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橘財經| 高德勝：當全球貨幣洪水氾濫，如何保衞我們的財富？-高德勝、大橘
**編者按：**不平凡的2020年正接近尾聲，美聯儲大量印鈔救市的副作用正在顯現，3月末以來，美元已經貶值10%，而高盛、渣打、大摩、橋水這些資本世界最響噹噹的頭牌機構，都在持續看空美元的未來。
“現代貨幣理論（MMT）”曾經作為一件利器，幫助西方金融霸權君臨天下，如今卻日益清晰地倒映出一個真相：美元本質上只是一種符號，它與真實財富無關。
馬克思200年前洞見的歷史潮流正在按自己的節奏演進，中國卻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當下，如何應對全球貨幣洪水？如何保衞勞動果實？
資深金融業者，經濟學者高德勝就此為大橘財經撰文，分享他的最新思考：應大大方方允許人民幣穩步升值，讓人民幣獲得與中國經濟實力相符的合理地位，以此擺脱“囂張霸權”的訛詐與威脅。正文如下。
【作者/高德勝 編輯/周遠方】
疫情肆虐之下，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為救助經濟，西方國家採取財政、貨幣擴張的刺激政策，主要央行更是大舉量化寬鬆，開足馬力印鈔，規模史無前例。
央行貨幣大放水，增發的貨幣通過救助法案直接流向本國公民和企業。美國銀行體系存款猛升，大量的注水已經形成一個可怕的資金堰塞湖。巨量美元資金正趴在美國大型機構的賬户上，它們隨時會洶湧而出，資金的洪水席捲世界，可以橫掃一切商品和優質資產。
別説這離你很遙遠，與你無關！國際貿易和投資已經將世界每個人緊密連結。美國憑藉印鈔機，就能拿走你辛苦勞動的成果和真實財富。這正是美元這種貨幣霸權的魔力。
這引出一個問題，面對西方主要央行的貨幣大放水，如何保衞我們的財富？
美元“囂張的霸權”短期內還不能打破，我們也無法干預美聯儲和西方央行的政策操作。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放任量化寬鬆無限印鈔，必然不可持續，也必然削弱和摧毀美元的信用基礎，最終導致美元霸權的瓦解。那麼在當下，面對西方洶湧的貨幣洪水，我們應該築起什麼樣的屏障，使我國人民的財富不被輕鬆的奪走？
我想，最直接的辦法是允許人民幣升值，從而削弱美元的購買力，同時乘勢擴大人民幣在對外貿易和跨國投資中的使用，積極創造條件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這既有中國經濟穩定增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的堅強支撐，也是中國經濟體量在世界經濟佔比不斷提升決定的；既是世界新變局下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適應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需要。
大大方方允許人民幣穩步升值
在與朋友探討外幣資金洪水氾濫，如何保衞我們辛苦創造的財富這個問題時，一位媒體的朋友直言：“要讓美元買不到東西！”。這在當下雖然還辦不到，但方向是對的，至少不能讓美元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東西。
在筆者看來，在美元瘋狂注水、外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勢下，人民幣升值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美元在當前仍然是國際通行貨幣，雖然沒法阻止它收割，但我們也絕不做廉價的韭菜，必須讓它付出更高成本。因此，人民幣升值是保衞我們人民的財富不被輕易掠奪的第一道屏障。
隨着美聯儲天量放水，3月以來美元指數快速下跌，由103到現在93左右，而人民幣走出了穩步升值的態勢，今年以來從7.19升值至6.67左右。在整個第三季度，人民幣累積升值6.3%，創下了12年來人民幣匯率“表現最強勁”的一個季度。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走勢（來源：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網站）
人民幣的走強，既與美元快速貶值有關，也是中國經濟迅速從疫情中復甦並長期向好的結果，同時人民幣與外幣較高的利差，正在吸引國際資本加快流入。在全世界16萬億美元的債券收益已接近負值之際，10年期收益3.19%的中國債券頗具投資吸引力。
根據彭博社計算，國際基金在二季度增持了439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國債，創下歷史紀錄。截至9月，外國投資者已連續6個月增持人民幣債券，累計達到3萬億元的歷史新高。9月中國國債也被富時羅素納入富時世界國債指數，至此，全球三大債券指數均納入了中國國債。
人民幣匯率從早期盯住美元，到現在盯住一籃子貨幣，其匯率的波動離不開美元及其它貨幣的漲跌。美元的無限量化寬鬆，正引起國際投資者對美元信用的擔憂，多數投資機構預測，美元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可能長達10年的貶值週期。高盛集團大膽預測，美國無限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 “可能會終結美元在全球外匯市場的主導地位”。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今年多次發出警告，新冠疫情對美元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面臨風險。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羅奇更直言，到2021年美元有50%的概率貶值35%。
商業內幕相關報道截圖
在人民幣快速走強的形勢下，對於美元前景以及人民幣匯率走勢，中外論者的觀點出現了明顯的反差。當美國學者及國外投資者普遍看衰美元，甚至一些學者和機構已經直白地討論“後美元時代”來臨的時候，國內不少論者仍然對美元是否進入貶值週期小心翼翼地下不了定論，對人民幣升值也大多持謹慎態度。主流的觀點是人民幣匯率彈性上升，保持雙向波動。央行也於10月10日出台措施，將遠期售滙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 20%下調為 0，降低企業購匯成本，增加企業購匯需求，以穩定人民幣匯率。
美元指數走勢
央行強調，堅持市場化方向，增強匯率彈性，優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浮動匯率制改革以來，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經受住了多輪外部衝擊考驗，包括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考驗，也促進了我國經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筆者認為，在西方貨幣大放水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長期向好並邁向高質量發展，人民幣長期註定要升值。要破除固有思維，順應歷史大勢和市場趨勢，在市場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形勢下，應該放心允許人民幣升值。
長期以來，中國理論界似乎存在人民幣升值的“恐懼症”。其背後的擔心，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理論觀點，即人民幣升值，對出口造成壓力，影響出口競爭力。這種觀點影響極為廣泛。升值不利於出口，是西方經濟學中一個理論推論，它基於很多假設條件，但在現實中卻缺乏實證的依據。價格僅僅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一個因素，它還由產品的可替代性、技術的可複製性以及市場的充分性等諸多因素綜合決定。
從歷史經驗看，回顧人民幣匯改歷程，人民幣升值削弱出口的情形並未發生。其一，2005年我國啓動人民幣向浮動匯率改革，從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但中國出口增速年均達到23％，是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時期。與此同時，中國出口產品從簡單加工不斷轉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產業鏈條也有所拉長，這説明中國出口並未受到匯率升值影響，而出口企業也隨匯率升值而不斷提高應變能力。
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國際需求下降，為減少對出口的衝擊，我國採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攬子鼓勵出口的系列措施，以減少企業出口成本。但出口企業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轉化為出口價格的普遍降低，中國企業本身並未得到相應好處。但即使出口價格下降，2008我國出口增速依然下降，2009更經歷了出口負增長。這説明出口價格下降並不一定能夠增加出口，提高出口競爭力。全球經濟危機下外部需求下降是2009年中國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新的例證是，美國從2018年3月對中國開打貿易戰，加徵關税增加了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的價格（其效應與匯率升值對價格的影響等同），雖然中國對美國出口出現了一定下降，但2018、2019中國出口仍然保持了9.9%和5%的增長，2019年貿易順差達到2.92萬億元，擴大25.4%。而2020年中國仍然回到美國第一貿易伙伴地位，對美出口繼續增長。加徵關税提高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國消費者承擔，説明中國出口產品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價格不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上升對中國出口的影響有限，對此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信心。
還有一個被理論界長期誤讀的例子是美日“廣場協議”，認為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是導致日本長期經濟停滯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並以此作為警惕和反對匯率升值的依據。這其實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訛誤。實際上1985年德、法、英國和日本一樣都簽署了廣場協議，都經歷了大幅的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匯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國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而德法英三國並未出現泡沫經濟，也未發生“失去的20年”，可見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並非源自匯率的快速升值，而是有其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其他原因。同時也很難解釋，在廣場協議前的1970年代，日元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累計升值117%，而日本出口穩定增長，經濟增速在短暫觸底後強勁反彈至超過5%。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達到6.79%的歷史峯值，同時整個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長，並實現了翻番。理由很簡單，由於匯率的快速升值，出口價格的提升使得單位貨品的價值也提高了。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主要還是日本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造成的。由於日本政府認為升值將打擊日本的出口，對國內經濟產生緊縮效應，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後，採取了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貨幣供應猛增，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導致了泡沫經濟。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決定出口競爭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中國經濟已經走過了靠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和價格競爭的初級階段，正在向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作為核心競爭力的高質量發展挺進。廉價不應繼續成為中國製造的標籤，也不應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
人民幣升值後，一些低端製造產品出口企業可能會被淘汰，這也有利於促使企業加快尋求技術升級，實現由低價取勝轉向依靠質量、技術取勝，從而提升中國製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競爭力，提高出口商品價格，實現更大出口收益。依託我國擁有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斷提升的科技水平，成熟的產業鏈配套，高效的產業集羣，生產的規模化效應，即使出口價格因匯率提高而有所上升，中國出口也依然具有競爭優勢，人民幣穩定升值對中國出口不會產生大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符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需要
中國發展已經走到一個新的歷史關頭，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勇氣，擺脱固有思維和西方理論教條的束縛，獨立開創嶄新的發展理論，開闢符合中國經濟特點和長遠利益的發展道路。
在當前國際競爭和世界新變局下，人民幣主動、有序地升值，有助於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擴大進口，穩定出口，提高對外貿易的效益；有助於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更好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增進人民福利；有助於加快中國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通過以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依託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展一般商品貿易、加工貿易、三來一補等，政府制定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開啓了一條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道路，並取得了很大成功。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主要靠出口拉動，出口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比在2006年達到最高，為35.4%，而我國經濟外貿依存度也達到歷史最高的67%。我國進出口長期保持高額順差，也由此帶來我國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問題。
此後，我國提出轉變發展方式，積極擴大內需，由注重出口向進口與出口並重，由重視吸收外資向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此後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比逐年下降，到2019年出口在國內市場總值中的比重為17.4%，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也下降到31.8%。
伴隨這一過程，是我國經濟體量的迅速成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總量的份額從1995年的2%上升到2019年的16%（美國為24%），中國經濟增長多年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0%以上，成為全球增長的主要引擎。中國產業體系的廣度和深度也達到任何國家無法撼動的程度，中國製造業的規模佔世界的28%，大約是美國、德國、日本之和；擁有完備的產業鏈，產業具有集羣效應，技術水平由跟跑到部分領域實現領跑，配套一流的基礎設施。這些獨具的優勢，使疫情不但沒有削弱中國的產業鏈，反而使中國“世界工廠”地位更加牢固。可以説，中國經濟已經由一條弱不禁風的小船成長為在大江大海中遨遊、經得起大風大浪的巨輪。
也正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新階段，同時面臨世界百年新變局，以及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鉅變，中央果斷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
經過2010年以來我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包括消費和投資），淨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降低到11%，而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提升到57.8%，連續6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這是我們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堅實基礎。實際上隨着中國經濟規模在世界經濟中佔比的提升，超過80%的生產和消費已經實現國內循環。
人民幣穩步升值，符合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要。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核心要義之一是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託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人民幣升值有助於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部需求和消費需求，使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必須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人民幣穩定和升值，有助於保持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信心，從而牢牢穩住外資企業留在中國，同時吸引更多外國投資者來中國投資。這有助於穩定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今年以來，疫情對各國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但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穩步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累計7188.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2%，連續六個月實現同比增長。隨着出口效益增加和更多外資流入，我國可以獲得更充分的資源和條件，來優化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加大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研發投入，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進一步擴大進口，更好滿足人民不斷提高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促進國內消費升級。出口的本質是以本國的實體經濟資源換取以外幣計價的貨幣資產，進口的本質是以貨幣財富換取外國的實體經濟資源，積極擴大進口，減少貿易順差規模，對應着我國從世界獲取更多實體經濟資源。由重視出口和追求貿易順差轉向注重進出口平衡，把我國轉變為世界第一進口大國，由過去的向世界“賣賣賣”轉向對世界“買買買”，有利於我國充分利用國際資源，擴大國民實體財富，符合中國戰略利益。
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最大規模中等收入人口、5萬億美元的超大消費市場，全球最大製造業生產基地，需要進口大量原材料、零配件、能源和資源，預計從2018年到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中國正在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加上龐大的製造業所需原材料、零配件和各類資源、能源的進口，中國內需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我國從2018年開始每年舉辦世界進口博覽會，就是向世界展示我國積極擴大進口、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未來，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進口大國，有利於增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談判地位，吸引和鎖定更多貿易伙伴。同時，擴大進口將使世界分享中國穩定發展的紅利，帶動其它國家經濟增長，中國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將成為驅動新的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從而使中國真正成為引領和推動全球化的新的世界中心，提升中國在全球體系和全球治理的地位和話語權。在西方主導的舊全球化體系中，中國是跟隨者，在多極化的新全球化格局中，中國將是引領者，為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強大動能。
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增進國民福祉。改革開放初期至本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時期的發展特徵是，通過較低的匯率，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環境成本價格，取得出口競爭優勢，中國迅速發展為世界工廠、世界商品第一齣口大國、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但同時，低廉的出口商品價格，並沒有帶來較高的出口效益，實質上等於每年為世界提供了數千億美元的補貼，這實際上是國民福利的巨大流失，這不是高質量的發展。
人民幣升值使我國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值，我國人民的勞動價值通過出口價值的提升得到應有體現，企業獲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於整體提高國民收入，增加國民財富，提升國民福利水平。我國人民的勤勞刻苦和埋頭鑽研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獲得更多的收入，享受更多的福利。這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把提高人民福祉作為發展的目的和出發點。
讓人民幣揚眉吐氣走向世界
從長遠看，要保衞我們的財富不被美元掠奪，必須打破美元“囂張的霸權”，那就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使用，在國際貨幣體系佔據與中國經濟規模相當的份額和地位。
2009年開始，我國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開啓了人民幣國際化征程（雖然起初我們非常低調和含蓄，並沒有明確提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到今天，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五大支付貨幣，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佔比也是第五位。
如果從份額看，人民幣距離真正的國際化還很遙遠。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佔比16%，出口佔全球出口14%，而人民幣在全球支付市場佔比僅為1.91%，在全球儲備資產佔比為2.05%，次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與澳大利亞元地位相當（要知道澳大利亞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佔比僅為2%），人民幣國際地位與中國經濟在全球地位有極大落差。
為什麼我國近十年來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出台了不少支持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但效果並不顯著呢？用周小川前行長最近在一次論壇上所説的：我們不可能一邊實行外匯管制，一邊又希望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目前人民幣實現真正國際化，仍然需要跨過最後一個門檻，就是完全放開資本項目可自由兑換。國際化的貨幣要求資本項目可兑換達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一國貨幣可兑換程度低，資本管制較多，國際投資者對該貨幣的持有和交易成本將會上升，該貨幣難以實現真正的國際化。
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我國在完全放開資本項目可兑換方面態度謹慎。其原因是考慮我國金融體系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有待增強，擔心資本大規模外流，人民幣匯率遭受衝擊，從而引發金融風險。
對人民幣進一步放開資本項目可兑換的擔憂，實際上忽略了中國經濟的規模和特點。要理解中國經濟，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超大市場、超強韌性、超寬縱深，這是中國經濟區別於世界任何其他經濟體的顯著特點。如果説其它一些新興經濟體是小池塘，容易遭受貨幣狙擊並引發金融動盪，中國經濟就是汪洋大海，有足夠的空間和容量抵禦各種金融風浪。除了中國經濟超大的規模，作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大國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中國具備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供應鏈，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逐步降低，已經形成內循環為主體的經濟結構，這些獨有的優勢和雄厚的物質基礎，使得我國經濟和金融體系具備足夠的抵禦外部衝擊的實力。
從國際經驗看，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之所以會面臨匯率衝擊和資本流動壓力，從根源上來説，還是因為本幣的國際化程度不足，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國際投資者容易對本幣失去信心，甚至大量拋售。反觀其他國際儲備貨幣，投資者對其使用程度高，信心牢固，反而不易貶值，資本外流風險也較低。因此，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增強中國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從根源上降低金融風險。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備堅實基礎，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經濟在全球疫情危機中率先實現增長，並將長期保持穩定增長，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大門日益敞開，外資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保持信心，外資穩定流入，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在我國金融市場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信心，積極創造條件，讓人民幣加快走向世界，使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佔據與中國經濟相稱的地位。
2020年以來，我國加快推進金融領域對外開放，已經徹底放開外資進入中國金融業限制。目前，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等領域外資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信用評級也對外資開放，並在市場準入、業務範圍、營商環境等方面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今年5月，我國取消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的額度限制。對外資充分敞開金融業大門，表明決策層對中國金融改革取得的進展和中國金融體系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國堅持資本項目開放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更加堅定，步伐也將進一步加快。今年9月人民銀行、證監會、外管局等陸續發佈關於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債券市場、優化跨境人民幣政策、完善債券通機制和優化QFII、RQFII境內證券期貨投資管理等5項政策措施，加大對跨境人民幣和外資投資人民幣資產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十四五”規劃提出：“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係。”。相信中國管理層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把握歷史機遇，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各項舉措，同時有效管控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的外部風險，保持中國金融穩定。
未來，建議進一步擴大與我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國家範圍，利用我國超大市場優勢以及在全球貿易和對外投資中的有利地位，積極鼓勵和引導國內外企業擴大人民幣在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擴大人民幣國債市場規模，進一步加快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加快創新面向國際企業和投資機構的以人民幣計價、交易、結算、投資的金融產品，充分發揮緊密的貿易與投資紐帶作用，優先推進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行佈局。隨着國家政策推進、企業積極參與、境外企業和投資者認同，人民幣國際化將自然水到渠成。有理由期待，人民幣昂首挺進世界的一個大時代正在走近。
堅持內循環為主體，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積極擴大進口，加快金融雙向開放，保持人民幣穩定和強勢，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形成一個相互促進、相互支撐、螺旋上升的內外大循環，推進中國經濟不斷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發展。
當我國進出口貿易大部分採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當國際投資者更加願意使用和持有人民幣，當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結算、全球儲備資產貨幣中佔據足夠的地位，我們就可以掙脱美元霸權的訛詐與威脅，從根本上保護我們的財富不受美元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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