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能給當代什麼啓示？
【文/王鋭】
一
“海內如今傳戰鬥”。在一段時間裏，“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許多人在談論如今的中美關係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更引起筆者興趣的是，這個概念的發明者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裏，建議美國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應充分注意歷史的維度。
他提到自己曾和史家尼爾•弗格森提議白宮應成立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倡導“應用歷史”，這樣有助於“從當前的選擇或困境開始，分析歷史記錄，以提供觀點、激發想象力，找到揭示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的線索，提出合理的干預措施，並評估可能出現的效果。”
在他看來，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研究中國，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如何迎來我們現在所稱的‘中國挑戰’的？”在筆者看來，這本書對中國而言，最為關鍵的或許不在於跟隨作者所創造的概念亦步亦趨，以至於在戰略思考上喪失主體性，而是應當重視作者所提倡的思考當前國際形勢的切入點，即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理解中美關係。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圖自youtube“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賬號
話又説回來，其實作者的這個主張對中國人而言並不陌生。中國有着十分悠久的歷史編撰傳統，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與喜愛，可以説在世界文明史上罕有其匹。更為重要的是，正如中國古代史學的典範之作《資治通鑑》的書名所昭示的那樣，古人研究歷史、敍述歷史，固然是在追尋一個時期歷史的本相與全貌，但同時也希望藉助歷史的智慧來“資治”。比如就對外關係而言，從《史記》的《匈奴列傳》、《大宛列傳》，到《通典》中的《邊防》，及至清代道鹹時期盛行一時的西北史地之學，前賢敍述這些史事，主要目的就是試圖通過歷史的梳理，為當前如何處理邊疆地區的政務提供參考與借鑑。
到了近代，這一情形體現的更為明顯。對時代變動有極強敏感性的梁啓超，在撰於1901年的《中國史敍論》一文裏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換言之，近代中國遭逢西方勢力的入侵，為了振衰起微，必須在政治上有所興革，以此建立富強之基，來與“西人交涉競爭”。
這表明，隨着中國日漸被捲入由近代東西列強帝國主義擴張所形塑的世界體系，時人已經逐漸認識到，思考中國問題必須同時思考同一時期的歐洲與全球問題，以辨別中國在全球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並提供一種比較性的全球視野，單純地從中國自身歷史軸線上思考中國問題已不復可能。這就要求人們必須對近代以降的世界形勢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整體把握。
梁啓超
因此，今天分析中國的內外局勢、探索未來發展的戰略與道路，就必須具有完備的歷史眼光，特別是對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有充分的體認。甚至可以説，具有怎樣的近代史史觀，大體上決定了對中國當前局勢的基本認識。毋庸諱言，今天一些人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想象與青睞，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所接受的中國近代史圖景息息相關。
舉例來説，1922年，在回應中國共產黨發表的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時，胡適聲稱：“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凱），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我們可以説他短見，但不能説這全是出於惡意。”
在巴黎和會之後，列強又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而列強之所以干涉中國內政，是由於“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和安全。”所以，“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胡適
正所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這樣的觀點，在當前不是依然改頭換面地在一些人口中不斷宣揚嗎？只是其中添進了更為新穎、時髦的名詞與概念罷了。
二
依筆者之見，如若前文所言不虛，那麼胡繩出版於1948年的小冊子《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今天或許具有頗為重要的意義。經過1947年的解放戰爭，國民黨政權的敗象日益顯露，中共的力量不斷壯大，中國未來向哪裏去已經不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疑問，而是有了越發清晰的答案。
毛澤東在1947年歲末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在這一背景下，胡繩希望“集中寫一條主線，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而這條線索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的東西。”關於寫作這本書的問題意識，據他晚年回憶：
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這也是當時的一個現實問題。很明顯的，革命戰爭很快就要取得對蔣介石的徹底勝利，在這時候發生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國怎麼樣，它會採取什麼手段來對付中國革命。從這個觀點出發，反過來考察美國歷史上向來對中國採取的政策是有意義的。
可見，胡繩之所以要論述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是因為在當時美國已經成為在華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研究歷史與思考現狀、展望未來是相通的。如果説“打倒帝國主義”是解放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口號，那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帝國主義的在華史，就從學理層面將這一政治口號進一步深化，賦予其厚重的歷史感，通過歷史敍事來更為深刻的論證其基本合法性，並爭取更多飽受帝國主義欺壓的進步力量與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
胡繩
作為分析現實的基本概念之一，“帝國主義”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經被零星使用，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被留日學生介紹到國內來。到了五四運動之後，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的在中國傳播，日益被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所採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被譯介到中國之後，對中共黨人探討國內外狀況產生極大的影響。
1922年，遠東各國勞動者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據出席此次會議的張國燾回憶，“這次大會把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動勢力聯結在一起。我們討論的結果，確認中國的反動勢力只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革命運動要能有成就，必須從反對帝國主義下手。”
在這之後，像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廣泛地運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分析，來論述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在此基礎上所遭受的各種壓迫與剝削，並號召廣大工人與知識青年加入革命隊伍，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言人的統治。例如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一文裏，瞿秋白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有“強闢商場”、“壟斷原料”、“移植資本”、“文化侵略”。他簡要的概述了從鴉片戰爭以來直到1923年，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如何運用這些手段掠奪中國的資源、侵犯中國的主權、培植其在華的政治與經濟代言人。特別是他注意到政治與經濟的手段背後，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更為重視文化上的操控：
他（美國）能有這麼大的“度量”放棄庚子賠款，無意之中造成親美派留學生的政治勢力，遍處設立教會學校，辦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業；不但現時他能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國的事業，而且還能改制中國人的心肺，賂買整個兒的階級，預備做他將來的“代理統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機關報，“洋大八”的輿論每每足以影響中國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足以“威臨中國之人心”，挾制日本，卸罪於日本，誣衊赤俄，減殺中國真民主派的勢力。
這番話，從後來的歷史發展與今日的種種景象來看，不能不承認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胡繩晚年就回憶自己在蘇州上中學的時候，“蘇州的教會學校讀英文是讀狄更斯的《雙城記》，就是講法國大革命如何殘暴，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教育，就是説革命是可怕的。”
到了1930年代，由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巨大影響，左派史學蓬勃發展。一些左派史家開始嘗試以帝國主義問題作為切入點，去敍述中國近代史中的相關部分，以此回應“九一八”事變之後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引導國人去思考救國救民之道。比如在《近代中國經濟史》一書裏，錢亦石強調：“近代中國的經濟，完全受列強帝國主義的支配。帝國主義者以對華輸入商品和輸入資本的方法，變革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經濟生活。”其所造成的結果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社會生活中，成了一個重要的要素而且是基本的要素。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完全打成一片，結成一個有機的關係。”以此為切入點，錢氏分析近代中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如何被捲入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全球經濟體系之中，並且對中國內部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帶來哪些影響。
此外，在《中國外交史》一書裏，他指出：“外交並不是它自身能夠單獨存在的東西，它只是某一種政治系統之下，在邦交關係上運用一種手段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的策略。如果要離開政策來講外交，就絕無外交可言。”具體到分析中國外交史，就必須“從帝國主義方面來研究他們侵略政策、壓迫政策的變遷，以及這變遷的根據，這變遷對於中國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歷史敍述，“一方面要看清楚帝國主義對我們侵略壓迫是怎樣在變遷，變到哪裏去，我們有什麼對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要看清楚中國在他們侵略壓迫之下，已陷入怎樣的地步，在國際上已處在怎樣的一個位置，要怎樣才能從這種地位解放出來。這樣我們就很可以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壓迫中國的歷史中研究出一個總的趨勢來，在這總的趨勢之下看出目前的國際新形勢，自己的新環境，來決定我們對自己利益怎樣就可以保全以至向前發展的一個總的政策，而外交政策自然可以從此產生。”
另一方面，作為早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實踐者，蔣廷黻對帝國主義問題也頗為關注。他晚年回憶自己在美國留學期間閲讀霍布森的名著《帝國主義》後，感到“深獲我心，使我對帝國主義得以明瞭”。他談及當時自己的想法：“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對殖民或帝國主義並不深恨，因為我感到中國如果願意，同樣有資格能產生與歐洲相同的組織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經濟水準以及資源。改良中國生活方式，根除無效率、渙散的習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蔣廷黻
蔣廷黻的這種心態與立場，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一書裏以學術的方式表達出來。他認為：“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在這裏，蔣氏刻意把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破壞給淡化，同時將左翼史學時常強調的帝國主義，定義成一種並非近代世界所獨有的現象，聯繫到他當時親英美的政治立場，這一敍述方式的“現實感”是很強的。如果説前文提及的胡適是在政論中有意消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危害，那麼蔣廷黻則將這一觀點以建立在大量檔案整理之基礎上的歷史敍事的形式表現出來。
因此，胡繩的這本書，在學術源流上繼承了先前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傳統，用帝國主義的概念去分析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遷，剖析中國內部的階級狀況與社會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者在不同時期的對華策略與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具有內在邏輯的近代史敍事。另一方面，從現實鬥爭的角度而言，正如胡繩在晚年所提及的，胡適“的根本問題是不反對帝國主義”。因此，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本書中，他必須回應胡適、蔣廷黻等人對帝國主義問題的刻意忽略、曲解，進而模糊了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用歷史的方式呈現自己的觀點，用大量的史實來説明問題，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言説策略，可以使人們對時局與歷史的認識更為清醒，進一步明確鬥爭的目標，特別是讓當時的“中間勢力”認清中國的基本狀況，放棄幻想，堅持鬥爭，走向革命隊伍中來。總之，正如胡繩自己説到的：
帝國主義列強與半殖民地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是帝國主義侵略者怎樣在中國尋找和製造他們的政治工具，他們從中國統治者與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並且説明一切政治改良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幻象曾怎樣損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等等。
這段話意思十分明確，無需再做過多解讀。而另一位左派史學代表人物范文瀾在1958年曾指出，在中國的歷史編撰傳統裏，“史書有多種體裁，自然有各種不同的寫法。有些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性，有些表現得不那麼明顯或完全與政治無關，不論表現的形式如何，歸根都是當時政治生活的一種反映。但是，明顯地反映出當時政治生活的歷史著作，究竟是史學的正常狀態，是史學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國粹學報史篇》都應是代表各個時期的歷史著作。”
在筆者看來，這番話無疑道出了古今歷史著作之良莠的深層次標準。當然，或許有人會鄙夷這段話寫於一個火紅的年代，因此不是“純學術”，沒有“學人範兒”。但不要忘了，被視為專業實證主義史學先驅者的蘭克，一生撰寫了許多近代早期歐洲諸大國之間縱橫捭闔的外交史。在他看來，“如果沒有對現在的熟悉，那麼對過去的知識也是不完全的”。
一部好的歷史著作，一定是體現了具有深度與廣度的現實感，能夠使人在古今之間展開思索。就此而言，《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確實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但也正因為如此，這本書才體現出深刻的洞見，因為對於現代中國而言，帝國主義雖然多次改頭換面，但從未真正遠去。
三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從鴉片戰爭寫起，直至1925年國共合作的前夕。重點敍述了鴉片戰爭前後、英法聯軍與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庚子事變、清末新政與民初政局、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政治經濟狀況這些歷史時期裏，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與控制、中國各個時期的掌權者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改良主義者對時局的擔憂以及對帝國主義勢力的幻象、廣大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與挫敗。
這樣的敍述方式，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典範式之一，因此或許也比較為人所熟知。不過在胡繩自己看來，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在於，“從前我們習慣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勢力結合起來，實際歷史也是這樣的。但是一開始帝國主義來到中國，倒不是馬上利用封建勢力，而是感到這種落後勢力阻礙它在中國發展。所以在鴉片戰爭時敵視清朝政權，要打它，打得它服下來。到太平天國時發生了一個變化，帝國主義從太平天國和清朝政府之間慢慢選擇了清朝政府，至少有一部分洋人考慮過太平天國，但最後還是考慮清朝政府好。清朝政府也經過一個過程，開始怕洋人，感到洋人對自己不利，慢慢才看出來，洋人的力量可以依靠。”
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內部腐朽政治勢力結合的過程，就是近代中國國勢衰微、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的過程。由此出發，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分析帝國主義列強在不同時期如何在利用中國國內某些政治勢力的基礎上對中國進行控制與侵佔，另一方面也可更為深入的探討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運動所遭受到的困境與挫敗。
正如論者所言，近代中國之所以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是“中國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次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所以依筆者之見，這本書對今天而言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重新打開我們對於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的理解。雖然胡繩所倡導的近代史研究方式曾經在1949年至1979年十分盛行，但晚近以降，這一範式已被不斷冷漠，甚至在一種巧妙的話語裝置之下，被意欲取而代之者不斷宣揚為此乃“政治”，而非“學術”。而在今天中國與世界格局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刻，胡繩通過思考歷史而得出的相關論點，值得人們重新予以重視，甚至在此基礎上對近代以來的中外關係進行更為細緻的梳理與分析。
在胡繩看來，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各國的從事‘開拓事業’的‘殖民家’們，雖然在所至之處對於土著的落後人民從事搶掠與殘酷的暴行，但對於遠東這一個有着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帝國還不能不有所顧忌，只能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欺詐性的有利貿易。但是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英國的做法不同了：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們有了更大的財富與實力來擴充向外開拓的事業，同時他們有着推銷不完的商品，亟望着能使遠東這個大國家成為自己的市場。”
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對於中國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這一遠東戰略息息相關。而到了19世紀後期，“正是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工業生產飛速發展，獨佔金融資本的統治漸次形成的時期。由此他們進入資本帝國主義的階段，對殖民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幾乎全部非洲已為他們所瓜分，亞洲的極大部分也已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對於中國，過去雖已取得充分的政治特權，以保障其商品傾銷和經濟掠奪，現在他們覺得不能滿足，因此自中日之戰後，五六年間，列強在中國展開了獲取‘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並向中國投資的大競爭。”這些總括式的論述，對進一步理解近代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極有助益。在這樣的時空座標之下，人們或許可以更為恰當的、實事求是的思考中國的自處之道，而非抱有各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晚清《時局圖》
早在大革命時期，關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策略，王若飛曾如是分析：“歷次的內戰，並不僅是幾個軍人權利地盤之爭，但是軍閥的衝突，是不能持久擴大，是不能抵抗民眾的革命力量。軍閥所需要的餉源與軍械，無一非仰給帝國主義者之援助不可，帝國主義者又非結合中國軍閥作其爪牙不能統治中國，二者實互相為用。不過軍閥終是附屬於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有力操縱軍閥的命運，有力製造中國的內亂，其實每次的內戰，都是表示帝國主義間在華權利不平衡之衝突，也就是一幅世界戰爭的縮影；不過這個戰爭，仿如傀儡演戲，由帝國主義者牽線，反正都以中國民眾作犧牲罷了”。因此，對於帝國主義者而言，有效支配中國的方式不在於把中國變為像非洲地區那樣的殖民地，而是通過樹立一個徒有其表的政權，來協調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同時減少控制中國的成本。
作為近代政治的重要概念，“主權”的意義毋庸多言。而在近代中國，複雜之處恰恰在於清政府雖然長期作為名義上的主權者，但其內涵卻被不斷地掏空。甚至這一被用各種形式掏空的過程，也被形塑為幫助中國步入“文明”國家的行列裏。這一點在庚子事變之後表現的尤為明顯。對此胡繩指出：“很清楚的，帝國主義列強之要滿清存在，並加以支持，就因為他是一個共同的好奴才。對於媚外主義的滿清，帝國主義主人怎不會報答以保全主義呢？中國在這樣的政府下維持着形式上的獨立，既可以有助於列強在某種程度內調節他們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而且為了使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到底還沒有亡國，在列強看來，也非有這樣一個政府不可。如果這個政府再能披上一件‘立憲’的外衣，因此而使中國人民對它抱着希望，加以擁戴，忘記了帝國主義列強已成為中國主人的事實，那豈不是最好沒有的事麼？”
在這樣的敍述之下，近代中國主權問題的基本困境就凸顯出來了。即一個表面上從事各種“文明”事業、符合主流話語霸權標準的政權，實際上很大程度是被列強所控制，主權所包含的許多要素其實是在不斷的在喪失。因此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對於近代中國而言，絕非一句被建構出來的口號，而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遭受挫敗之後所呈現出的基本訴求，也是近代中國所有政治行為的根本合法性基礎。
就此而言，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控制手段，除了扶持一個傀儡式的政府，還有着其他更為隱蔽的手法。在敍述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政治時，胡繩特別提到：
帝國主義在中國有兩個武器——武力與財力。他們用這兩個武器支持他們的代理人——反動的軍閥統治者，也用這兩個武器壓迫中國人民和阻撓中國革命……使用財力來壓迫中國革命，説得明白一點，就是用錢來收買革命陣營中的不穩定的參加者及其變節的領袖。自滿清以來的反動政府造成了一個傳統，非靠外債不能解決財政問題。二個革命的政府如果不能堅決打破這傳統，依靠廣大人民來自力更生，那就不免在帝國主義的金光眩目的財力的誘惑下屈服。辛亥革命的南京政府縱不能説是被收買，也確是因帝國主義不借錢而嚇倒了的。
近代帝國主義列強用武力來侵略中國，這一點早已為人所熟知，而且意圖不難察覺。但前者卻並非僅有武力作為後盾，而是通過壟斷資本主義的力量，逐漸控制中國的金融與財政，扶持符合其利益的政治集團。在此情形下，“中國政府的一切財政收支均須向銀行團報告，任銀行團來查問，對於一切官員的任免，銀行團都有權過問，於是這樣的一箇中國政府實際上就成為銀行團的代理人，對這樣的政府，銀行團自然是願意盡力使之‘鞏固’並加以‘維護’。”
這一特點，在辛亥革命成立之後以及北洋政府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所以胡繩感嘆：“如果南方政府是建立在革命人民的基礎上，自力更生，撇開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那麼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示威也就不能有什麼作用，無奈南方政府並不如此！”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的經濟一直難以擺脱各種困境，民生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內地農村日趨凋敝，廣大民眾成為赤貧的無產者，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根源。胡繩此論，揭示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
胡繩此書除了揭示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手段之外，還着重闡述究竟哪一支力量可以讓中國真正擺脱此危局。蔣廷黻在那本著名的小冊子《中國近代史》中，雖然也通過分析歷史來尋找救亡之道，但他書中的主角卻是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直到能夠繼承所謂“總理遺教”的蔣介石。正如論者所言，“蔣氏對現代化精英的讚賞，於他對普通大眾的文盲、無知、迷信的描繪形成鮮明對比。”就此而言，“毫不奇怪，蔣通常蔑視晚清的民眾暴力。”所以，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胡繩必須回應這種對待廣大人民的態度。他強調：“在帝國主義已經對中國建立了強盛的支配勢力時，任何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是以廣大人民的力量為基礎，就總不免會幻想從帝國主義者方面去尋找支持力量。”在這些史事當中，因教案而引起的民間暴動尤其值得重視。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本身就是伴隨着不平等條約而出現的，所以“他們中縱然有極少數並不是有意識地做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但無例外地是借列強國的威風而自居於優越的地位。”義和團運動便是中國廣大底層大眾反抗這種特權式行為的總爆發。如何評價義和團，其實也就關乎如何評價中國近代史上農民羣體具有怎樣的政治作用。對此胡繩明確指出：
帝國主義者不能知道，他們對中國的蠶食壓迫的行動已經在中國人民中深深培植下了仇恨的種子。在他們不知道義和團運動雖是幼稚的組織，卻藴含着深厚的人民力量。他們輕視中國人民的力量，不知道這種力量一旦爆發起來，就有驚天動地的聲勢。他們更沒有料及，馴服的滿清政府，因為它的腐敗和昏庸，將禁不起這人民力量的激盪，一心為求避免人民的鋒芒，竟至方寸全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幹些什麼。
義和團的歷史意義不在於他們成功抵抗了帝國主義，而在於通過自發的、大規模的抗爭，讓列強知道除了孱弱的清廷之外，中國大地上還有更為深厚、巨大的力量存在。一旦他們獲得更為先進的武器，被充分的組織、動員起來，那麼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代言人都將被徹底推翻，中國將真正實現獨立自主。就此而言，抵抗帝國主義與中國內部的階級翻身、階級自覺其實是同步進行的，近代的反帝運動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風潮，而是伴隨着對平等政治與大眾解放的深刻訴求，鍛造新的政治主體登上歷史舞台。
四
按照前文的分析，胡繩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體現出很強的政治意識與現實感。這本書並不是一本餖飣史事、識辨古昔的考史之作，而是通過敍述近代史上的關鍵問題來昭示人們未來的行動方向，同時強調正確的政治路線與鬥爭策略。對胡繩而言，他對晚近歷史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觀察中國現狀而產生的政治意識，而在歷史寫作中，他又將這種政治意識體現在對歷史問題的分析之中。
在這裏，政治與歷史並非截然對立，而是處於一種相互交融並進的狀態。也正因為如此，讓《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體現出帶有時代感的史識與洞見。他指出：“對於這一個帝國主義或那一個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所選出這一個人物或那一個人物，如果寄以希望，寓以幻想，那就會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是幾十年來用血換得的慘痛教訓。”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之間故事的終點，應該是正義的解放力量徹底將帝國主義者趕出中國，讓帝國主義不再能夠支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
猶有進者，放在19世紀以降的全球歷史之中，考茨基、列寧、霍布森、霍布斯鮑姆、薩米爾•阿明等人都曾對帝國主義問題進行過頗具深度的研究，胡繩此書，堪稱從中國的視角與經驗出發，對帝國主義問題進行的中國式敍述，為世人剖析、反抗帝國主義提供了中國自己的方案。
斗轉星移。這本書初版於1948年，在那之後中國與世界都經歷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在胡繩晚年，中國又一次要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又要重新思考主權與開放的問題。當許多異樣的聲音在禹域流行之際，胡繩認為近代中國的歷程可以給人們許多重要啓示。20世紀下半葉，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增強，西方世界開始鼓吹新自由主義，意在藉由以西方陣營為主導的經濟手段來形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鏈，各種橫跨國家間的經濟與金融組織作用越發突出。
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宣揚民族國家為過時之物，其重要性在逐漸減弱。這一觀點置諸當時的全球政治格局之下，很明顯是在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新一輪的經濟全球擴張製造意識形態説辭。針對這一現象，胡繩強調在當今世界，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至為重要，主權觀念完整反映了客觀實際。他指出：“世界範圍殖民體系的粉碎，成百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建立，恰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在本世紀的後半葉，而不是在本世紀的前半葉，更不是在19世紀。完全應當説，這是20世紀後半頁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的成果之一。
還要看到，這件事的意義不僅在於結束殖民統治的黑暗過去，更重要的是在於開闢了未來。它使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人民，獲得了在本世紀後期和21世紀以至更長時期內，獨立自主地把自己發展起來的舞台。這同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加強，同世界經濟的國際化，不僅不矛盾，而且正是後者得以健全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20世紀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就是打碎了帝國主義列強形塑的世界體系，為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了良好榜樣，中國革命的經驗成為二戰後全球反殖反霸運動中的重要理論參考。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擁有完整主權，才是未來促進全球政治與經濟平等的重要環節。而中國近代史上革命運動的全球史意義，也由此凸現出來。
“那年那兔”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91年在與人談及黨史寫作問題時，胡繩認為中美關係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對於如何認識美國，他指出：“理論界要解釋兩方面的問題，一個它是帝國主義國家，一個要同它做生意，要利用它的投資，和它來往。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產階級來得到好處。這方面的解釋，理論界多少講了一些。但是雖然要開放做生意，世界畢竟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的世界，它對社會主義又要搞和平演變，對第三世界要控制。後一個方面，理論界説得很少。”在這裏，所謂“説得很少”，凸顯出當時理論界、學術界的某種風氣，即有意淡化帝國主義理論對於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的重要性。針對這一現象，胡繩強調：“王忍之説現在應該寫一本新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就講胡繩的書是教條主義。事實證明，這個‘教條’還有些用。美國要用不同的手段，對新的變化要有新的解釋。到底帝國主義在世界上是怎麼回事？現在我們的文章連帝國主義也不太説了。舊殖民主義的體系是沒有了，但帝國主義還存在，有些新的變化。”
費正清
通過這些談話可以看到，胡繩承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面貌發生了變化，但這並不表示帝國主義理論不再適用。而是需要人們根據新的時代特徵，從先前的理論出發，進一步加以完善、轉化，讓理論能夠和新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分析資本主義的新動向，就像列寧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説加以新的闡釋，使之更具生命力一樣。刻意“連帝國主義也不太説了”，並非由於人們理論水平流於荒蕪，而是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將帶有帝國主義特徵的國家視為“文明的”、“進步的”，象徵人類未來歷史走向的，進而認為帝國主義理論不再具備有效的解釋性。這一點正是胡繩深感憂慮的。
在為《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撰寫再版序言時，他從當代全球史的角度論及帝國主義的影響，認為：“從帝國主義主人的利益出發，各種妨礙民族進步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被有意識地保留下來。資本主義在那裏是有所發展，但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而且得到好處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當地人民中的極少數人，在取得獨立以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都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況。”這就進一步彰顯了近代中國反帝鬥爭的歷史意義，它讓中國徹底地擺脱外部勢力的控制，對內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平等，對外能夠獨立自主的制定國際戰略。此乃當代中國繁榮發展的重要根基。因此，帝國主義理論在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上並未過時，借用文章開頭援引的艾利森的觀點，這是當代中國自己的“應用歷史”，並且是有過成功經驗的“應用歷史”。雖然它已經被我們忽視，甚至鄙夷很長時間了，但今天卻需要把它給找回來。
【本文原刊於魏磊傑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十輯）•國際法秩序：亞洲視野》，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為方便閲讀，推送時省略全文註釋和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