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我在美國看過的第一個大選，就不是一次乾淨的選舉

【在全球化的當今，大國的政治動向往往會牽動全世界的神經，美國的總統大選便是此種量級的事件。美國時間11月3日，選舉之夜即將到來，最新一屆總統將在喬·拜登與唐納德·特朗普之間決出。

回望四年之前特朗普與希拉里的對壘，Facebook隱私泄露門、推特治國、財團控制選票等醜聞便頻頻爆出。疫情之年，總統特朗普管理不力造成的美國民眾大面積感染與死亡、“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種族爭端，暴露了美國在民主外衣下極端不平等的真實境況。

在此情況下的大選，似乎能夠直觀展示，美國最普遍大眾的選票份量幾何。正如學者許倬雲書中所説，只要掌握斡旋之道，總統的權力可以非常之大。小州失去發言權、消失的第三方意見、無人觸及的最新問題，使得美國大選形成了沒有希望的“雙輸局面”。

本文摘自《許倬雲説美國》，他以歷史的角度回溯了美國民主的衰落。】

2016年選出特朗普如此荒謬的領導人，是因為兩黨制度之下第三方意見無法出現

聯邦政府的總統是全民選舉的，其權力之大儼然君王。但是，總統有任期，一任四年，兩任八年，最多兩任之後必須退出政壇，讓新人來接替——這就不是任何世襲君王可以做到的了。只是，總統的選舉要尊重加盟者州權的權力。州有大小、人有眾寡，如果只是按人口比例來選出總統，那些小州永遠沒有發言權。美國憲法的調停方法則是以選舉人票來選出總統，每一個州按照人口比例，選出相當於眾議員人數的選舉人，出席選舉人投票會議。

目前選舉制度的另一項難題，則是兩黨制投票之下，很難有第三黨崛起的機會。因為第三黨通常只在本州有一定的票數，超過原始發源地，就很難得到幾個大州的選票。至於兩黨制的利弊，其利在兩個黨的立場對立非常明顯，選民抉擇非此即彼；其弊端則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選民關心的議題，黨綱的改變和具有某一黨黨籍議員的意見並不能同步開展。選民對某一個議題的界定，以及他的主張改變了，但是眾議員所代表的是從他參政時期不斷發展綜合而來的立場，他當選所代表的立場，可能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了；由這些人代表選民決定國家大政，並不能夠同步地吻合此時選民的主張。

在新的意見湧現時，兩黨體制以及議員選舉制度都沒有容納新意見的空間。尤其在那一關鍵時刻，選舉活動可能已經過半以後，大家才發現選民其實已經注意新的議題，在選舉的分野之中卻無人代表這一新出現的民意。例如今天，就是關係到美國前途走向的“關鍵時刻”。美國社會貧富不均已至極點，新任總統和議會都必須立刻處理這一嚴重課題。目前參選的新人，頗有注意財富分佈形勢的人物，可是，有一位資深老人，還有特朗普，卻沒有理解情勢的急迫性。

像2016年的選舉，選出如此荒謬的國家領導人，就是因為兩黨制度之下第三方意見無法出現，以致落得這麼一個令人扼腕的下場。

我在美國看過的第一個大選，就不是一次乾淨的選舉

三權之中總統的權力非常大，雖然受立法權和司法權的約束，但由於是首席行政官，他可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處理許多沒有法案依據但並不違法的事務。因此，當年華盛頓做總統時，很多人以為選出了皇帝。建國以來，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總統的權力實際上並沒有受很多的約束——只是，如果選出一位不能幹的總統，不知道如何控制和駕馭國會，他的職權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位能幹的總統如果知道怎麼運用立法機構之中實質的意見領袖（亦即國會之中，享有高度聲望的人物），替自己在國會護航，這位總統也可以得心應手。

假如一個總統曾經擔任過眾議員或是參議員，尤其曾經擔任過眾議員，他自己在原來的國會已經結合了一批同志——這一總統的手即已伸入國會：他不再是調停者，而是能夠利用國會權力的行政官。美國歷史上最能幹的總統，例如羅斯福、杜魯門、約翰遜都曾經擔任議員，在國會中有相當的影響力。又例如，里根雖沒有國會的經歷，可是他找了布什這個有過國會經驗的政治人物擔任他的副手，可以經過布什拉攏國會中的權力者，操縱國會。

198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納德·里根（左一）和副總統候選人老布什（右一）一起亮相。

不過，總統的選舉是大事情，要在全國各州得到超過一半的選舉人票，耗時也花錢。沒有大的組織在後面運作，沒有大量的金錢在後面支撐，任何人不大可能憑自己的人望當選總統職位。

**我在美國看過的第一個大選，就不是一次乾淨的選舉。1960年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的美國大選，那時候，民主黨的候選人由肯尼迪和史蒂文森競爭。史蒂文森品格高、學問好，辦事能力也強，尤其他的見解是中間偏左，顧及老百姓的福祉，也有執行的能力，但是他沒有財團的支持。**他的對手肯尼迪是馬薩諸塞州世家大財閥的子孫，又有哈佛為首的東北名校作為智囊。肯尼迪的競選，從黨內競爭開始就開創美國選舉的新傳統，第一次使用商業廣告的力量，僱用了美國廣告業的高手，以大量的金錢投入媒體。尤其電視正在普及，在每家的客廳中，經過塑造的人物，在電視熒幕上侃侃而談，立刻就抓住了一般選民的喜好。

但是這種塑造出來的形象就如同賣香煙或是賣汽車一樣，並不一定是真實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銷員。在他與共和黨尼克松對陣的時候，雙方都是辯才無礙的高手，然而尼克松的公開辯論，停留在無線電前的講演，但聞其聲而不見其面貌表情。肯尼迪則有廣告商替他設計，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訓練出來的結果。於是一個化過妝的肯尼迪，和一個完全沒有化過妝的尼克松，在熒幕上立見高下。選民們只看見形象，而沒有看見能力。

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參加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到了最後投票的階段，伊利諾伊州是大州，這一州的選票，民主、共和兩黨幾乎是打成平手。芝加哥所在的庫克郡（Cook County），肯尼迪獲得芝加哥市長愛爾蘭人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 的大力幫助：後者以其在當地的勢力，包括芝加哥愛爾蘭警察的支持，為肯尼迪“做票”，取得一千多票的多數，幫助他獲得總統大位。我當時正在芝加哥讀書，和一羣小牧師都深深投入選舉活動，對於肯尼迪一派“做票”手段其實相當清楚。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體驗，對我而言造成極為強烈的震驚：如此長期的民主傳統，其中最重要的選舉環節，竟可以如此的卑鄙和骯髒！

1960年以後，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了以財力比拼的階段

從1960 年的大選以後，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了以財力比拼的階段。政黨本身的理念應當是考慮候選人的第一要件，然而從政黨本身的初選開始，每一個參選人都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才能買到必需的廣告；至於兩黨競爭的時候短兵相接，更是仰仗媒體的推介和哄抬，候選人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

美國總統的誕生：尼克松與肯尼迪選戰的最後一回合

這些行動，一次又一次變本加厲，造成的後果是：一方面動員媒體的規模越來越大，在這方面的開支也就愈需要大量金錢的支援；另一方面，財團和鉅富的個人嚐到了自己支持者當選後可以得到多少的回報——食髓知味，提供金錢者和需求金錢支持者，有意無意間發展了一套金錢與權力掛鈎的遊戲規則。這個風氣開始後一發不可收拾，每一屆的大選（除了卡特當選那次沒有太多的競爭以外），金錢參與大位追逐，無所不用其極。

最近這一次，也就是特朗普擊敗希拉里的2016年大選，雙方各自投下以億計的金錢支援，拉開大選陣仗。在這種以金錢來比賽的遊戲之下，純粹依靠理念説服選民的桑德斯，根本就沒有機會進入政黨初選。

特朗普與希拉里在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回顧上面所説，在這種依附強者的情勢下，力量薄弱的第三黨不可能得到大財團和鉅富的支持。至多在若干州級或市級的初選，有些第三黨的意見能發出微薄的聲音。可是他們的主張通常是為了弱者的選民，例如貧窮階層或是外來的新移民，沒有財團會願意將自己的資本投入這個不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身上。美國政黨政治的敗壞，從特朗普時代開始，大概就只有愈走愈偏向財富決定的“富人政治”，也就是當年柏拉圖指稱的五種不良政治體制之一。

特朗普當選是劃時代的現象

特朗普的當選也是劃時代的現象，這一位總統無知、乖張，可以説是史無前例。可是，他能夠得到40%鐵票；雖然第一年的執政可説一無可取，而他的鐵票支持率屹立不能動搖。這40%的支持者，即是階層分異：美國社會下層正在出現的一批將要永遠沉淪在貧窮無靠中的羣眾。在高度競爭的美國，他們的財力和才力都無法將自己提升，沒有機會進入中產階層的下端。這些人滿腹憤怒，對未來一無指望，卻對過去曾經有過的安定歲月和美國的偉大眷念不忘。這些不幸的貧窮無知者陷在無法自拔的泥沼裏，將要成為美國式的印度種姓制度的底層。

這一股力量的湧現，是社會敗壞的後果，不是這些人的過錯——他們乃是犧牲者，不是造孽者。這種力量支持出來的政權，也是柏拉圖五種政體之一：民粹政治。美國開國元老麥迪遜早就擔憂：如果社會底層大眾心有不滿，這一羣知識程度較差的“羣眾”可能衝動之下，擁護出“僭主”，憑藉大位胡作非為。今日美國的情形，被麥迪遜不幸言中。

在希臘古代城邦史上，民粹政治曾經將雅典最優秀的政治家放逐出境，而致使雅典本來領袖諸邦的地位拱手讓出。

我們可以預見，特朗普不會是最後一位言行不適任的國家領袖。如果有兩三次同樣的民粹政治出現，美國在文化上和經濟上的優勢大概無法再維持。在那個時候，如果一直仰仗軍事力量維持霸權，對世界、對美國都不是好事。

美國的政治體制，自從獨立宣言和憲法以來，重視的是人民自治，而且由於歷史的發展，美國是由十三州形成聯邦結合而壯大的。這兩項理念，在人民自治方面，就產生了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緊張。而在聯邦制度之下，也因為顧忌到各州的獨立主權，又出現了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緊張。

當美國建國成功不久，一位法國的學者專程訪問美國，此人即是著名的托克維爾。他回去以後，將所見所聞撰述為旅美的見聞錄。託氏向歐洲報告：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具備了不起的構想，落實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標之遠大，值得歐洲知識界欽佩，也盼望美國的實驗能夠成功。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國如此設計的構想，將會留下一些後遺症。首先，一個民主社會的隱憂，乃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或引向以個人主義來代替自由—可能終於因為強烈個人主義導致的散漫，造成國家共同體的崩解。其次，在強大的國家公權力之下，可能會產生個體無法抗衡國家公權力的問題。最後，這種政治體制下，完全以數量來計算民意之所向，公民本身的素質參差不齊，有智慧的高低、知識的有無，也有是否能控制私慾的修養問題。

這些條件一旦失控，純粹按多數表決送進一批不夠格的代議員，以及不適任的總統，國家可能淪入無可挽回的境地。這些公職人員代表的是數量龐大的羣眾，他們憑藉意氣行事，或是過分地考慮私利；他們的種種行為選民們不能判斷，也無法監督——如此一來，依託民意選出的政府，可能會產生多數專制的危機，也就相當於民粹主義的暴政。

托克維爾的預言果然逐漸應驗。美國近三百年曆史中，凡此緊張關係的拉扯，讓出了空間，使得財富階層和政治家族都介入體制內的衝突，而獲得操縱國家大政的機會。

到了今天，財富能夠決定政權所向，也將指揮公權力採取種種有利於發展財富的政策和法案。這使得在國家支撐之下，財富愈來愈向上層集中。各種大財團合而為一，全盤指揮政治；若干矛盾和對立的利益集團，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無法在國會通過，也無法在行政權上順利地執行。再加上政壇人物一方面依賴財富的支持，另一方面財富和權力合二為一的時候，一定會出現一些掌權的人物，類似世襲地延續他們的政治地位。這兩個方向，時而交叉，時而平行，勢必將美國立國的原則—個人自由、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逐漸消解殆盡。眼看着一個人類歷史上難得出現的偉大實驗政體產生、發展，其目的在使人人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聚合在一起能共同獲得全體的福祉，如此偉大的實驗，經過近三百年卻是逐漸變質，淪落到如此地步。言念及此，能不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