樣一種變化給美國選舉中所使用的策略帶來了很大變化和衝擊。
雖然美國的主要政黨只有共和黨與民主黨兩個，但美國民眾按照其在五花八門議題上的立場卻可以被進行無窮的排列組合。比如皮尤研究中心就通過基於每個人對政治、經濟、外交、宗教、文化、種族等幾十個基本問題的回答將美國人分為了從核心保守派(Core Conservatives)到堅定自由派(Solid Liberals)八個類別，加上從不參與政治的逍遙派(Bystanders)，一共九大類。但基於立場多元的現實，就是一個類別之內，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也存在區別。
比如，上圖中關於如何認識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核心保守派中57%認為美國的地位在其他所有國家之上，40%認為美國是一組強大國家中的一個。到了堅定自由派那裏，認為美國高於其他任何國家的人就只有7%。
選舉作為一個競爭機制，歸根到底無非是確保本方的得票超過對手而已。在這個過程中“共同的善”或者“普遍意志”能否得到體現，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以説基本被忽略了。這一點熊彼特已經詳細批判過。既然首要目的是獲得比對手更多的選票，那麼從策略上來講，選舉就純粹淪為一個如何利用選民的不同傾向，通過不同的議題組合，收穫更多選票支持的技術過程。
作為設計選舉策略的前提，首先當然是需要搞清楚每一個選民在不同議題上的初步立場。然後再想辦法去塑造、改變。傳統的方法是利用抽樣民意調查。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兩黨相繼開始建立選民數據庫。隨着數字技術和機器學習方法的興起，判斷選民立場的方法也越來越準確。
這裏就不得不提到英國學者Michal Kosinski的研究。他最初利用問卷調查確定調查對象的五大人格，然後反過來通過篩選個人的各種社會、經濟、政治指標來考察哪些指標能夠更準確的測算出特定人格。
這個研究發展到2012年的時候，已經可以通過一個人在臉書上留下的68個點贊記錄就能準確推斷出他或者她的膚色、性取向、黨派歸屬、是否抽煙，甚至父母是否離婚的情況。超過150個點贊數據，模型對一個人的瞭解程度就能超過該人的父母。如果點讚的數據點超過300個，那麼模型就比一個人的配偶還更瞭解該人。
Michal Kosinski博士是斯坦福商學院的助理教授。
2014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
掌握了選民的基本傾向，接下來第二步就是選擇不同的議題，並針對不同的人羣進行精準推送。
將商業公司的精準營銷方法大規模運用到選舉中的首創要歸功於小布什的政治顧問Karl Rove。他在2004年開始利用信件進行政治廣告營銷。利用掌握的選民住址和投票歷史記錄，最大限度地讓共和黨的競選信息能夠到達選民的信箱。
2008年以及2012年，奧巴馬團隊開始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來進行籌款和組織競選活動，但投放政治廣告依然走的是傳統路線，也就是將競選廣告投到各個關鍵州的電視台播放。等到了2016年特朗普競選的時候，則將重點完全轉到了線上。
**通過與共和黨合作，特朗普團隊建立了一個包含2.2億人的數據庫。在融合政府部門、信用卡公司以及社會團體等數據的基礎上，每個人都包含差不多4000至5000個數據點，比如消費狀況，訂閲什麼雜誌，開什麼車，住在哪裏，是否喜歡打獵、釣魚以及投票情況等等。**在數據庫的基礎上，每週特朗普團隊還花費10萬美元做民調，這樣在當時16個關鍵州里面識別出了1350萬潛在支持者。
做到這些之後，精準推送就登場了。當時特朗普利用的主要渠道是臉書。通過給臉書提供標記準確的共和黨選民數據，再配合上臉書自己的相關數據，利用機器學習算法就可以成倍拓展和發現潛在可能支持特朗普的選民。
針對不同選民在具體偏好上的差別，特朗普團隊利用軟件對其競選廣告的內容和界面進行各種優化，然後將衍生出來的不同版本推送給不同的選民。更為關鍵的是，大量行為研究都表明相較於事實和數據，情緒對選民的影響更大。所以特朗普團隊當時儘量找出最能讓選民感到恐懼或者憤怒的議題，比如非法移民殺人或者集團犯罪等等，來達到吸引支持者投票的效果。
除了依靠精準推送吸引動員自己的支持者，特朗普團隊還利用專屬推送（Dark Post）這種方法來打擊民主黨支持者的投票熱情。針對當時鎖定的三類人羣，也就是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白人自由派，年輕女性和非洲裔選民。特朗普團隊挑選了不同的議題來離間他們對希拉里的支持。從最後的效果來看，威斯康辛和密歇根州的非洲裔投票率下降確實對特朗普拿下這兩個州產生了影響。
如果特朗普在2016年就做到了上述這些，今年的選舉其團隊對這些技術的使用只會更加純熟。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第一天就成立了連任競選委員會，4年來一直在為當下的選舉進行技術和數據準備。所以説現在報道共和黨已經聯繫了超過1.5億選民並不奇怪。
從技術上來講，今年的選戰也有升級。現在已經可以通過在競選集會現場安裝電子圍欄的方式來蒐集所有參會觀眾的手機識別碼，然後通過將該識別碼和選民數據庫匹配，利用家用Wi-Fi網絡，甚至可以做到不僅向手機發送競選信息，還可以把信息發送到其他電腦上。
更有甚者，特朗普團隊開發出的競選應用，選民下載後因為默認開放手機權限，從一個選民的手機通訊錄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出其周圍的社會聯繫。根據推算，140萬的下載量就可以為其團隊掌握超過1億個電話號碼。如此種種，美國現在的選舉已經完全成為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技術競爭。
既然有了技術和數據加持，特朗普到底有沒有可能複製2016年呢？如果説明不了獲勝的原因和機制，那麼所有的預測都近似於瞎猜。猜對了也是瞎貓碰上死耗子。所以在這裏筆者只關注一種可能的結果。
上面這張圖由《紐約時報》根據2016年的結果和現在的民調數據製作。上方兩邊的圓圈中藍色是民主黨的鐵盤州，紅色是共和黨的鐵盤州。下方藍色是更多傾向於拜登有機會獲勝的州，黃色則是搖擺州。從鐵盤州出發，特朗普125張選舉人票，落後於拜登的212張。如果特朗普能夠獲勝，一種可能的途徑是拿下所有搖擺州，也就是俄亥俄州，佐治亞州，得克薩斯州，愛荷華州，北卡羅來納州，佛羅里達州以及緬因州的第二國會選區。
但即使這樣，如第二張圖所示，特朗普也只有248張選舉人票。要越過270張選舉人票這個門檻，特朗普就需要拿下目前民調顯示偏向拜登的州。
那麼從目前雙方民調最接近的角度來看，在賓夕法尼亞州拜登的領先優勢最小。而在新罕布什爾州，特朗普2016年僅僅以0.3個百分點落敗。如果特朗普能拿下這兩個州，就能夠以272票連任。
不管特朗普是輸還是贏，雙方所採用的選舉技術、政治營銷手段和修辭都把美國的選舉式民主朝着更加異化的方向推進。
其中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利用谷歌和臉書這樣的互聯網與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專屬推送”(Darkpost)。這種推送方式的突出特點就是隻對發送和接受兩方可見，而除了平台之外的第三方根本無從知曉。這樣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任何參選人，不僅僅是特朗普，只要使用了這種技術，就可以人話鬼話一起説而不用擔心穿幫。
選民作為接收方會被精準推送的信息送入一個個特製的信息繭房。在沒有其他信息源的情況下，選民行為大概率可以被競選團隊左右。
另外，為了讓推送信息達到最大效果，往往都是基於算法對選民的評估而突出單一議題，聚焦於一點而不及其餘，整體上會導致選民對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情況判斷失準，成為動盪的潛在風險源。
如果在推送信息中再充分利用情緒化策略，那麼在選民已經極化對立的環境中，就相當於給一個個火藥桶裝上了引信。選舉過程中的一個偶然時間就能被引爆。
最新的消息説，目前在密歇根，威斯康辛和賓夕法尼亞州都出現了使用手機短信方式發送針對拜登支持8歲小孩變性的虛假消息的情況。這非常符合特朗普團隊所掌握的技術條件和選戰風格。
如果他最終連任，隱秘的精確推送式政治營銷將功不可沒，只是熊彼特的棺材板大概要壓不住了。不僅民主的實質徹底沒有了，程序和過程也在政治野心和人工智能合謀之下被撕扯得千瘡百孔。至於這次會不會因為計票引發更大的政治危機，只有天知道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