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哈克、保羅·皮爾森：特朗普的優勢，魔術般的消失了？

【文/雅各布·哈克、保羅·皮爾森】

2016年大選前的幾個月，一位財閥領袖在猶他州帕克城（Park City， Utah）的私人活動上坦誠地面對了這一點。這場活動由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主辦，來賓有保羅•瑞安（Paul Ryan）。羅姆尼在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的前搭檔愛德•康納德（Ed Conard）後來在網上發表了他的評論。

作為《不平等的好處》（The Upside of Inequality）一書的作者，他認為“商業領袖和自由企業倡導者”正在面對一個關鍵時刻，需要他們進行“艱難的，甚至令人作嘔的妥協”。

他表示，要“重奪共和黨的控制權”，經濟精英需要“一個新的同盟”，以取代此前建立的同盟，這一舊同盟“基於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後所獲得的宗教權利……我們還利用它將邊際税率從70%降到28%”。康納德提到，“這一舊聯盟的人口正在減少。”新的聯盟將爭取“失業工人”的支持，並要求“自由企業倡導者”向移民和貿易保護讓步。

康納德把這一“新同盟”打造成“特朗普主義”的替代性方案，但事實上，它聽起來與特朗普主義沒有什麼不同。“令人作嘔的妥協”可能比康納德想象的更加令人作嘔。但這樣的確也帶來了巨大利益，雖然那些失業工人一點兒也享受不到。

2017年特朗普當政期間，共和黨無視全國人民的明確意見，執意推進企業減税，將企業所得税從35%減至21%。隨着共和黨在税收和放松管制議題上採取越來越強勢的立場，美國最大型的企業和最富有的公民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巨大利益。

法院支持商業的訴訟也多了起來，經濟精英獲益頗豐。康納德服務的財閥們除了達到政策通過的目的，也收穫了不少利益。

這些變化對美國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它們現在就在侵蝕民主制度。但在坐擁大量財富的人看來，這些變化似乎並沒有那麼糟糕。我們需要一再警醒那些財閥們：只有共同的繁榮才是長期的繁榮。

但同時，我們也不要期待他們能基於開明的自我利益考量，或因某種貴族責任感而糾正他們的路線。就跟在新政（New Deal）時期和1960年代的改革中，或是當艾森豪威爾斷然否決商業保守派提案時（因為他知道投票者一定會支持他）一樣，隨着來自下層的壓力增大，經濟精英會逐漸變得剋制。

那麼，這種壓力究竟出自何處？最樂觀的觀察者們認為，它會來自不可阻擋的人口變化趨勢，他們預測將有一個“崛起的民主黨多數”，就像當年把加利福尼亞州從共和黨的據點變為民主黨的據點那樣。

1983年，在李•阿特沃特向當時的前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的總統競選團寫了一封備忘錄時，共和黨還手握這個州的政治主導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直如此。

今天，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選民註冊情況來看，共和黨只能是“第三黨”，其支持率不僅遠低於民主黨，也低於“立場不明”的獨立人士(Independent)。而大多數獨立人士都較傾向於民主黨。共和黨只在少數一些白人農民為主的國會選區具有競爭力，而民主黨則控制着州的所有政府職位，並且在州立法兩院都擁有三分之二多數。

發生了什麼事呢？1994年，共和黨州長皮特•威爾森（Pete Wilson）競選連任面臨挑戰。作為反擊，他制定了煽動選民的策略。他用“第187號建議”鼓動共和黨人，根據這個建議，將設立一個州辦公室專門驗證公民身份，以禁止無身份者獲得公共教育資源和非緊急醫療服務。那一年的競選廣告就已經有了特朗普時代風格了，顆粒感強的黑白圖像，內容是人們湧向邊境關卡。

威爾森的計劃取得了策略上的成功。選民紛紛支持他（那一年共和黨在全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他成功連任。然而，對他的政黨來説，他的立場在策略層面是災難性的。“第187號建議”本身的重要性依然未明，它獲得了通過，但很快在聯邦法院被駁回，最終被裁定違憲。

但無論如何，這已經象徵着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的整體路線。它選擇與人口正在衰退的羣體站在一邊，並試圖將對衰退的恐懼轉化為政治驅動力。這樣的做法將人口逐漸增長的羣體排除在外，包括亞裔美國人、拉丁裔、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這對共和黨的聲譽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負面影響。

然而，隨着共和黨在全國範圍內將威爾森的劇本越演越過火，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發現已經很難回頭了。2016年，特朗普獲得了共和黨80年來的最低票數。80年前，羅斯福以壓倒性票數打敗了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

但這還不是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的最低谷。準備接替保羅•瑞安成為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的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讓他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同事們在特朗普背後站成一排，即便特朗普對加利福尼亞州的敵意已非常明顯（因為他在那裏極其不受歡迎）。

在2018年的選舉中，共和黨被橫掃出奧蘭治郡（Orange County），那裏是里根式共和黨主義的中心。共和黨此前已經失去了該郡7個議席中的3個，現在連剩下的4個也將失去。雖然鄉村地帶是共和黨勢力最集中的地方，但在這個美國最大的州，共和黨卻在鄉村被徹底擊敗。

經過了這些以後，共和黨只保持了加利福尼亞州在聯邦眾議院53個議席中的6個，是自1883年以來獲得議席最少的一次。1883年，加利福尼亞州在整個國會僅獲得了6個議席。

隨着同樣的人口變化趨勢在全國蔓延，許多民主黨人將加利福尼亞州的這一軌跡視為先兆。共和黨票數更加依賴老年白人，尤其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些人。這些羣體的人口數量正在逐漸衰減。與此同時，共和黨接連失去了少數族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大城市裏或周邊居住的人，以及50歲以下的人的支持。

追蹤共和黨軌跡數十年的記者羅恩•布朗斯坦（Ron Brownstein）描述了一種持續性的、基於人口的衝突：由非城市白人組成的“復辟同盟”與由城市多元化人羣組成的‘轉型同盟’之間的衝突。

經驗豐富的民主黨民意調查員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曾肯定地表示，加利福尼亞州的情況代表着共和黨的未來。在《安息吧，共和黨》（RIP GOP）一書中，格林伯格認為特朗普主義是對將要吞沒共和黨的人口變化趨勢浪潮最後的無謂抵抗。

要找到格林伯格所言的合理性，只需看看得克薩斯州的情況。在皮特•威爾森阻止民主黨新星凱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崛起的那一年，小布什輕易擊敗了當時的州長安•理查茲（Ann Richards），從而消滅了一顆地位穩固的“星星”。

得克薩斯州很快就成了1994年後共和黨的權力中心。得州保守派迪克•阿美（Dick Armey）、湯姆•迪萊（Tom DeLay）和比爾•阿徹爾（Bill Archer）在“金裏奇革命”（the Gingrich revolution）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得州正快速陷入對戰狀態。2018年，民主黨人貝託•奧羅克（Beto O.Rourke）只差幾個百分點就能贏得泰德•克魯茲（Ted Cruz）手裏的參議院議席，同時民主黨還從共和黨手中贏得了兩個眾議院議席，並且差點就能贏得更多。

作為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唯一一名黑人議員，威爾•赫爾德（Will Hurd）倖存了下來。在他簡短的檢討報告中，他説道，“……阻止這一趨勢的唯一辦法就是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如果得州的共和黨不再與得州選民一條心，他們就沒有辦法在這裏立足。”一年以後，41歲的赫爾德宣佈不再競選連任。

我們在本書引言部分探討了對特朗普主義的兩種傳統解讀，在關鍵層面，《安息吧，共和黨》中的分析是對這些解讀的樂觀重複。這些解讀將白人工人階級的減少放在了政治討論的中心。其中一種解讀側重於親商業勢力的建制派和它的反叛的選民之間的黨內分歧；另一種則闡述了這種反叛精神如何融入整個國家漫長而充滿曲折的種族平等之路。但這兩種解讀都認為，特朗普的崛起是那些在急速變化的社會中地位下降的選民在發泄心中的痛苦和憤懣。

我們絲毫不懷疑這一人口過渡的重要性，也相信很多人正等着看白人的反擊。在現代社會，種族分歧導致的政治衝突很常見。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在多種族社會建立並維持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非常困難。如果人口平衡越來越不利於占主導地位的羣體，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

在沒有少數族裔參與政治的情況下，美國政黨狀態是最穩定的，至少表面上如此，這真是一個棘手的事實。讓非洲裔美國人完全融入政治體系的兩大嘗試，亦即南北戰爭後以及民權運動後的嘗試，都導致了白人的強烈反擊、尖鋭的衝突和持久的抵抗，使美國政治陷入動盪。而這些衝突發生在一個白人佔大多數、經濟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低的國家。如果多元化和不平等程度都增加，這些衝突該嚴重到什麼程度？

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衝突會極其可怕。我們可以看到，原本占主導地位的羣體會將人口構成的變化視為威脅，尤其是當影響力人物鼓勵他們持有這些觀點時。當有政治野心的人或是單純的機會主義者煽動人們情緒，並強迫人們站隊，就會產生“種族競標”行為，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其後果是極其惡劣的。就算國家仍保持統一，結果也並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