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中國科學工作者，到了再度組織起來的時候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10月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圓滿完成了各項議程。在會後公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創新”一詞出現了15次。黨中央從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高度，提出了一批科技工作的新論述。
其中，“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的提法，在科技界引發了共鳴，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筆者認為，在反制美國霸權主義鬥爭日趨白熱化的當下，黨中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不僅體現了黨的十九大以來“打鐵必須自身硬”的執政思維，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不自立，無以解決面臨的安全問題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後，通過了國防授權法案，明確指明中國是美國唯一的戰略競爭對手。此後一系列對中國的遏制行為基本可以認為是美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共同意志，因為針對中國的幾個法案基本沒有反對票。以此為分界點，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行動逐步升級，而且短期內看不到和緩的跡象。
70年前，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為的是“保家衞國”。70年後，黨提出科技自立同樣有着深刻的安全背景。
2012年前後，中國手機產業鏈開始崛起，從終端整機的角度説，中國品牌成功地佔領了市場。當時市場上最活躍的四大金剛是中興、華為、酷派、聯想，被媒體簡稱為“中華酷聯”。此後，中國手機市場雖然有更迭和洗牌，但中興、華為始終不綴。不僅在國內使用者眾多，在海外也和小米、oppo、vivo一起構成了中國手機品牌的主要形象。
當年中國手機的“四大品牌”
在一般老百姓看來，這些企業無疑是科技公司，尤其華為更是事實上的第一大科技民營企業。2018年中美貿易戰風雲突起，美國無理制裁了中興。很快，中興通訊董事長殷一民就表示，美國的制裁可能使公司立即進入休克狀態。
“中興事件”最終以中興繳納鉅額罰款，美國解除制裁，中興被迫拆分而結束。當時輿論對中興的無力抵抗極為憤怒，並表示華為肯定不會這樣，後來美國真的將魔爪伸向了華為。
華為的表現當然要比中興好得多，這主要歸功於黨和國家的堅定支持。同時，以任正非為代表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展現的高尚愛國情操和民族氣節，鼓舞起了華為和華為支持者們面對美國製裁的力量。華為在海外團隊建設也很給力，始終保持了對外一致。外國職工不僅總體支持華為，還能帶動一批外國供貨商力挺華為。
但華為的這種成功，絕不説明華為或者中國的科技力量已經無懼美國製裁。理由有二：一是華為或者中國，從來沒有能力在高科技領域發起對美國的對等制裁。目前最霸氣的回應，不過是任正非表示“只需要考慮美國公司的利益，不需要幫我們考慮”，還是處於應對而非反制的狀態。二是隨着美國的制裁和“脱鈎”，目前設計的麒麟芯片沒有人代工，而且也買不到別人的CPU和存儲芯片。這一次給我們帶來無數鼓舞的華為產業鏈也沒有B計劃了。
嚴峻的現實教育我們，自立更生的精神永不過時。面對美國的制裁如此被動，也是我們的很多企業和部門長期以來被全球化的迷魂藥牽着鼻子走的結果。以融入全球產業鏈為名，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之實。
正如習總書記所説：“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實質是繞過關鍵核心技術地發展自己的相關產業。很多時候，算經濟賬這麼做無可厚非，但對產業安全影響巨大。一系列受制裁事件表明，所謂“中國依賴美國高科技，美國依賴中國成熟科技產業”的“互相依賴”是極其不對稱的。
國產“大飛機”運十的下馬，有其客觀的原因，比如飛機的性能和載客量大幅落後國際主流水平。但從美國操盤者主觀角度講，搞死中國“大飛機”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目的。麥道公司當時向中國表達了合作意願是壓死運10的最後一根稻草，事後麥道CEO在接受美國《財富》雜誌採訪時，洋洋得意地説：“因為上海搞過運十，我們才與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運十，美國飛機就不好打進中國市場”。
運十見證了中國曾經發展“大飛機”的歷史
麥道公司CEO的言論，為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陰險做了很好的招供。也很好地説明了，沒有科技自立，就沒有產業安全。
近期，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訪問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與部分科學家和學生代表進行了座談。他指出：“和平是需要實力相當才可獲取，祥林嫂式的和平是不存在的”。
用戰爭來比喻商業競爭是任正非的風格，但以這句話強調科技自立可謂是一語雙關。產業安全必須科技自立，遏制戰爭、迎接和平、保衞國家安全同樣需要科技支撐。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還提到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這是中國地緣安全形勢劣化的證明。
練兵備戰的市場需求並不大，但自主發展的快慢直接影響到應對戰爭準備。F-35戰鬥機其實美國2016年才全面量產，2019年的年產量就達到134架，除了給美國盟友的，剩下的幾乎全移交給了美軍。台灣的宵小之徒藉此嘲笑，説美軍僅一個型號的戰機產量就超過解放軍所有戰機的產量。
雖然台灣媒體掌握的我軍機的裝備數量未必真實，但美國能夠以如此快的速度生產先進戰機，仍然是我們所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引進的。科技不自立，國家安全也要出問題。
因此，現在很像上甘嶺戰役初期，我軍還缺乏準備，就要面對美國製裁的“範弗裏特彈藥量”。但筆者堅信，自強不息，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能應付一切艱難險阻。
上甘嶺戰役後留影
科技自強，直切當前發展要害
現在的各種條件比抗美援朝的時代好了很多，中國投入到科技創新的資金，即使考慮到通貨膨脹，每年都幾倍於抗美援朝戰爭，但為何沒有大的進步？根本上就在於中國是科研大國，但並非科研強國。
這一特點，在部分研究領域表現得更加突出。例如受限於材料和材料加工工藝，中國目前還有大批工業品處於被“卡脖子”的階段。但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發表的材料科學論文遠超美、日、德。
根據全球最大、覆蓋學科最多的綜合性學術信息資源平台ISI Web of Science（類似於我國的知網）統計，2015年中國研究者每發表十篇高水平英文論文中就有一篇來自於材料科學領域。事實上，即使是2006年，中國作者發表的材料科學領域論文數量就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而2006年-2015年間，這一數字又增長了將近兩倍。
早在2006年我國研究者發表的材料科學論文就超過美國
出現這種反常的現象，到底是中國產業不善於將科學家們的成果進行轉化呢？還是説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成果很多是中低水平的重複，不具備轉化的價值呢？前幾年，著名生物科學家施一公的觀點是：“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 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事實上，現有的成果轉化體系已經比較成熟了，只要是有市場價值的科研成果，是很容易的轉化到民用領域的。這種轉化不僅有利可圖，而且受到社會的普遍稱讚。
2018年，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山東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催生髮展新動能。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淄博補天新材料技術有限公司斥資5億元，購買山東理工大學畢玉遂教授團隊研發的“綠色無氯氟聚氨酯化學發泡劑”專利。而之前這一項科研成果，作為試題材料出現在了2018高考語文的全國卷Ⅱ上。
人民日報頭版對這一科技成果轉化的報道截圖
這一案例再度説明，研發能力不強是造成科研應用兩層皮的根源之一。中國科技人必須自強，真正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和科研力量，實現由量向質和從有向用的轉變。
組織起來，下定決心迎接勝利
上面説的自強，是中國科技人的自強，是一個羣體的自強。羣體的自強當然要靠個人的努力，但是少數領頭雁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我國著名的數學家蘇步青在1931年到1952年間，培養了近100名學生，其中被評為院士的竟然有8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大科學家蘇步青
這説明了，科技人整體要自強，除了要有拼搏精神，還要實現人才和科技知識的充分流動。建國後，我國之所以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做出了一批擁有影響力的高科技成果，靠的就是把相關領域的科研工作者組織起來，一邊培養一邊進行攻關，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方案叫做“科研大會戰”。
“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在國防科委組織領導之下，全國科研工作者大協作、大會戰、集中科研攻關，以極快的速度研製出了中國的戰略武器。在信息領域，中國的第一步也是通過科研大會戰實現的。
為了配套“兩彈一星”，中國最好要有自己的計算機。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竟然找不到一個計算機專業的人才。好在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美國時，收集整理了一大批計算機方面的資料。在華羅庚的直接過問和關懷下，閔乃大、夏培肅和王傳英從清華電機系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成立了計算機研究小組。
對於如何儘快學會造計算機，華羅庚提出了“先集中，後分散”這六個字。我們先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到1956年底，該機構集中了來自全國的314人。這其中部分派到蘇聯考察學習，部分留在國內培訓，充分發揮教學相長的效果。
1958年，這些人被分散到祖國各地，很快研製出各種各樣服務於關鍵工程的計算機。如1960年試製成功的107計算機，其穩定工作時間比當時按照從蘇聯購買的圖紙而加工的103計算機長几十倍，是兩彈一星的功勳機。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從此蓬勃地發展了起來。
正在運行的107計算機
近二十年來，中國科研團隊的組織度有了較大的下降。2018年，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教授在演講中直言：論文掛帥的科研工作者，“已經不再強調發揮集體力量了，也沒有了熱愛科研團隊、發揮集體作用的氛圍了。無論多大的項目及集體，只是名義上存在，即在申請項目與最後驗收時存在。而一旦項目得到批准，負責人將項目一分解，課題費一分，實際上沒有了團隊，各幹各的。當主角的愈來愈多，很少有人甘當配角、願意做好輔助工作了。”
一方面我們的科研力量不夠強，另一方面卻人人都只想當“主角”，自然只能導致大量經費投入到容易發論文方面去了。而國計民生急需的領域，有時難以發論文，而且需要的研究團隊更龐大，也更加難以組織起來。
因此，面臨美國強大的科軍工複合體威脅，把科研力量組織起來的科研大會戰仍然有價值，而且是打贏創新強國上甘嶺戰役的主力軍。
但時代發生了變化，組織方式也要有所調整，才能使得全國科研大軍能夠協調起來，實現會戰的最終勝利。首先就是要抓好會戰組織者的選拔，在過去的那個年代，科學家的頭銜沒有這麼多，社會性的事務也比較少，項目負責人很多是年輕人，是科研的主力軍。
今天則大不一樣，很多大型科研項目都由各種各樣頭銜的科學家領導，但可能並不會合作“參戰”。這樣怎麼能調動起科研團隊的積極性，怎麼能真正實現集體攻關呢？不就只能像陸大道院士所説的那樣“負責人將項目一分解，課題費一分，實際上沒有了團隊，各幹各的”？
另外，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尤其不能讓甘當綠葉的老實人在經濟利益和升職評獎上吃虧。科研輔助主要指的是專項技能要求比較高、為驗證新想法服務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很有價值，但在平時不能體現出來。想要組織高效的科研團隊，必須有人做這樣的工作，必須給與這樣的工作恰如其分的評價。
70年前，毛主席説過“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成功就是這句話的生動註腳，習總書記在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大會講話上又重申了這一點。今天，美國的制裁和無理干涉再次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祖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科技創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到了再度組織起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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