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如果拜登拉攏歐洲，那裏還有“獨立自主”的戴高樂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波】
今天是11月9日，是被毛澤東主席稱之為“偉大的反法西斯戰士”——戴高樂將軍逝世50年週年紀念日。
戴高樂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其一生波瀾壯闊，是與丘吉爾、羅斯福齊名的20世紀世界偉人，其非凡的領導力，特別是其深邃的外交思想使法國不僅洗刷了納粹德國佔領的戰敗國恥辱，而且成為二戰的戰勝國和安理會五常。在其領導下，法國一度在上世紀60-70年代還成為有別於美蘇兩霸的世界第三種力量，其“四兩撥千斤”的外交謀略至今仍在國際外交界讓人稱道。
戴高樂將軍
上週二11月3日，美國第46任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這場由特朗普、拜登兩位七旬老人擔綱的選戰，其參與投票人數之眾、過程之跌宕起伏、美國社會為此之撕裂均為美國史上罕見。目前，拜登明顯票數領先，但特朗普依然拒絕認輸，可能會使這兩位古稀老人的廝殺最終需要美國司法裁決，方可決定誰最終“合法”入主白宮。
但不管怎麼説，這次美國大選無疑是冷戰後國際關係史上的又一新舊時代分野。世界上不管有沒有特朗普總統，“特朗普主義”已經成為“後美國大選”，抑或我們今後相當一段時間的時代標識。
面對混亂的美國大選，世界各國決策者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應對因這場大選而進一步加劇的美國社會分裂，以及由於這種分裂所導致的美國未來國家方向的重大變化和由此推波助瀾下的“後疫情新國際秩序”？
為此，我們今天紀念戴高樂逝世50週年，重温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對正確認識和應對時局頗有裨益。
一、我們如何認清時代？
在特朗普總統過去的四年裏，中美從最初的積極互動到最後的激烈衝撞，宛如過山車，全面交惡已成為新常態。此外，一場始料不及的新冠肺炎又使全世界遭到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生命損失影響也已在客觀上形成了新時代的分水嶺。面對這兩大國際新挑戰，如何認清形勢並看到未來，這攸關決策的合理性也關係到我國和平發展的大局。
戴高樂一生經歷了一戰和二戰兩場世界大戰。處在那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贏得法蘭西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是其一生奮鬥目標，但如何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找到法蘭西民族的位置並實現獨立與自由，這不僅需要智慧和勇氣，更需要超越時代的遠見。
1940年6月17日，面臨納粹德國鐵蹄，貝當選擇投降，戴高樂則在當日上午隻身飛抵倫敦，並於次日在英國BBC發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國人民書”。戴高樂告誡法國人民，法國輸掉的是一場戰役，沒有輸掉這場戰爭，法國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裝甲部隊，就會反敗為勝。
法國迅速投降成為了日常吐槽對象，圖為用德軍圖片惡搞的“1940年環法自行車賽”
在戴高樂高舉抗德大旗後僅12天，他對來訪的法國記者舒曼説法國贏定了。戴高樂説，這是一場世界大戰，德國佔領歐洲大陸和對英國的攻擊及對蘇聯不可迴避的軍事衝突，將使美國捲入這場戰爭，從而使法德的軍事衝突轉變成納粹德國為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為另一方的世界性軍事衝突，而在這樣的世界大戰中，法國只要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當戴高樂向舒曼描述這樣的戰爭前景時，舒曼所能夠想到的僅是：明天的“自由法國”是否還能在倫敦存在下去？是否還有法國青年不斷地來到倫敦投奔這個名不經傳，且又手頭非常拮据，無一兵一卒，只能通過BBC廣播抗戰，同時又被法國“合法政府”以叛國罪宣判死刑的前國防部副國務秘書？
在舒曼的眼中，他所能看到的是斯大林大元帥在與希特勒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對殘酷的歐洲戰爭做壁上觀，而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則忙於連任競選，其競選的口號就是將竭盡全力防止美國被拖入混亂和殘酷的歐洲戰爭。因此，不要説在美國，就是在歐洲也很少會有人想像出美國人民會派遣他們的兒女不遠萬里與歐洲人並肩作戰！
然而，短短的四年後，一切都按照戴高樂的預言發展，就如同一部電影，戴高樂重新回到法國，法國也因為戴高樂堅強的抵抗運動而成為二戰的戰勝國和安理會五常，成為一個與美、蘇、英、中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為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是戴高樂的遠見拯救了法蘭西民族的命運。
同理，戴高樂這種高屋建瓴的遠見能力對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形勢，看到中國在“後疫情”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及利益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
二、國家利益至上
戴高樂一生致力於“法蘭西的偉大”和實踐法蘭西對世界的“一種看法”（Une certaine idée de France）。在戴高樂的所有外交實踐中，一切都圍繞着法國最高的國家利益，從而使其能夠超越聯盟、意識形態，甚至個人友誼。
1、關於美法關係
當年戴高樂隻身飛抵倫敦，他渴望其正義事業能得到美國的支持，但羅斯福更願意與維希政府保持曖昧關係以最大程度減少美軍對德作戰時的傷亡。讓戴高樂怒不可遏的是，羅斯福不僅向戴高樂隱匿盟軍登陸時間，而且不讓戴高樂領導的“戰鬥法國”參與。
最讓戴高樂義憤填膺的是，羅斯福居然想把法國東部的阿爾薩斯、洛林和香檳三個地區從法國分割出去，與比利時法語區建立一個所謂的“瓦隆國”作為德法之間的緩衝國。
不僅如此，根據羅斯福的設想，美國還要將法國作為戰敗國，像德國、意大利一樣置於美國一位將軍的軍事管轄下，併為此還偷偷摸摸印製了佔領區的貨幣。戴高樂為此予以堅持的鬥爭，甚至不惜命令法國抵抗運動對美軍登陸採取“不配合態度”。
此外，就解放巴黎、保衞斯特拉斯堡、佔領德國等問題上，戴高樂與羅斯福針鋒相對，多次進入嚴峻的零和博弈，是戴高樂斬釘截鐵的態度最終使羅斯福作出讓步。
1958年創建第五共和國後，戴高樂與美國在外交上的衝撞更加激烈，從發展法國獨立的核打擊力量到公開批評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拒絕美國在法國儲存核彈頭和建立中程導彈基地，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把美軍和北約總部趕出法國等……戴高樂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美國霸權，凸顯了法國獨立自主外交。
其中，戴高樂在西方國家帶頭挑戰美元金融霸權，率先把存儲在美聯儲的法國黃金按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價格如數贖出並運回法國，更堪稱為經典案例。
戴高樂從政治、經濟、軍事、金融各個領域不懼美國霸權，並向其連續叫板，反映出戴高樂獨立自主外交的強大活力。
羅斯福與戴高樂，圖片來源：www.monde-diplomatique.fr
2、關於法英關係
戴高樂1940年6月17日隻身飛抵倫敦，是丘吉爾收留了他，併為他打開英國BBC大門，讓戴高樂發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國人民書”。在戴高樂整個抵抗運動期間，是丘吉爾給予了戴高樂各種物資和政治支持。在戰後國際安排中，也是丘吉爾幫助法國參與對德國佔領，出席在德國和日本的德、日軍隊向盟國投降的受降儀式和成為聯合國五常等。
然而，丘吉爾上述幫助和友誼並不能阻止戴高樂在涉及法國利益時與丘吉爾堅決鬥爭，如在二戰期間，戴高樂對英國染指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予以毫不留情的鬥爭，對於法美問題上丘吉爾唯羅斯福馬首是瞻也義憤填膺。
戰後英國渴望加入歐共體，是戴高樂在1961年和1967年兩次用否決權把英國擋在門外。在戴高樂看來，英國就是美國安插在歐共體內的“特洛伊木馬”，法國必須予以迎頭痛擊。
3、關於法蘇關係
當年在倫敦率領法國人民抗擊德國納粹時，戴高樂就積極主動謀求與紅色蘇聯建立某種抗德聯盟。1941年9月26日，斯大林承認戴高樂是所有“自由法國”人的領袖。翌年，戴高樂命令“自由法國”空軍到蘇聯的東線幫助蘇聯紅軍對抗德軍。1944年12月10日，戴高樂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簽署《法蘇友好條約》。
顯然，戴高樂所有促進法蘇友好的主動行為，並不意味戴高樂對蘇聯紅色政權和意識形態的認可，而是僅僅為了提高他與羅斯福打交道的實力地位，有時還不排除某種對羅斯福的外交“訛詐”。戴高樂明確表示，一旦羅斯福歁人太甚，他將不惜代價倒向紅色蘇聯。
1960年赫魯曉夫訪法，戴高樂給予極高禮遇，親自攜夫人到奧利機場迎接，並向赫魯曉夫提出法蘇“緩和、諒解、合作”的政治主張。1966年，戴高樂訪蘇，與勃列日涅夫簽署《蘇法宣言》及雙方在經濟、貿易及空間探索和技術方面的合作協定。
戴高樂一生與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位蘇聯領導人交朋友，特別是1966年的訪蘇是在戴高樂宣佈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之後不久進行的，凸顯了戴高樂在美蘇之間平衡外交藝術，從而巧妙地使用法蘇某種“蜜月”來抗衡美國。
4、關於中法關係
1964年1月27日，戴高樂不顧美國反對，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新中國。戴高樂在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與新中國建交不過是法國對客觀世界存在的一種承認，這是一種國與國的正常關係，無關乎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差異。
戴高樂説，建立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直接聯繫，有利於推動人的事業，即人類智慧、進步與和平的事業。他在會上還表示，中國的歷史與世界一樣古老，中國曾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國家，不排除在21世紀中國會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戴高樂承認紅色中國，在當時的西方世界無疑扔下了一顆震撼彈，遭到美國和西方反共保守勢力的攻擊，但戴高樂高屋建瓴，不僅為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也為世界打開了通向中國之門，後來連美國總統尼克松都向戴高樂請教如何打開中國之門，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戴高樂率先承認新中國，也使中法關係從一開始就具備了有別於其它西方大國的特殊因素。
5、關於法德關係
作為世仇，法德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居然爆發了三場慘絕人寰的戰爭（1870年普法戰爭、一戰和二戰）。1958年戴高樂復出後，他馬上在同年9月邀請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到他的鄉間別墅科隆貝作客，兩位老人推心置腹，為法德修好預熱。
1962年9月4至9日戴高樂訪德。在路德維希堡，他向近千名德國大學生用德語表示德國青年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兒女”。戴高樂“路德維希堡市演講”拉開了法德年青人世代友好的序幕。演講結束時，路德維希堡約50萬市民湧上街道目送戴高樂回法國。
1963年1月22日，戴高樂與阿登納簽署法德友好的“巴黎愛麗捨宮條約”，從此法德不僅和解，還成為歐洲聯合的發動機。
法德修好與歐洲聯合的不斷深化，從最初的法、德、意、荷、比、盧6國發展到今天的27國，歐洲的團結與強大提升了法國在今天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想當年希拉剋之所以能與小布什叫板，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就是因為有施羅德的堅定支持。由此可見，戴高樂以法德修好為核心的歐洲政策對今天的法國有多重要。
三、戴高樂外交給我們的啓示
1、國家利益至上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書中將“國家利益至上”列為現代外交四原則之首。當年戴高樂為維護法國利益，不惜與羅斯福死扛。在戰後的大西洋聯盟內，戴高樂與美國“寸土必爭”，前述各種例子説明，在戴高樂的眼中只有國家利益，不存在所謂西方陣營的價值聯盟利益。當價值聯盟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時，價值聯盟讓路。
2、外交超越意識形態
戴高樂與斯大林結盟，在冷戰期間與赫魯曉夫大力發展合作關係，完全超越意識形態的紛爭，從而使法國在冷戰期間形成了在美、蘇兩超之外的獨立一極，並同時保持與兩超都能説上話的能力，左右逢源。
其實，戴高樂這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外交理念也是法國的外交傳統。153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為抗擊奧地利哈斯王朝就曾與奧斯曼土耳其聯手。在戴高樂看來，為了法國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宗教差異都不復存在。
3、外交沒有友誼
戴高樂明確表示，男人是可以有朋友的，但國家不可以。他兩次拒絕英國加入歐共體，且內心非常坦然，他甚至明確表示不能因為早期英法的共同抗德歷史而覺得法國欠英國什麼。
這一點戴高樂在對待美軍登陸諾曼底問題上表現的更為突出。戴高樂始終認為美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參戰，而非為了法國，為此，不存在法國對美國的感恩。戴高樂從不出席紀念盟軍登陸的任何活動，即使在他擔任國家元首後也從不出席盟軍諾曼底登陸的任何紀念活動。
4、國家利益維護需要鬥智鬥勇
戴高樂與羅斯福的鬥爭充滿外交藝術，甚至包括某種程度的“零和”博弈。在羅斯福眼中，戴高樂是令盟軍“頭疼”的問題，是個雞肋，但又不能隨意處置，其原因就是戴高樂的象徵意義及其事業在法理上的正當性。正是由於戴高樂看穿了這一點，他才能與羅斯福“鬥而不破”，甚至越鬥越勇。
肯尼迪總統的安全顧問施萊辛格説：“戴高樂是二十世紀最有成就，最靈活，最有才華的政治家之一。他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時刻，並主動採取行動，才能在二戰期間成功管理其與羅斯福和丘吉爾的關係，且使自己毫髮無損。他知道如何捍衞法國利益又不至於逼迫英美將其廢黜或將其乾脆投入監獄。”
5、借力發力
戴高樂的外交思想是希望法國在美國主導的西方大國俱樂部中保持存在，但由於這樣的俱樂部中法國的聲音太微弱，只是個“鳳尾”，法國必須在大國俱樂部外組建一個小國俱樂部當“雞頭”，這就是以法德修好為基石的歐洲聯合戰略。
戴高樂與新中國建交，用他的話來説就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承認，但據此法國可拓展與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也是21世紀未來強國的直接溝通，並通過中國促進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對話和理解。這也是戴高樂版本的“不結盟外交”，即與世界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儘可能多地建立溝通聯繫。
2020年已近歲末，混亂的美國大選還在發酵、世界各地仍在肆虐新冠肺炎，歷史肯定會記住這一年裏所出現的那麼多的“灰犀牛”，但不管時局有多嚴峻，未來變化有多大，或這種不確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將影響到現有的國際格局和我們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外交作為人類社會一種古老的國際關係協調與處置的藝術，一代偉人戴高樂的外交思想至少可給我們如下二點思考：
一、越是在混沌的形勢面前越要冷靜。當年面臨納粹侵略，貝當選擇投降而戴高樂看到的則是在這場世界大戰中法國的正確位置。戴高樂的歷史性勝利也是其高瞻遠矚戰略思想的勝利。面對今天某些反全球化的逆流，穩住陣腳，熱情擁抱全球化，就是我們對時代的正確認識和判斷。
二、戴高樂將法國從一個受盡屈辱、政治渙散、經濟崩潰的戰敗國打造成世界政治、經濟強國，甚至一度成為有別於美、蘇兩超的世界第三種政治力量，其外交思想的基石就是亙古不變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只要我們堅守這樣的原則，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宗教文化差異，就不管未來國際格局有多大的變化，定能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支持，從而確保我中華民族復興“兩個百年”計劃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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