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歐美“進步派”真的進步嗎？從一個比利時“納粹”説起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隨着金斯伯格法官的離世，美國國內的保守派與進步派的爭鬥在近一段時間達到了一個高潮，新法官巴雷特上任，只是法院內部新一輪鬥爭的開始。保守派已經在期待由保守派法官主導的最高法院來否決墮胎權等一系列“進步政策”，而進步派則試圖捍衞他們曾經取得的權益……進步與保守的爭議已經貫穿本次美國大選，並將繼續延續下去。
當然，不只是美國，在西方很多國家，保守與進步的爭鬥在近些年都有激化。近幾個月來，歐洲的保守派們也藉着反對疫情政策的機會，發動了很多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甚至一般認為科技、工業較為發達的德國也並未倖免極右翼的衝擊。
可見，我們傳統上認為落後的宗教、種族和性別觀念，其實從未在歐美社會消亡。每當面臨危機，這些我們認為早該停息的爭鬥總會再次被點燃。
我們怎麼理解這一現象呢？
同樣的理念爭鬥，其實也發生在二戰前。我們可以從當年的歷史中，發現一些理解當今世界的線索。
在這裏，我想介紹一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歷史人物，一個比利時的年輕人——萊昂·德格雷勒（Léon Degrelle）。
德格雷勒做了啥呢？他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在1936年的比利時大選中，幾乎憑着一己之力撼動政壇，讓自己組建的政黨“雷克斯黨”（Parti Rexiste）贏得了11.5%的選票，一躍成為比利時第四大黨。
11.5%的選票看似沒什麼，但比利時老牌政黨自由黨的得票率其實也才12.4%。
憑藉着這樣的選舉成果，德格雷勒也得到了比利時國王的接見，與其共商國是，成為全國都不得不重視的政治力量。
對於一個1936年大選前才剛剛成立的政黨，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成績了。
而更驚人的是，這個政黨的領袖德格雷勒，只是一個年僅29歲的記者，本科的時候學的是法學與政治學，在1936年大選之前沒有任何從政經歷。
當然，德格雷勒也不能説和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在投身政界前，他是長期執政的比利時天主教黨的一員，也是天主教刊物《Christus Rex》的主編。他在二十出頭的時候，寫的文章就已經得到了黨內的重視，怎麼説也算個青年才俊了。
但德格雷勒認為天主教黨已經腐敗墮落，既不能解決人民的疾苦，也沒有給年輕人蔘政議政的機會。於是，他在1935年與天主教黨決裂，並以他的刊物為基地，聚攏了一批有志青年組成了“雷克斯運動”（得名於他主編的刊物），進而在1936年組成了“雷克斯黨”參加選舉。
因此，不光領袖自己年輕，雷克斯黨也是一羣年輕人組成的。黨的骨幹大都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從事新聞業與出版業。他們和德格雷勒一樣，對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混亂感到失望，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給比利時帶來徹底的變革。
由於雷克斯黨的年輕人們都是搞傳媒的，他們的競選手段也跟傳統政黨不同。除了德格雷勒本人一流的演説能力之外，雷克斯黨也有很多利用輿論的宣傳策略。
比如他們會各處印發文章和小冊子去碰瓷政界大佬，政界大佬不回應就是默認了指控，如果氣急敗壞回應了，反而給雷克斯黨帶來更多的曝光。
再比如，雷克斯黨組織起來的羣眾活動經常能夠玩出花樣。他們最經典的行動，就是組織一羣人拿着掃帚，聚在其他政黨的集會場所。每當政客們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怒斥政客，手裏揮舞着掃帚，象徵着“把腐敗清掃出去”。這種玩法就是在現代來看也是不過時的，更不用説在1936年，他們是多麼前衞了。
那麼，這樣一個年輕領袖組建的年輕政黨，用新鮮的競選策略號召着政治上的變革……到底是有什麼革命和進步的政治主張呢？
如果有人熟悉拉丁文的話，“Christus Rex”就已經暴露答案了。
他們的主張，核心就是“耶穌基督君王論”，認為耶穌基督應當成為普世唯一的君主，統治萬民和天下。這個思想來自於教皇庇護十一世在1922和1925年發佈的通諭，在比利時這個天主教思想濃厚的國家有一定的影響力。
對於雷克斯黨來説，他們想要的“Christus Rex”，轉換成政治主張基本就是，復興王權，復興教權；尊王討奸，奉天法古……
這些非常保守主義的政治觀點，聽起來好像不是非常符合年輕人的身份啊。按照我們現代的視角，這都不僅是保守了，簡直是反動。這完全是在民主化世俗化進程持續多年的比利時，開歷史的倒車。
不過，雷克斯黨不僅僅是非常保守，該黨甚至支持一系列法西斯主義的主張，包括文化上的種族主義、經濟上的社團主義，以及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德格雷勒自己就一直想以意大利法西斯為榜樣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也接受過德國法西斯政黨的資助。
（順帶一提，我剛才説雷克斯黨11.5%的選票已經算很多了，就是跟意大利法西斯黨相比的。幫助墨索里尼上台的1921年大選，他的法西斯黨只是作為右派競選聯盟的一部分，贏得了535個議會席位中的35個……就是他參與的整個競選聯盟，得票率也只有19.1%，這個得票率可不算太高。）
有人可能會説，一羣年輕人支持法西斯主義，這很奇怪嗎？
可能也沒有。畢竟，我們知道二戰前的德意日年輕人，就有很多法西斯主義的忠實信徒。
然而比利時跟德意日不一樣。
一般認為，德意日本來就是民主化不完全的國家，保留很多封建殘餘，再加上一戰後政治和社會的動盪，所以那些國家的年輕人會有保守想法也不奇怪（當然，這也是過度簡化了德意日的歷史狀況，但這並不是我們今天的話題）。
但是比利時的自由民主傳統可是非常悠久。從1830年獨立開始，比利時就有一個穩定的君主立憲政府，而且跟歐洲各國相比，也賦予了人民更多權利和自由。雖然按照我們現代的標準，二十世紀初的比利時政治太過精英化，也沒有真正的全民普選，但按照當時的標準，比利時絕對是個模範的自由民主國家（在那個年代，Liberal Democracy強調得更多的是偏右翼的古典自由主義政策加精英民主，跟我們現在的自由派政策加大眾民主不太一樣）。
更何況，比利時在一戰中是戰勝國，從巴黎和會上分到了好處，也沒有什麼擴張或復仇的需求。從社會大背景上看，沒有太多理由認為比利時的年輕人會傾向法西斯主義。
更不用説，相比於德意日的法西斯支持者，比利時的雷克斯黨成員不光特別年輕，而且還大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是什麼失意的士兵或者失業的中下層民眾（雷克斯黨確實吸引了很多對現狀不滿的老兵和民眾的選票，但雷克斯黨的成員們主要是一羣知識青年）。
更有意思的是，雷克斯黨所支持的神權和王權，跟歐洲其它地方的法西斯主義相比，也顯得有些落後於時代了。
反對者的諷刺漫畫《“雷克斯”的真面目》，實際上雷克斯黨與法西斯主義還是有所區別，比如對神權和王權的支持
那麼，為什麼一羣比利時的年輕人，一羣從常理上看本應該支持“開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卻如此狂熱地追求“保守”和“倒退”呢？
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考慮清楚一件事情：什麼是“保守”、“倒退”，什麼又是“開放”、“進步”？
我們是不是預設了一個前提，即認為某些事情是進步的，某些事情是倒退的？那麼，只要一個人支持進步的事物，他就是“進步”的，一個人支持倒退的事物，那他就是“倒退”的。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線性的，是一個從神權向世俗，從王權向民主發展的過程。那麼，比利時的雷克斯黨成員們，支持連很多法西斯主義者都覺得過時的神權和王權，就是一種倒退。
但問題在於，我們是站在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並且被劇透了歷史來看待進步和倒退的。
然而對於比利時的這羣年輕人來説，他們的立場顯然和我們是相反的，而且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
對於他們來説，我們認為進步的，可能反而是落後的；而我們認為是落後的，反而是進步的。
這裏需要交待一下二戰前比利時的歷史背景。雖然比利時沒有像德國或意大利那樣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以至於人們想要祈求法西斯主義來發動變革，但比利時也有着自己的問題。
自比利時獨立以來，天主教黨一直都佔據着統治地位，並且維持着政壇的穩定。但在一戰之後的1919年，隨着“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原則真正得到實施（當然，只是男性普選，女性選舉權得到二戰之後了。1893年比利時賦予了全部男性選舉權，但每個人能投的票數是不一樣的），比利時也在從精英政治過渡到大眾政治的時代，而這個過渡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隨着大眾被賦予更多的選舉權，左翼的工黨自然獲得了更多的選票，成為了第二大黨，挑戰了天主教黨的統治地位。而天主教黨自身，也在新時代的壓力下分裂：如何理清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如何應對經濟危機和工人運動、如何看待佛蘭德斯民族主義……對於這些緊迫的現實問題，不同派系有着不同看法，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於是，一戰後的比利時政府，雖然都是天主教黨執政，但政府的更迭卻十分頻繁。幾個月前還是天主教黨的基督民主派和工黨結盟，幾個月後就可能是天主教黨的保守派和自由黨結盟。沒有政府能夠得到穩定的支持和領導，甚至出現過組閣了僅35天就倒台的政府。
而二戰前的比利時，面臨着宗教上的迷茫，經濟上的困境，還有佛蘭德斯的分裂威脅，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政府的領導。老一代政客的無能和傳統政黨的內耗，在此時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1936年正好20多歲的那批雷克斯黨成員們，包括德格雷勒，就是成長在這樣一個時代。
對他們來説，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政教的逐漸分離只是個既成事實，不是什麼新鮮進步的東西。
更糟糕的是，當時的比利時政黨還沒有完全從精英政治轉型出來，把持議會和政府的，都是老一輩的政客，沒有年輕人蔘政議政的空間。
因此，當雷克斯黨的年輕人們目睹比利時的混亂和迷茫時，他們很自然地會認為，這是自由民主這種傳統體制停滯和保守的體現，需要他們發起革命來拯救比利時。
革命的方向是什麼呢？
如果是接受了左翼思想的工人階級，革命的方向就是共產主義了。但如果是從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篤信教義的知識青年，革命的方向，自然就是要復興王權和教權，推翻被他們視為保守落後的自由民主制。
所以，在我們看來是開歷史倒車的主張，在雷克斯黨看來不過是撥亂反正。如果人類最終的歸宿是天主降臨人世統治一切，那麼自由民主制度只不過是一條保守落後的邪路，只有王權和教權的復興，才是真正的進步與開放。
那麼問題來了：一羣支持王權與教權這種保守觀念，但手段先進，充滿革命熱情的年輕人；和一羣支持自由民主這種先進觀念，卻迂腐顢頇，固守傳統體制的老年政客，誰算是“先進”，誰算是“保守”呢？
因此，當我們用“先進”與“保守”這些詞彙的時候，需要想清楚：我們指的是具體的實質內容，還是指的是一種對待變化與傳統的態度？
很多時候，我們説一個人是保守派，説的是那個人支持一系列被我們視為保守的價值觀念（比如篤信宗教、支持傳統、有威權主義傾向、反對多元文化等等）。但這並不意味着，這個人一定就厭惡變革，支持現狀。
關鍵在於，現狀是什麼。
如果現狀是傾向於開放、多元、包容的，那麼一個支持保守價值的人，反而是個激進革命派，想要推翻腐朽墮落的現存體制。在這個人看來，自己是進步的革命的力量，而那些無腦支持現狀的人反而是保守的。
只有理解這樣的心態，認識到保守和先進的辯證關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法西斯主義會在過去崛起，為什麼右翼民粹主義會在當前復興，為什麼總有新鮮血液注入到被我們認為落後的事物中。
當二戰前各國的民主政權面臨政治經濟危機時，法西斯主義是被一部分人視為革命的、先進的理念而擁護的。正如我們從比利時雷克斯黨的歷史中看到的，支持法西斯主義不一定代表缺乏教育或者處境悲慘，反而可能是因為所謂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
同樣的道理，今天很多受過教育生活優越的年輕人，會跟學歷低收入低的中老年人一起支持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也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冥頑不化，而是因為他們看待保守和進步的角度和我們不一致。
在這些人眼中，現狀不是社會不夠自由和開放，而是太過自由和開放從而陷入了混亂和迷茫。因此，保守的不是他們，而是那些自由主義的建制派和進步主義的激進派。而正是那些抱殘守缺，頑固堅持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這些僵化理念的人，讓國家停滯不前，甚至使民族陷入危機。
他們的這種認識，也不能説完全沒有道理。畢竟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理念已經很久沒有什麼突破了，無非就是吃多年前的老本。
自由主義者仍然懷念着冷戰勝利的餘暉，而進步主義者扛起的大旗也不過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撿起來的。過去充滿活力的理念如今大都變成僵化的教條，行為上的激進也無法掩蓋理念上的畏縮。
曾經的自由主義“燈塔”美利堅，在這點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比如美國民主黨，一邊呼籲年輕人蔘與政治積極投票，一邊卻推出拜登這樣代表了老人政治全部精髓的總統候選人。
再比如美國文藝界，一邊在奧斯卡獎評選中加入強制要求少數族裔比例這種離奇規定，一邊卻拍出《花木蘭》這種充斥着東方主義和刻板印象的影片。
當然，我在這裏吐槽自由派，也不代表我就認同保守派。
大多數美國保守派們一邊嘲笑拜登老年痴呆，一邊無視特朗普的年齡和心理狀況；一邊否認種族主義的存在，一邊喊着“CHINA VIRUS”……看着也沒什麼新意。
無論左右，美國的各派其實全都在拿着幾百年前立國時的憲法和體制當聖經，只不過對經書的詮釋不同罷了。
有的人可能會説，這體現了美國國父們的高瞻遠矚，反映了美國體制的歷久彌新……但如果我們拋開美國例外論的光環想想，這世上哪有什麼不可變的祖宗之法呢。
西方那麼多民主國家，無論是法國德國，還是英國加拿大，哪個不是在百年來經歷過無數政治變革才挺過危機的？看看人家法國都換了多少個共和國了，憑什麼美國搞特殊？
而美國呢，號召根本變革的勢力根本成不了氣候。不合時宜的選舉人制度，僵化多年的最高法院體系，加上各種源遠流長的選票壓制策略，已經越來越頻繁地把美國少數人的意志轉換成政治上的多數。儘管最近這些年是共和黨從中受益，但民主黨也並非沒有利用過這些制度，也並沒有勇氣去真正改變這些制度。
於是乎，面對當前的危機局勢，美國左右兩邊如今一致的共識，居然只是靠換總統來解決問題，好像今天只要自己的青天大總統上台就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似的。
根本沒有什麼進步主義，無非就是在各自政治光譜上的保守主義罷了。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我們不認同我們視為倒退和落後的理念，究竟該怎麼辦呢？
這裏我們就要回到德格雷勒和雷克斯黨的故事了。
所謂出道即巔峯，説的就是雷克斯黨了。
1936年的選舉勝利，就是雷克斯黨的最高成就了。等到了1939年的下一次大選，他們完全失去了之前的氣勢，兵敗如山倒，只獲得了4%的選票和4個議會席位。
問題出在哪裏呢？
一方面是他們太過年輕氣盛，做出了很多錯誤決策。德意的法西斯勢力雖然表面上顛覆體制，但跟傳統精英有着密切合作，靠着保守派的支持最終奪取了權力。但比利時的雷克斯黨與傳統政治勢力決裂得過於徹底，以至於雷克斯黨雖然喊着復興天主教的旗號，卻跟天主教黨和教會全部鬧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精英的支持。
更不用説他們還試圖與佛蘭德斯民族主義政黨結盟，損害了他們堅持比利時統一的民族主義形象，導致又掉了一波粉。
當然，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在面對雷克斯黨試圖顛覆國家的威脅時，傳統政黨們終於願意改革了。天主教黨、工黨還有自由黨難得地放下了鬥爭，一致對抗雷克斯黨。即便是右翼的自由黨和天主教黨，也沒有像德意的保守派那樣扶植雷克斯黨來打擊左派。
時任首相保羅·範澤蘭甚至親自下場，跟德格雷勒爭奪布魯塞爾的一個議員補選席位，並且得到了左中右三個傳統政黨和教會的聯合支持，通過一場象徵性的毫無爭議的選舉勝利，徹底打擊了雷克斯黨的氣勢。
同時，當傳統政黨們終於停止內耗的時候，他們終於有能力回應雷克斯黨提出的訴求，比如解決經濟和政治危機，給年輕人更多參政機會。當初被雷克斯黨的激進綱領所吸引的人，在團結的政府和復甦的經濟面前，也重拾了對現存體制的信心。
很明顯，當面對着來自“保守”意識形態的“革命”和“進步”要求時，“進步”的意識形態是不能用“保守”的手段應對的，只有變革才能回應變革的訴求。
這也是當今世界應該如何面對右翼民粹的正確態度。右翼民粹的出現就意味着原先的老路出了問題，一味地強調過去道路的合理與正確，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你自己不變革，自然有人替你變革，只不過變革的方向就不是你想見到的了。
不過比利時的故事我們還沒有説完。雖然1939年的大選，似乎是比利時傳統政黨的勝利，和雷克斯黨的慘敗，但比利時的命運已經跟國內的局勢無關了，因為很快德國人就來了。
德格雷勒的“傳奇”故事其實才剛剛開始。不知道是出於機會主義，還是出於對法西斯主義的真誠熱愛，他在二戰開始後便拋棄了原先的比利時民族主義，有意向要與德國合作。
比利時政府在德國入侵前逮捕了德格雷勒和其他右翼極端領袖，並把他們送到法國，避免這些人通敵。而本來應該在法國的阿布維爾被處決的德格雷勒，卻在行刑前莫名逃過了一劫。（順帶一提，有人把這次行刑稱為“阿布維爾屠殺”，因為這些被法國處決的人沒有經過任何審判，連軍事法庭也沒上過，據稱有一些無辜的甚至反德的人也在阿布維爾被殺害）
逃回比利時的德格雷勒便開始積極地與德國佔領軍合作。雖然德國佔領軍對德格雷勒也沒有完全信任，但也讓他和雷克斯黨佔據了一些職位。與納粹合作的雷克斯黨也基本拋棄了戰前的理念，淪為了納粹的幫兇，做着欺壓百姓鎮壓抵抗運動的勾當。
不知道是為了進一步爭取德國人的信任，還是出於自身的意識形態，從沒當過兵的德格雷勒在1941年自願加入了德軍，去參與東線戰場的戰鬥。二戰的東線戰場有多麼殘酷大家都是知道的。德格雷勒從列兵當起，不光在多年的戰爭中活了下來，甚至還一路高升，最終升到了黨衞軍上校並獲得了多枚獎章。
在東線戰場的九死一生就已經給德格雷勒罩上了不死的光環，但他的好運仍然沒有結束。
當第三帝國大廈將傾時，德格雷勒成功逃亡到了西班牙，並且得到了弗朗哥政權的庇護。弗朗哥的法西斯政權雖然在二戰中保持了中立，但在戰後仍然是前納粹成員的庇護地。德格雷勒通過婚姻和被收養得到了西班牙國籍，並且得到了長槍黨的資助，在西班牙過着非常滋潤的生活。
雖然比利時政府缺席審判了德格雷勒死刑，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引渡甚至綁架他，國際法庭和以色列的組織也都想把他帶出西班牙接受制裁，但全都沒有成功。直到1994年，德格雷勒才以87歲高齡自然死亡在西班牙。
德格雷勒的後半生雖然沒再參與什麼重大事件，但也沒閒着，而是一直宣揚納粹主義，否認大屠殺，跟歐洲右翼極端組織甚至新納粹組織保持着密切聯繫。到生命最後，德格雷勒也堅持自己是希特勒的傳人，並表示元首跟他説過，“假如我有個兒子，我希望他像你一樣。”
從一個比利時青年知識分子，到極端民族主義者和保皇派，再到賣國賊和黨衞軍上校，最後是希特勒的傳人和“兒子”……德格雷勒這個人還是有本事的，他的一生也是可以稱得上“傳奇”的（雖然對比利時人來説，他的一生可能是“跳臉”的國恥）。
不過，看着德格雷勒的經歷，看到這樣一個人居然也能安度晚年，還是會覺得，這個世界可能哪裏不太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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