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頌雄、陳智恆:在立法會當議員,眼見反對派從“温和”到“成魔”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陸頌雄、陳智恆】
11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國務院關於提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的議案》。
有關議案旨在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必須確保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對於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其行為不符合前述要求和條件者,一經依法認定,實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由於這個決定適用於原定在2020年9月6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所以當時身任第六屆立法會議員並尋求連任的參選人即楊嶽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繼昌四人,因曾被特區當局以相關情況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現在實時被政府褫奪議員資格,不能繼續出任第六屆立法會餘下任期的公職。

從左至右為郭榮鏗、楊嶽橋、郭家麒和梁繼昌
我們對那四位“擁獨”的反對派人士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並不感到驚訝,特別是“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每位立法會議員就職時,誓詞中所強調的。宣誓者無法履行誓詞,就是無法擔任立法會議員一職。
但大眾或許更想知道的是,他們一開始就很偏激嗎?一開始就挾洋自重嗎?他們為何會鋌而走險?
實際上,在本屆初期(2016、17年左右),香港社會和政治氣氛是比較良好的。我們雖然在日常議會工作中,與反對派的議員私下“打交道”的機會不多,議會上、電視屏幕前,大家或許也會看到很多針鋒相對的畫面,但屏幕後,大部分議員間的關係倒不會太過僵硬,偶爾有機會會飲茶打球,甚至彼此“沙雕”一下也是有的。
其中我最深刻的,是在“梁遊事件”後,即2016年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當時梁頌恆及遊蕙禎等在香港立法會宣誓時故意修改就誓詞,當中涉及“港獨”及辱華內容,事後兩人議員資格被取消。我和楊嶽橋在出席電視台一個節目的訪問後,回到立法會時還一起飲咖啡交流。當時討論中,楊嶽橋還有一些較理性的想法,而且並不認同梁、遊二人的行為。

遊蕙禎(左)和梁頌恆(右)(資料圖/港媒)
議會中有不同的意見,我們當然明白瞭解,即使是我們愛國愛港團體,因為團體之間理念不同、代表的階層利益觀點不同,在不同的政策和事務上都會有辯論。然而大家都會有節有理,以理性討論為基礎。
但之後反對派,特別是較年輕的反對派議員,行為漸趨極端化,有些相當幼稚、無事生非:例如在立法會內搶政府公務員的手機、倒插國旗區旗,或是學台灣島上政客,在議會中開展“埋身肉搏” 等不文明行為。“理性”、“尊重”在反對派陣營慢慢出現變化。
到2018年9月,我隨立法會訪問團訪問英國國會,當時楊嶽橋和梁繼昌也是成員之一。特別是當會見英國上議院代表、港英政府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時,反對派的議員就強調,英國對香港的“責任”,要求英國加強對香港民主進程的關注。
這是其中一宗他們挾洋自重的事例,亦顯示他們從不忌諱“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似乎在反對派的眼中,要求外國介入是好事,或者至少不是一件“有問題的事”。
然而這事我們絕不能認同!放眼古今四海之內,哪有一個國家沒有針對外患、叛逆罪行的法律。公然要求外國介入,甚至進一步要求外國制裁香港,這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香港的利益來説,都會造成嚴重傷害。
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反對派在社會事件上,也漸漸由“有所本”到“莫須有”,到了修例風波時更是用盡方法製造恐慌和流言。例如宣傳品荒謬到聲稱在內地打麻將可能會被引渡;而部分基督教教會中,也流傳着到內地傳教會被引渡等等各式各樣的謊言。
我們認為在所有公共事務和政策上,所有討論應該是在理性、有實證依據的基礎上。反對派在修例風波中的行為已經走上嚴重偏離的歧路。
為何反對派會走上這條歧路?我們嘗試返回到更早的時間,去看反對派與中央政府的互動問題。反對派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一直無法瞭解他們想要談判的對手——中央政府。
就我們觀察,反對派對中央政府的認知,長期停留在歐美西方世界或是國民黨所塑造的中國共產黨的刻板印象中,而未建立一套自己的認知和交往手法。結果整個反對派很容易掉入二元對峙的冷戰思維,因為這正是歐美西方世界和國民黨的認知世界。
如果有留意香港政治社會形勢變化的,不難看到反對派對中央政府的用詞上,越來越多地用上台灣常用的政治詞語。
這是反對派在“港人治港”中,多年來的失敗之處。
由於反對派這一失誤,在2014年香港政改事件中,他們帶領着支持者,一同走入死衚衕。一方面他們開始把立場和底線掛上等號,把自己可以談判的空間完全堵住;也因此對2019年全國人大對香港政改的決議完全無法回應,令他們想要的香港政制改革完全停滯。
但傳統反對派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錯誤,令香港政改停滯的本質性問題,又無法向他們的羣眾交待。面對支持他們的羣眾,只把責任推向特區和中央政府。

之後香港曾興起一波“温和民主派”、“中間派”的成立。然而,傳統反對派為了不令支持者在選舉中流失,全力打壓中間派、温和派,致力於將他們抹黑為建制派、“偽民主派”;透過所謂的“初選”活動,力求打造“正宗民主派”、“民主派唯一代表”的排他性安排。
但政改如何走下一步,成為傳統反對派政黨一直無法交出的答卷,他們的“忽悠”令部分青年更投向所謂“本土派”乃至“港獨”勢力。傳統反對派內部,少壯派也愈發傾向走偏峯。面對激進勢力和中央政府,傳統反對派政客變得兩面不討好,特別是以專業階層羣眾為對象的反對派政客就更不好做了!
我們看到這次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四位人士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他們都是來自專業階層:楊嶽橋、郭榮鏗是來自法律界的,郭家麒是醫護界出身,梁繼昌則是會計界。那很自然他們的對象都是專業階層羣眾,或是對專業階層有好感的羣眾。
但畢竟,要扮激進又不失專業人士的氣質是困難的嘛!所以就用去美國、或向美國政治領袖發信,呼籲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但這是明明白白的勾結外國政要、要求外國制裁香港,赤裸裸地出賣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有香港反對派“御用學者”在特區政府宣佈四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後,還指説他們是“温和”的。但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所言:“勾結外國、要求外國制裁香港還算温和?”
同時我們看到反對派一些政客,多年來逃避或拒絕與中央政府交流,使他們看不清楚中央政府的底線;又過度迷信西方,以為可以挾洋自重,自視過高,結果盲人瞎馬,更斷送香港僅有的優勢。
我們再試着將目光從香港拉到國際政治環境,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有相當明顯的個人特質:善於以失實謊言和恐嚇,去謀取自己的主觀利益,但同時高估自己的能力。這是不是與香港反對派的行徑有幾分相似?
隨着特朗普的選舉失利,這樣的局勢之後是否會有所改變,這是未知數;但在特朗普失利不久,中央政府通過這項議案,是否具有象徵性意義,我們拭目以待。
這次人大常委的決定,很重要的是表達了公職人員的誓言,不只是一項“儀式”,誓言需要被持續履行,而擔任公職的人員也需要令人確信會持續履行誓言。
我們寄語香港反對派“苦海無涯,回頭是岸”,望能重回正軌,重回與中央政府正常合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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