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新論】高質量就業是新就業形態的未來
**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造成了巨大沖擊，就業成為世界難題。對此，黨中央決策部署抗疫、發展和“六穩”“六保”工作任務，取得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成果。其中，穩就業和保就業是“六穩”“六保”之首。10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佈2020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數據，數據顯示，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由負轉正，就業民生較好保障，國民經濟延續穩定恢復態勢，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98萬人，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4%。全球經濟受疫情衝擊而黯然失色，而中國經濟發展動力則持續穩定，總體就業情況也趨於好轉。
穩就業就是保民生，我們在就業方面的成績充分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也體現在“十四五”規劃之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其中包括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在就業方面，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説，中國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下所創造的就業成績，既同黨中央的決策得力有關，也離不開新興業態的助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經濟企穩和就業回升指明瞭方向。在此背景下，圍繞移動互聯網、共享經濟、直播電商等新興業態湧現出大量新型就業形式，使數以億計的人找到工作並獲得收入，為穩就業、保就業和高質量發展作出了貢獻。比如，網約車、外賣、直播帶貨等新興業態催生了網約車司機、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等大量新就業形態，並使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日益走紅。新興業態的就業門檻低、吸納能力強勁，在撮合途徑、組織方式和工作形式等方面靈活高效，使家庭主婦、貧困户、退役軍人、大學畢業生、殘障人士等都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崗位。
從更具體的數據來看，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共享經濟平台員工達623萬人，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8億人，其中提供服務者人數達7800萬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佈的《靈工時代：抖音平台促進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抖音帶動的直接和間接就業機會3617萬個，為互聯網營銷師、個人創作者和中小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數以千萬的人通過短視頻和直播平台從事在線教育、在線醫療、在線演藝等新就業形態，既可以足不出户就輕鬆獲得收入，又能夠力所能及地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
新就業形態的不斷湧現，大大緩解了社會就業壓力，也代表着未來就業的主導趨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蔘與新型就業時，如何保障其健康規範發展，就成為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前階段，《人物》雜誌發表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就引發社會熱議。外賣行業吸引多達700多萬人就業，但是平台企業精心設計的算法一味壓低送餐時限和以罰代管，使外賣騎手不得不通過闖紅燈、逆行等違規行為“用生命送外賣”。
外賣騎手遭遇的就業困境並非個案，也凸顯了新型就業的發展難題。新型就業受惠於平台經濟，但也受制於平台企業。新興業態的勞動關係處於法律真空和監管缺位的模糊地帶，亟待加大支持力度並予以規範引導。在新興業態創造了井噴式的就業增量以後，大力推動高質量就業將是新就業形態的未來之路。
此前，為了支持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國家發改委等多部門發佈《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出台《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從政府監管和公共服務的多個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措施。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脱穎而出，要順勢而為。當然這個領域也存在法律法規一時跟不上的問題，當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法律保障問題、保護好消費者合法權益問題等。要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在變化中不斷完善。因此要想進一步推動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就需要在包容審慎監管、勞動就業保障、就業觀念轉變等方面着力。
首先，新就業形態是新生事物，大量新興就業崗位還難以歸類到既有職業體系和政策框架之中。政府要對新就業形態採取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使其能夠在不斷迭代和發展的過程中得到逐步優化和完善，並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監管架構。要加強對新就業形態的監測和研究，並和平台企業、勞動者、社會各界一道協同治理，實現新就業形態的多方共贏。
政府部門特別要創新監管手段，用互聯網思維監管互聯網行業，通過“互聯網+監管”來保障勞動者權益。以外賣行業為例，外賣騎手的交通違規行為在平台實時地圖上一目瞭然。交通管理部門可以與平台企業數據對接，加強對算法和軌跡的追蹤監測，為政府監管和勞動保障及時精準提供線索。
其次，新就業形態多屬於靈活就業，勞動者嚴重依賴平台企業，在勞動權益保護方面尚有短板。同處於絕對優勢地位的平台企業相比，勞動者沒有足夠的議價能力，而目前正式的社會保障體系往往無法完全涵蓋新就業形態。政府部門要為新就業形態提供勞動就業保障，推動平台企業擔負起社會責任，使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妥善保障，織密新就業形態的社會安全網。
最後，新就業形態在許多方面不同於傳統正規就業，在培養手段和就業觀念方面亟待改革。要改革和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為新型就業人員提供職業上升渠道。目前的人才培養和職業培訓體系還遠遠跟不上新型就業的迫切需求，無法為新興業態準備適合的從業者。很多新型就業人員是“無師自通”或“自學成才”，並“現學現賣”地帶團隊和培養人才。政府部門應加強同平台企業的合作，發揮平台企業識人善任的優勢，推動更多人投身新興業態。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馬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