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自由主義留下的“自由”真空在被別的主義鑽空子

【文/弗朗西斯·福山 譯/董嶺曉】

如今，人們已經達成了一項廣泛的共識：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民主”受到攻擊或處於倒退狀態。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威權”國家，還體現在許多看似安穩的民主國家選舉出來的民粹主義者們上。

在今天，受到攻擊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簡便稱法，其中真正受到最大威脅的是“自由民主”這一組合中的自由成分。民主部分指的是，那些通過自由、公平的多黨選舉等機制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肩負的責任。相比之下，自由部分主要指的是一種限制政府權力的法治，要求即使是體制內最有權力的行為人也須按照與普通公民相同的一般規則辦事。換言之，自由民主國家有一個制衡的憲法體系，對民選領導人的權力進行了限制。

民主本身正受到“威權”國家的挑戰，這些國家操縱或直接取消本應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更陰險的威脅來自現有自由民主國家內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正在利用選舉授權獲得的合法性，挑戰或破壞自由制度。像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án）、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領導人利用政治上的支持者來試圖破壞司法獨立、公然違反法律，或者試圖通過給主流媒體貼上“人民的敵人”的標籤來使新聞界失去合法性。他們試圖拆除專業官僚機構，並將其變成黨派工具。歐爾班自詡為“非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這並非偶然。

然而，與少數民粹主義政客的野心相比，當代對自由主義的攻擊要深入得多。如果他們不乘着對自由社會某些潛在特徵不滿的浪潮，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成功。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看看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它在過去幾十年裏的演變，以及它作為一種統治主義有什麼侷限性。

曾經的自由主義

對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最好的一種理解是，它是一種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以解決治理過度多元化的問題。或者再用稍微不同的術語來説，這是一種在多元社會中和平管理多樣性的制度。這種主義於17世紀末和18世紀在歐洲興起，是對新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後的宗教戰爭的回應，這些戰爭持續了150年，並殺死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人口。

宣揚十字軍東征宗教目的“正義性”的油畫  圖自網絡

雖然歐洲的宗教戰爭是由經濟和社會因素驅動的，但其兇猛剽悍是源自於交戰方代表了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們都想把自己對宗教教義的特殊解釋強加給他們的人民。這一時期內，被禁教派的信徒受到了迫害。異教徒經常被折磨、絞死或燒死在火刑柱上，他們的神職人員也受到了追捕。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的創始人，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試圖降低對政治的企圖心，不是為了促進宗教所定義的美好生活，而是為了保護生命本身，因為不同的人羣無法就“美好生活”是什麼達成一致。這就是《獨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句話的一個比較遙遠的淵源。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寬容：你不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與你的同胞達成一致，每個人都應該在不受你或不受國家干涉的情況下決定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只有當寬容的原則本身受到挑戰，或者當公民訴諸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時，才會達到寬容的限度。

以這種方式理解，自由主義僅僅是解決不同社會衝突的一種實用工具，它試圖通過將最終目的問題撤出討論範圍，並將其轉移到私人生活領域，從而降低政治上的熱度。如今，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賣點之一：如果像印度或美國這樣的多元化社會背離自由主義原則，試圖將國家認同建立在種族、民族或宗教基礎上，就會引發潛在的暴力衝突。美國在內戰期間就經歷過這樣的衝突，而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正通過將其國家身份轉變為基於印度教的國家身份而引發社區暴力。

然而，人們對於從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並融入了現代自由主義學説中。在這種觀點下，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能夠務實地避免暴力衝突的機制，還是一種保護人類基本尊嚴的手段。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類尊嚴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在貴族社會里，這種尊嚴只是在戰鬥中冒着生命危險的戰士們的特徵。基於人類道德選擇的可能性，人類尊嚴的基礎將尊嚴的概念進行了普及：人類的道德地位高於其他造物，但低於上帝，因為人類可以在對與錯之間作出選擇。與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嚴這一特徵是人類普遍共享的，並能夠使人類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啓蒙運動時期，盧梭（“完美主義”）和康德（一種“善意”）這樣的思想家將一種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賦予了選擇或個人自主的能力，這也成為了現代所理解的、寫入了許多20世紀憲法的基本尊嚴權的基礎。自由主義承認每個人的平等尊嚴，給予他們保護個人自治的權利：言論權、集會權、信仰權，以及最終參與自治權。

因此，**自由主義通過故意不去明確人類生活的更高目標來保護多樣性。**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義“社區是什麼”的資格。**自由主義還根據個人選擇的能力，給予所有被視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權利。**因此，自由主義傾向於一種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不僅關心他們的權利，而且關心他們自己特定社區之外的其他人的權利。因此，法國大革命把人的權利帶到了整個歐洲。從一開始，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主要爭論不是關於這一原則本身，而是關於誰有資格成為享有權利的個人，各種各樣的少數種族、少數民族、婦女、外國人、無財產者、兒童、精神錯亂者和罪犯被排除在這個神奇的圈子之外。

歷史自由主義的最後一個特點是，它是與財產所有權相聯繫的。產權以及通過相關法律機構執行的合同成為了英國、荷蘭、德國、美國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護產權的國家中經濟增長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與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密切相關。權利受到獨立的司法機構的保護，司法機構可以要求國家強制執行。在正確理解下，法治既指規範個人之間互動的日常規則的適用，也指通過憲法正式分配政治權力的政治機構的設計。歷史上最堅定地信奉自由主義的階級，是財產所有者階級，不僅是土地地主，還有無數中產階級的企業主和企業家，卡爾·馬克思將其稱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

自由主義與民主有所聯繫，但與民主不是同一碼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權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二十世紀晚期的新加坡和香港。也有可能出現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國家，比如維克托·歐爾班和納倫德拉·莫迪正試圖創造羣體凌駕於其他羣體之上的特權。自由主義通過對個人自治的保護而與民主結盟，這最終意味着政治選擇和特權的權利。但這與民主是不同的。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進支持者，他們願意完全放棄自由法治，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的國家，以使得結果均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這成為20世紀的一條大斷層線。即使是在公開的自由主義國家，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和北美，也有強大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對經濟再分配的興趣大於對財產權的嚴格保護。

**自由主義也見證了共產主義之外另一個競爭對手的崛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主義者拒絕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只尋求將權利授予他們所喜愛的，由文化、語言或種族來定義的羣體。**在19世紀的發展中，隨着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以及多民族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日益高漲，歐洲從一個王朝重組為一個國家。1914年，這場戰爭爆發成了一場大戰，數百萬人喪生，併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1945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戰敗，為恢復自由主義作為民主世界的統治思想鋪平了道路。歐洲人看到了圍繞着對民族的排他性和侵略性的理解來組織政治是多麼愚蠢，於是他們創建了歐洲共同體，後來又成立了歐洲聯盟，將舊的民族國家置於一個合作的跨國結構之下。就美國而言，它在建立一套新的國際機構方面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包括聯合國（以及附屬的佈雷頓森林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諸如北約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區域合作機構。

對這一秩序的最大威脅來自前蘇聯及其在東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同盟共產黨。但是前蘇聯在1991年解體，他們眼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性也隨之瓦解，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尋求融入現有的國際機構，如歐盟和北約。這個冷戰後的世界將統稱為“自由國際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但1950年至1970年代是發達國家自由民主的鼎盛時期。自由法治通過保護普通人不受虐待來促進民主：例如，美國最高法院（U.S.Supreme Court）通過布朗訴教育委員會（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等判決，在打破合法種族隔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此外，民主保護了法治：當理查德·尼克松從事非法竊聽和利用中情局時，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幫助他下台。自由的法治為二戰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使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能夠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國家。在這一時期，不平等（inequality）是可以容忍的，因為大多數人可以親眼見證他們的物質條件是有所改善的。簡言之，這一時期在發達國家看到了自由主義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幸福共存。

不滿

自由主義是一種廣泛意義上成功的意識形態，對現代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負有很大責任。但它也有一些缺點，其中一些是由外部環境引發的，另一些則是該學説本身固有的。一是經濟領域，二是文化領域。

經濟上的缺陷與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演變為後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趨勢有關。新自由主義如今是一個貶義詞，用來描述一種經濟思想，通常與芝加哥大學或奧地利學派，以及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等經濟學家聯繫在一起。他們尖鋭地詆譭了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自由市場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者。這所學校所建議的許多分析和政策實際上是有益的，而且早就該出台了：經濟受到過度管制，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政府應對20世紀70年代同時出現的高通脹和低增長負責。

但是，關於市場效率的有效見解演變成了一種具有信仰性質的東西，反對國家干預不是基於經驗觀察，而成了一種處事原則**。放松管制降低了機票價格和卡車運輸成本，但也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當時金融危機被應用於金融領域）。**即使是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如市政供水或電信系統，也推動了私有化，導致了墨西哥電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公共壟斷轉變為私人壟斷。**或許最重要的是，貿易理論的基本觀點，即自由貿易為有關各方帶來更高的財富，忽視了進一步的見解，即這一點總體正確，而且大部分個體將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傷害。從1980年代開始，全球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使工作和投資從富裕的民主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缺乏公共部門的資源和關注，導致從教育、衞生到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不足。

欠費遭斷電數月後，美國62歲男子凍死家中  視頻截圖

其結果是，到了2010年，世界總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也急劇增長。******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一小部分寡頭，即億萬富翁，他們可以通過遊説和購買媒體資產的方式，將自己的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力。**全球化使他們能夠輕易地將資金轉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轄區，使國家的税收匱乏，並讓監管變得非常困難。全球化還導致了移徙相關規則的自由化。在許多西方國家，外國出生的人口開始增加，在敍利亞內戰等危機的推動下，100多萬難民湧入歐洲。所有這些都為民粹主義的反應鋪平了道路，2016年英國的脱歐投票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當選，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

第二種對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演變的不滿，植根於它的根基。自由主義故意調低了政治的視野：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會告訴你如何過你的生活，也不會告訴你美好的生活是什麼；你如何追求幸福取決於你自己。這就在自由社會的核心中產生了真空，這個真空通常被消費主義、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導致人類繁榮的隨機活動所填補。這是（主要來自）一幫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批評，包括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索拉布·艾哈邁裏（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韋爾梅勒（Adrian Vermeule）和其他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給任何有更深層道德承諾的人提供了“杯水車薪（thin gruel）”。

這使我們陷入更深層次的不滿。自由主義理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圍繞着個人和他們的權利而建立的，而政治體系保護着他們自主做出這些選擇的能力。事實上，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社會合作的產生僅僅是因為理性的個體認為與其他個體合作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在保守的知識分子中，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説得最為透徹，他認為，正是由於這種個人主義的前提，並將個人自主性神聖化，超越了所有其他東西的存在，才使整個方法存在嚴重缺陷。因此，對他來説，整個以洛克式個人主義原則（Lockea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為基礎的美國計劃是錯誤的。對他來説，人不是主要的自治個體，而是深刻的社會化的人，他們的義務和與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聯繫，從家庭到親屬羣體再到國家。

在西方啓蒙運動之前，這種對人性的社會理解被大多數思想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生命科學的大量最新研究也支持了這一點，這些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就是社會生物：我們身上許多最顯著的官能，引導我們在不同規模和類型的團隊中相互合作。這種合作並不一定源於理性的計算；它是由諸如驕傲、內疚、羞恥和憤怒等加強社會聯繫的情感能力所支持的。人類幾千年來所獲得的成功，讓我們的物種完全主宰了它的自然棲息地，這與遵循引導社會合作的準則的能力有關。

相比之下，自由經濟和政治理論中所推崇的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出現的一種偶然發展。它的歷史是漫長而複雜的，但它起源於中世紀早期天主教會制定的繼承規則，這種規則破壞了日耳曼部落社會的擴展親屬關係網絡。個人主義在促進市場資本主義方面的作用上，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如果個人不受親屬義務和其他社會網絡的約束，市場的效率會更高。但這種個人主義總是與人類的社會傾向相牴觸。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的社會，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人，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這種情況，在那裏，親屬、種姓或種族關係仍然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這些意見對當代自由社會的影響是直截了當的。這些社會的成員希望有機會以多種方式相互聯繫：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族裔或種族羣體的成員、某一地區的居民或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這些羣體的成員身份賦予他們的生活意義和內涵，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所不能做到的。

許多右翼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低估了民族和傳統的民族認同：因此，維克托·歐爾班斷言，匈牙利的民族認同是建立在匈牙利民族和維護匈牙利傳統價值觀和文化習俗的基礎上的。新的民族主義者，如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將國家地位和民族文化視為社區的號召力，他們哀嘆自由主義對宗教承諾的消解作用，渴望更濃厚的社區意識和共同價值觀，並以服務於社區的美德為基礎。

左派也有類似的不滿情緒。法律面前的法律平等並不意味着人們在實踐中會得到平等的待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反同性戀偏見都持續存在於自由社會中，而這些不公正已經成為人們可以動員起來的身份。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了一系列社會運動，首先是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促進婦女、土著人民、殘疾人、LGBT社區等權利的運動。在消除社會不公正方面取得的進展越多，剩餘的不公正似乎就越不可容忍，因此，在道義上動員起來糾正這些不公正現象是必須的。左翼的抱怨在實質上不同，但在結構上與右翼相似：自由社會不足以根除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因此政治必須超越自由主義。而且，與右翼一樣，進步人士希望在這種情況下，與遭受類似侮辱的人交往，從而獲得更深層次的聯繫以及個人滿足感。

自由主義社會中這種團結的本能和共同道德生活的貧乏，使得全球政治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轉向了認同政治，遠離了20世紀晚期的自由世界秩序。像寬容和個人自由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被否定時最為珍貴：生活在殘酷獨裁統治下的人們想要簡單的自由，自由地説話、結社和崇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由社會的生活變得理所當然，其共享社區的感覺似乎很淡薄。因此，在美國，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爭論越來越多地圍繞着身份認同，特別是種族認同問題，而不是圍繞經濟意識形態和國家在經濟中的適當作用的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由主義未能充分解決的，這涉及公民身份和權利的界限。自由主義的前提傾向於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擔心人權，而不僅僅是英國人、美國白人或其他受限制階層的權利。但是，權利是由領土管轄權有限的國家保護和執行的，誰有資格成為有投票權的公民？這成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一些移民權利的倡導者主張移民的普遍人權，但這在幾乎每一個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都是政治上的障礙。目前，政治共同體的邊界問題是通過歷史先例和政治爭論相結合來解決的，而不是基於任何明確的自由主義原則。

結論

普京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過時（obsolete）”的學説。雖然這一學説在今天可能受到來自許多方面的攻擊，但事實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

這一學説之所以更為必要，是因為從根本上而言，它是治理多樣性的一種手段，而且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樣化。與自由主義脱節的民主不會保護多樣性，因為大多數人會用他們的權力來壓制少數人。自由主義誕生於17世紀中葉，作為解決宗教衝突的一種手段，1945年後又在解決民族主義衝突方面獲得新生。任何圍繞着由種族、種族或宗教定義的緊密聯繫來建立社會秩序的不自由的努力都將排斥社區中的重要成員，並將導致衝突。俄羅斯本身保留着自由主義的特點：俄羅斯公民身份和國籍不受俄羅斯種族或東正教的限制；俄羅斯聯邦數百萬穆斯林居民享有平等的司法權利。在事實上存在多樣性的情況下，試圖將單一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全體人民，是獨裁統治的一個公式。

組織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唯一另一種方式，是通過不同身份羣體之間的正式權力分享安排，這種安排只對共享國籍表示贊同。這就是黎巴嫩、伊拉克、波斯尼亞以及中東和巴爾幹半島其他國家的治理方式。這種聯合主義會導致非常糟糕的治理和長期的不穩定，並且在不以地理為基礎的認同羣體的社會中效果不佳。這不是任何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都應該走的路。

儘管如此，在今天，自由社會應該奉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相當廣泛。20世紀8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演變為新自由主義，極大地減少了中間派政治領導人可利用的政策空間，並允許了極大的不平等現象的增長，而這種不平等一直在助長左右雙方的民粹主義。古典自由主義與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完全兼容的，它尋求對全球化後留下的人口的社會保護，即使它保護基本的產權和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必然與民主聯繫在一起，自由經濟政策需要通過考慮民主平等和政治穩定的需要加以調整。

我推測，現如今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大多數批評自由主義的宗教保守主義者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可以把時間倒回到他們的社會觀點佔據主流的時期。他們的抱怨是不同的：當代自由主義者願意容忍任何一種觀點，從激進的伊斯蘭教到撒旦教，而不是宗教保守派的觀點，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這是一種嚴肅認真的抱怨：許多左翼的進步人士已經表明他們願意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來追求社會正義的目標。在過去的三十年裏，由於諸如性別研究、種族批判理論、後殖民主義研究和酷兒理論等學術追求，自由主義原則受到了持續的學術攻擊，這些研究否定了現代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前提。挑戰不僅僅是對其他觀點的不容忍，也不只是在學術界或藝術界“取消文化（譯者注：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在公眾人物和公司做了或説了一些令人反感或冒犯的事情後，收回對他們支持的流行做法。取消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以集體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體上表演）”。相反，挑戰是對基本原則的挑戰，即所有人在根本意義上生而平等，或者自由社會應該努力做到對不同色彩一視同仁。這些不同的理論傾向於認為，特定的、越來越狹窄的身份羣體的生活經歷是不相稱的，分割他們的因素比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公民因素更強大。沿襲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傳統，從自由現代性中產生的認知的基礎方法，如科學方法或基於證據的研究，只是為了支持種族和經濟精英的隱藏力量而構建的。

因此，這裏的問題不是進步的非自由主義是否存在，而是它所代表的長期危險有多大。從印度、匈牙利到美國，這些國家中民族主義保守派實際上已經掌權，並試圖利用國家的力量來瓦解自由制度，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整個社會。這種危險已經非常明顯且現實。

相比之下，進步的反自由主義者並沒有成功佔領任何發達國家的政治制高點。宗教保守派仍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他們覺得合適的方式進行禮拜，事實上，他們在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政治集團，可以對選舉進行左右。進步派採取了不同的、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權力，主要是通過他們在主流媒體、藝術和大部分學術界等文化機構中的統治地位來進行。國家的權力已經被納入他們的議程，比如通過法院廢除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保守限制，以及在公立學校課程的制定上。在未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今天的文化主導是否最終會導致未來的政治主導，從而使進步派更徹底地收回自由權利。

自由主義目前的危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自17世紀發明自由主義以來，自由主義不斷受到右翼強大的社羣主義者和左翼進步的平等主義者的挑戰。正確理解下的自由主義與社羣主義的衝動是完全兼容的，是深厚且多樣的公民社會繁榮的基礎。它也符合進步人士的社會正義目標：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世紀末建立了現代再分配福利國家。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通過深思熟慮和不斷妥協而緩慢地運作，而從來沒有像他們的倡導者所希望的那樣完全地實現其公共或社會正義目標。但是很難看出，從長遠來看，拋棄自由價值觀將導致社會衝突加劇，最終導致暴力作為解決分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