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中國外貿火爆,但還有兩大隱憂,該怎麼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剛剛過去的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峯迴路轉一波三折,最終總統寶座的歸屬竟然又被區區幾萬張選票決定了。
這樣魔幻的反轉在今年已經出現太多次了。
年初疫情導致武漢封城的時候,國外一些主流媒體上就有分析言之鑿鑿的預測國內抗疫措施過於嚴厲,將會導致外企重新評估將供應鏈設在中國的決策,大量工廠即將外遷離開中國。
到了夏天,當疫情氾濫全球、而武漢已經可以重新開城的時候,國外媒體上仍然有不少人執著的重複着幾個月前的論斷:中國嚴厲的防疫措施將導致在華企業無法正常運行,中國供應鏈的可靠性已經受到質疑,大批工廠即將搬離中國。
到了秋天,當疫情在西方主要經濟體捲土重來的時候,中國的供應鏈卻成為了支持許多國家地區生產消費的關鍵支柱,中國9月進出口同比各增長13.2%和9.9%,增長的主力是抗疫必需的醫療物資和遠程辦公必需的電子設備和家裝家居產品。
今天,關於供應鏈設在中國不可靠的言論已經銷聲匿跡了。

中國第三季度GDP增長達到4.9%,主要貢獻來自於工業生產和外貿順差。和中國通過嚴格防疫和積極財政政策促進復工復產不同,美國採取的是佛系防疫、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需求為主的對策,發放額外的失業保險和給企業提供財政補貼來穩定就業,甚至一次性直接向居民家庭發放現金。美國已經實施的財政刺激政策的總金額超過了一年GDP的十分之一。
正是由於美國激進的“發錢”來刺激需求,美國居民收入在大面積封城的第二季度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大幅度增加。這增加的居民收入也支撐着美國居民消費迅速反彈,美國國內零售總額最近幾個月已經超過了2019年同期水平。
而西方主流媒體在年初時預測的供應鏈轉移並沒有實現,疫情和產能限制導致歐美大部分國家製造業復工復產並不順利,隨之產生的需求缺口也就被中國迅速恢復的工業產能彌補上來。
隨着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在未來半年到一年的期間內,因為防疫政策造成的工業產能的差距會繼續存在,中國外貿順差大步增長的局面在沒有外力的干擾下仍將持續下去。
但是,在外貿火爆的背後也有着幾個隱憂,最主要的是下面兩點:第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支持積極的財政政策,紛紛開動印鈔機,採取了債務貨幣化的措施。等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美國兩黨大概率會在2020年底或者2021年初再次通過一到兩萬億的財政刺激政策,而資金來源,就是美聯儲的印刷機。
因此,中國通過出口大量製成品換回來美聯儲憑空印出來的美元。在以前這些美元還可以用來收購沃爾沃這樣的實體企業或者用來進口芯片這樣的高科技產品。但是現在許多企業都成為非賣品,高科技產品的買賣也受到嚴格限制,有錢都已經買不到好東西了。而美國越來越頻繁的利用自己在美元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對於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其他國家進行金融制裁,也讓不少人對於美元產生疑慮。
第二個主要隱憂就是貿易伙伴們對於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的反應。美國在疫情應對極為不力的時候選舉結果卻如此接近,説明過去四年的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在美國有相當高的民意基礎。而最近歐洲政治在疫情面前也有向右轉的苗頭出現。
今天疫情嚴重的時候,各國的物資缺口需要中國的產能來彌補,一切都好説。但是疫情總會過去,當其他國家全面復工復產的時候,面對總體過剩的產能,逆全球化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又在上升期間,貿易保護主義極有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捲土重來。
針對第一條隱憂,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加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在以往的文章裏已經對此做過很多探討,所以本文會着重聊一聊關於應對未來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國內在抗疫的同時提出了建立內外雙循環的經濟發展思路,雖然很多人對於雙循環中內循環的定義一直有爭論,但是通過國內一系列政策舉措來看,當前的內循環的主要重心依然還是着重在供給側一方,即幫助國內實體企業走出疫情陰影,加緊復工復產,並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供應鏈體系。
今天,外貿出口的大幅度增長證明了通過供給側的內循環來推動外循環策略是行之有效的。當海外供應商受到疫情影響無法按時按量供貨的時候,許多行業的國內產業鏈上下游都被打通,每個環節上都能有國內自己的供應商及時頂上來,這樣就保證了中國成為最穩定可靠的生產基地,原本發往其他國家的訂單也被轉給國內的廠商,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大量印度紡織品訂單轉給國內廠商生產。
在高科技和先進製造的領域,未來供給側的內循環政策仍然會持續下去。但是,面對以後可能的逆全球化勢頭,國內應該做好對抗貿易保護主義的準備,持續推動互惠互利的全球化進程。
對抗貿易保護主義要保持自身的持續對外開放。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是將成為維護全球化進程不被逆轉的重要奠基石。
最近一段時間,那些在中國投資的歐美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紛紛顯示他們在本國市場收入和利潤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國市場的強勁復甦讓他們的中國分部的業績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們在西方市場的虧損。而今年11月舉辦的第三屆進口博覽會更是中國主動承擔起維護全球化的領導責任、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共贏的重要舉措。要發展做大國內市場,我們需要現在就開始研究制定雙循環中促進內需的內循環政策。

自復工復產開始以來,中國居民消費增長還是落後於生產投資的增長幅度,一直到8月國內零售總額才開始超過2019年同期水平。而今年十一假期比以往多了一天,但是長假期間旅遊消費總額還是隻有去年十一假期的7成。
大家不願意花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受疫情影響,許多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工資收入都受到不小的影響,尤其是餐飲這樣的服務行業,收入的減少導致消費能力降低。
只要看看今年最火熱的網絡流行概念,我們就能發現收入下降造成的經濟困難的確是一個普遍問題,比如前兩個月廣泛討論的困在系統裏的外賣騎手,這幾天風靡網絡的“打工人”。就連上海“名媛”的腰包也癟了下去,只能靠拼單來製造朋友圈和小紅書裏的美好生活了。
另一個就是疫情在心理上給人帶來的衝擊,當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的時候,大量收入依然穩定的人羣會選擇多存錢少消費;而相當一批低收入羣體由於收入下降,反而不得不通過網絡小額貸款平台借債來應付日常開支,他們的個人債務槓桿已經被加大到信用極限,面臨還不出錢的窘境。對大多數人來説,收入增長有限的時候重建個人的儲蓄安全網必然意味着要暫時減少消費,只有當人們存夠了錢,心裏有了一定安全感的時候,才會放開手腳花錢。
如何刺激內需和消費不是一個新問題了,過去十幾年國內一直在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長期有效的方法當然就是通過經濟高速增長來提高居民收入,從而帶動消費增長。而短期刺激消費內需的手段我們也有過許多嘗試,比如2008年以後的家電下鄉和今年各地推出的消費券等等。
面對由於百年一遇的疫情造成了消費不振的情況,恐怕需要多管齊下,各種刺激消費和促進就業的手段配合使用。在實施前面提到的各種手段的同時,對於大量吸納低收入羣體就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餐飲企業和生活服務類企業,可以考慮進一步減免税費和降低行政管理負擔,讓這些企業喘息的空間再大一些。在防控疫情的同時,組織協助勞動力流動,讓那些由於外貿訂單暴增而出現勞動力緊缺的地區可以迅速得到補充。
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應對疫情的時候都不約而同採取了給民眾發錢的方式來維持社會穩定和增加居民收入。這個撒錢的政策也是在媒體上有過多年討論,但今年卻是第一次大規模應用。現在看撒錢的成果,我們可以得出這結論:直接大面積撒錢有效果,但是效率低代價大。
撒錢以後,美國的零售數據的確開始超過2019年水平,證明政府發的錢的確刺激了總需求。但是這樣單純撒錢的效率確實不高:
美國財政刺激法案花掉了美國一年GDP的十分之一,但是發錢後零售總額比起2019年才增長了不到2%。而許多美國人在領失業保險的時候發現財政刺激後的失業保險金竟然比他們上班拿到的工資還要高。於是,復工復產時候許多人選擇不去上班,以免失去了領取失業保險金的資格。
如果國內也在考慮類似的財政補貼政策,很重要的一條應該就是這樣的財政政策要鼓勵求職就業。比如美國的勞動所得税扣抵制(Earned Income Tax Credit),針對有工作的中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要申請這個補貼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申請者必須參加工作有勞動收入,不能躺在牀上純粹吃福利。全美國1億5千萬的納税人裏面有近20%在享受這個税務補貼,對於每個低收入家庭來説,收到的補貼平均下來相當於家庭全年收入的12%。

美國的勞動所得税扣抵制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補貼力度圖
這個勞動所得税扣抵制的細節規定裏並不是都適合直接搬到國內,但是這個政策設計思路卻很值得我們借鑑,即只有那些有着勞動收入的家庭才能享受這個優惠政策。而當收入增長到一定階段,政府補貼的力度會逐漸下降,直到完全停止,這個設計思路就是希望只有那些中低收入的羣體才能從這補貼中獲益。
國外補貼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裏還有不少也是採取類似的設計方案,目的都是由政府出面為那些低收入羣體提供額外的財政支持,並在勞動者收入增長的時候逐步降低財政補貼力度。
在疫情造成的貧富差距加大的今天,不管是在設計長期發展策略還是短期經濟刺激計劃,我們需要把注意力放到中低收入羣體身上,想辦法讓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這樣才能在保障穩定的同時擴大內需促進消費。
而另一個思路則是不直接補貼居民收入,而是由國家出面補貼居民社會保障賬户,如養老金賬户和醫療保障賬户。這樣財政補貼的效果是提高居民抵禦未來風險的信心和能力,讓大家現在可以放心的多花一點錢。而且這些補貼不會一起直接進入當前經濟活動中,造成惡性通貨膨脹。
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帶來的通貨緊縮風險要遠遠大於通貨膨脹風險,現在對於養老醫療賬户的財政補貼在未來正好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老齡社會帶來的通貨緊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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