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中國加入RCEP之後，下一個會是CPTPP嗎？-王輝耀、大橘
（採訪/觀察者網·大橘財經 周遠方）
隨着時間流逝，美國大選的變數越來越小，“後特朗普時代”越來越近。
然而，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經濟復甦前途未卜，成為“特朗普主義”繼續滋長的土壤。
拜登及其政府班子能否成為一股理性務實的力量？剛剛簽署的RCEP協議能否為多邊合作、共同應對危機帶來新的機遇？
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第六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CCG主任王輝耀就這些話題接受觀察者網採訪，對話實錄如下：
CCG主任王輝耀在會上發言
記者：
王主任您好，首先請您評論一下目前美國大選的情況。
王輝耀：
目前大家都看出來，拜登基本當選，但是我之前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觀點，就是不論特朗普上台還是拜登上台，中美的關係都會得到一定的緩和。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特朗普這段時間要爭取獲得他的第2任期，講中國問題是因為選舉需要，之前所有的美國競選過程都是這樣，選舉時大談中國問題，真正上台以後就比較務實。特朗普剛上台的時候也比較務實，但是後來他的智囊團要利用民粹情緒，所以他第一任期的一些政策就迎合了這些需要。即便如此，他還是經常説習主席是他的朋友。
一直到這次疫情，他看到情況對連任有影響，才徹底停止對中國説好話，因為他必須為疫情找到替罪羊，所以就把甩鍋中國掛在嘴邊。
我的判斷是，如果他贏得大選，他仍然會繼續搞他的phase one，phase two……（第一階段、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因為他是一個商人，而且一直想贏，所以有一定緩和的可能性。
那麼拜登上台，緩和的可能性就比較大。首先他比較瞭解中國，他在2012年2月做副總統的時候，習近平曾經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訪問美國白宮，與他進行會談，他們之間有很多次會面。
另外，他想要力推一些多邊主義外交，他要講的一個議題是氣候變化，那就必須得到中國幫助。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對我説，他曾代表美國説服中國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這是民主黨始終想要推動的一個議題，拜登在競選時就説，上任第一天就要重回《巴黎協定》，還提出了一個金額高達20000億美元的新能源刺激計劃。
當年主要是他們想讓中國加入減排，現在中國不僅自己很積極地主動參與，還提出了具體目標，2030年達到碳排峯值，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所以雙方就有共同語言了。
記者：
氣候變化確實是拜登競選時強調的重大議題。
王輝耀：
是的，我最近提了兩個建議，一是要趕快舉辦全球氣候變化峯會、疫苗峯會，二是要建立一個G10的集團，在G7的基礎上加入俄羅斯、中國、印度，建立一個新的機制，在這樣一個多邊框架中，解決抗擊疫情、氣候變化和貿易等等議題。
2008年的金融危機催生成立了G20的機制，目前全球疫情危機急需舉行疫苗峯會，建立更加有效的、新的協調機制，而且生產疫苗的大型企業主要集中在G10國家，便於G10領導人溝通協調，提升效率。另外拜登十分看重氣候變化合作，G10裏面有六個碳排放最大的國家，人口也佔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G10峯會建立可以更加有效的機制來應對當前的危機，發揮世界大國的擔當和引領作用。
記者：
您認為拜登可能接受這樣的多邊框架嗎？
王輝耀：
是的，拜登已經承諾要重回巴黎氣候變化條約，要重回世界衞生組織，要改革WTO，他甚至可能重回TPP等多邊框架。 TPP，現在稱為CPTPP，是奧巴馬和拜登政府在卸任前簽署的，但是特朗普上台第1天就把它否掉了。RCEP簽署了，美國很可能要重回CPTPP，中國領導人今年也表示對中國加入CPTPP持開放積極的態度，如果中美能夠都參與加入CPTPP的談判，也將會給全球貿易機制和未來帶來新的更大的機遇。中國這幾年的情況和之前相比又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別是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一些進展，給中國加入CPTPP創造了很多很好的條件。
RECP遠程簽署現場（法新社圖）
中國原來要加入TPP的話，面臨幾個障礙，一個是知識產權問題，這段時間我們有了不少改變，出台了《外商投資法》，現在中國企業本身也非常注重保護知識產權。所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標準這方面，我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第二個障礙是環境保護，那麼我們剛才講過，中國對環境保護是非常積極的，綠水青山的理念已經大為普及，可能現在比美國都積極。
第三個障礙是數據流動，原先在這個問題上，國內防範國外公司的意識比較濃，認為數據不能在國際上流動，現在中國自己的高科技公司也已經在全世界都有業務，也有數據，國外實際上已經在限制中國公司的數據了，限制數據流動其實就是兩敗俱傷。數據就像資本、產品、人才等經濟要素一樣，也是需要流動起來。中國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會更加主動一些。經常我們在國際各大機場一下飛機，就能看到阿里雲、華為雲，百度雲等中國公司的廣告，反而很多國家都在開始限制中國公司的數據流動，打壓TikTok就是擔心數據回到中國。
所以我們原來主張數據不流動，其實是自縛手腳，在這個方面中國不開放的話，會影響我們未來在這方面的發展。中國政府最近表示願意發起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也有很多新的創新和突破。
記者：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興領域，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各國都在探索怎麼去處理它。
王輝耀：
是的，各國如何治理數據流動的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合作議題。如果數據相互之間不流動，各自為政，那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接下去第四個障礙是國企改革。對於國企，中國從來沒有説不改革，我們的十八大、十九大都談到了國企改革這個話題，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一直在做。其實越南也有許多的國企，但這也沒有妨礙它加入CPTPP。
最後一個障礙是工會問題。其實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後，許多國家覺得中國這種在政府主導下井井有條的治理機制還是很有效的，工會組織起來的模式並不一定不好。10年前，西方總是要求中國工會直選，現在他們也在反思，這種所謂自由工會體制和民主，效率不一定高，美國疫情期間也有很多鬧事。現在中國的工會形式也在改革，比如增強工人培訓工作，和政府攜手保護增加工人福利等。
記者：
所以原先中國加入CPTPP的障礙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那麼CPTPP是一個方面，最近還有一個事情是WTO主席因為美國的反對難產。
王輝耀：
是的，WTO框架運行到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協商一致原則，164個國家必須完全一致，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就不行，尤其在現在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很多事情老談不攏。那麼CPTPP只有十多個國家，倡導的是“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在CPTPP裏面談成一個框架協議，就可以為WTO的改革提供借鑑， WTO原先主要關於貨物貿易，CPTPP則是關注數字經濟、服務業、高科技、金融、保險、醫藥專利，是21世紀更高標準的自貿協定等。CPTPP現在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在申請加入，包括英國，韓國，泰國，甚至中國的台灣。
CPTPP還可能給中美之間找到一個長久妥善解決貿易爭端的平台，就像二次入世，加入一個小WTO，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機遇，這樣就不一定要打貿易戰。所以拜登上台以後，中國也有加入CPTPP的可能，這樣中美之間能夠找到一個理性協商的渠道。
記者：
您認為拜登如果上台，會比特朗普的班子更加理性一些？
王輝耀：
我覺得拜登在奧巴馬時代就經常接觸中國，熟悉中國，他挑選的幕僚都是偏建制派，不像特朗普找的納瓦羅、班農等等，都是找從來沒在政府工作過的草根民粹的代表，要麼就是像蓬佩奧這樣西點軍校出身的強硬鷹派。所以，拜登的團隊會比較多元化，也會有智庫、學者，我覺得會比較理性一點。更重要的是，他如果要走多邊主義路線的話，中國也倡導多邊主義，這樣美國其實跟中國有好幾個平台可以對話協商。人就怕見面，能見面交流，溝通就會好很多。
記者：
多邊框架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WTO和CPTPP，還有RCEP等等。
王輝耀：
是的，實際上CPTPP裏面就有東盟國家，也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和日本等，他們其實都不同程度歡迎中國加入，沒有國家要反對中國加入，他們可能是擔心特朗普政府不高興。
我最近跟美國美國亞洲協會副會長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交流，她原先就是美國TPP的首席談判代表，她跟我説過很多次，當時制定TPP框架協議的時候，中國離這個標準差距比較大，所以就沒有把中國納入進來，但原來整個TPP設計不是要遏制、防範中國的。
今天早上出席CCG論壇的夏尊恩（Tim Stratford）曾經是美國助理貿易談判代表，也對我説他們美國貿易委員會當年開會討論美國要不要加入TPP的時候，他就在現場，當年是文萊、新加坡、智利等幾個小國覺得他們去談FTA力量太小，乾脆抱團搞個圈子去跟人家談，後來才引來美國的興趣，其他國家也感興趣了。當時他們的初衷只是想制定一個高標準的自貿協議，而當時他們覺得中國還沒達到很多WTO的標準，所以中國暫時進不來，並不是説這個框架是專門設計用來針對中國的。
記者：
所以RCEP和CPTPP兩個圈子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外界曾有一些解讀説，美國重返亞太，拉起一個TPP圈子，而中國拉一個RCEP圈子，雙方較勁。
王輝耀：
至少美國官員跟我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是這麼説的。最近美國前代理貿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也採訪了我，她發表的一些文章描繪TPP的願景：如果中國作為一個最大貿易國能夠加入TPP，那麼全球貿易將會得到大的提升。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有推進的可能性。李克強總理也曾經對日本記者表態，對加入CPTPP持開放積極的態度。我們也見了很多大使，他們都對此表示支持。
相比起來， RCEP仍然是側重於傳統的貨物貿易關税，當然也是很大的進步，而CPTPP則包括了服務貿易，數據流動等等領域，標準更高。
中國與全球化論壇大使圓桌會
記者：
最新的消息是RCEP已經成功簽署，您對此有什麼評論？
王輝耀：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減少了中國加入CPTPP的一個障礙，因為原先國內有一種聲音説中國連RCEP都沒有加入，加入更高標準的CPTPP就遙遙無期。現在我們完成了RCEP的談判，就可以向更高的標準邁進。
實際上要加入CPTPP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過程，現在我們簽署的RCEP都談判了七八年，如果CPTPP能夠在拜登的任期開始之際啓動談判，在他4年任期結束的時候，中國能夠加入進去就很不錯了。
我覺得加入RCEP的象徵意義還是很大的，説明我們拿出了願意加入多邊框架的積極姿態，這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
記者：
RCEP主要側重於太平洋西岸，那麼下一步把東岸也帶進來，就是CPTPP，能這麼看嗎？
王輝耀：
是的，RCEP整合了很多東盟國家，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智利，美國等等，就是一個環太平洋的框架，但就像我前面講的，跟WTO的164個國家比起來，它的範圍還是比較小的，十幾二十個國家，談起來貿易改革比較容易。
除此之外，我覺得中歐投資協定應該儘快簽署。我們現在正在形成一個全球化2.0版的新“三國演義”，拜登上台對我們來説還是未知數，但是他一定會爭取歐盟作為同盟，歐盟也是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之一，如果我們不和歐盟搞好關係，對中國十分不利。
記者：
但是歐盟方面在自己沒有控制住疫情的情況下，現在主張中國打開邊境，對我們控制疫情的努力來説，這似乎是比較難接受的一種要求？這是不是需要靠您剛才提到的疫苗峯會來協調？
王輝耀：
如果馬上開放邊境，確實對疫情防控不太好，同時我們也應該探索怎樣在疫情環境下去跟外界交流。
在疫苗出來之後，我覺得我們是可以適當開放的，比如有限開放簽證等等。現在某些高端人才，跨國公司高管回不來，其實也影響中國經濟。我們抗擊疫情做的好，請別人來親身體驗，也是給中國加分的。
如果説中國完全關起門來，不讓人家進來，我覺得不太好。之前我們自己的同胞，華人、華僑、留學生都回不來。比如像我們的好多國際學校，基本都面臨着倒閉的危險，外教都回不來，家長都要退費，辦不下去了。還有美商會會長説他們有1萬名高管和家屬回不來，連包機都沒有，後來才增加了包機，逐漸又允許有中國工作簽證的人回來，但現在訪問簽證還沒開放。
我覺得應該探索一個既能確保控制疫情，又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最佳方案。要儘可能在科學允許的情況下，想辦法讓更多的人能夠回來。
另外就是我剛才建議的疫苗峯會，現在生產這些疫苗的廠家都集中在中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當年的金融危機催生了G20，如今為了應對疫情危機，為什麼不能召開一個G10峯會，建立一個機制呢？
我們並不一定要用對抗思維，西方拉一個G7的圈子，我們也可以提倡融合，增加中國，俄羅斯，印度加入一起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把這個多邊國際治理的新方案提出來，我估計歐盟可能贊成，其他國家也都不一定反對，美國可能反對，但如果拜登上台能想得通也未可知， why not？
再加上拜登對氣候變化問題也特別重視，這個G10峯會既能協調抗疫，又能協調碳排放。因為6個最大的碳排放國都在裏面，人口也佔到全球的50%，如果G10開一個圓桌會形成一致，對世界會有巨大影響，這反過來又能對G20、聯合國和WTO的運行機制形成借鑑。
記者：
剛才我們提到的中美歐“新三國演義”，現在RCEP中的東盟已經超過歐洲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另一方面，整個全球經濟環境，包括出口，確實還有下行的壓力。我們之前提出雙循環格局，你對此怎麼看？
王輝耀：
原先一些中國企業只生產出口產品，現在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出口了，好多企業被迫要轉移一部分注意力到國內。另外一方面，中國消費能力已經也提升，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佔到60%，我們的中等收入羣體數量不斷擴大，已經達到4億人，中國的內循環自然需要提升，我們不能永遠都去滿足國外的出口市場，因為我們現在內需的原動力就很大。中國內生原動力提升的同時，又提升了對國際產品和服務對中國的供應能力。
改革開放40多年後，我們來到這樣一個新階段。
我把“雙循環”看成一個8字的兩個大圈，而不是一個大圈和一個小圈，這兩個圈都必須快速流通才能循環起來，或者可以看作自行車的雙輪驅動，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否則不能行穩致遠。
中國的生產力大大增強，可以支撐更高水平的國內消費和國際消費；中國的消費能力也大大增強，可以消化更高水平的國內和國際生產。中國有了大規模的國際消費能力以後，反過來也可以提升國外對中國產品的消費能力，甚至提升人民幣的地位，這都是不矛盾的。否則如果只有國外單向消費中國產品，中國沒有國際消費的話，外國掙不到錢，也不會有能力可持續消費中國產品。所以如果要科學地去下定義的話，“雙循環”實際上是大8字兩個大圈的循環。
記者：
最後請您展望一下未來全球局勢新的發展方向。
王輝耀：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巨大挑戰，就是在用20世紀的治理模式應對21世紀的發展現實。
比如説在20世紀跨國公司在全球興起，規模比很多國家都大，他們在全球範圍的運營收入並沒有反哺到所在國或任何地區的人民，比如國際上有很多税務天堂集中了大量資本，美國最頂尖1%的人口差不多佔有全國近50%的財富，當前的全球化使這批人獲益，使窮者更窮，華爾街裏的富者更富，形成馬太效應。
這個最大的問題沒有解決，使中國成了替罪羊。比如中國出口一個蘋果手機賣1000美金，中國人可能只掙50美金，但中國出口貨物的標價就算在我們的FOB裏，算成了貿易順差。 但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掙那麼多。
全球經濟發展已經全球化，而治理模式仍然是本地化，這就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挑戰。沒有一個世界治理機制，未來還會有矛盾。
尤其是在別人看來，中國很另類，又能控制好疫情，又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我們現在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還好些，如果還天天強調“中國特色”，強調與眾不同，別人可能就聽不進去了，這就導致特朗普主義的持續產生，進一步加劇全球範圍內的各種民粹化傾向。
所以我們必須強調多邊主義框架，形成一個比如G10的共同治理模式，還有包括聯合國和WTO的改革，都要形成共識。當然現在要形成共識的話，比美國一家獨大的時候要難，那時候只需要它説大家聽。現在中國這麼大，大象跑進瓷器店，不説話也不行，所以必須坐下來協商，積極主動，找出方案。
我覺得經過過去4年的折騰，唯一比較好的一點是讓大家意識到，我們原來還有這麼多矛盾，甚至都可能為此打起來，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談一下，好好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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