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萍、施蘭茶：印度剛登上美國的小船，就要翻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萍、施蘭茶】

目前，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已獲超過270張選舉人票，除非出現極端事件，否則成為總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不出意外的話，美國外交政策也將大概率從特朗普時期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模式，重回崇尚價值觀、多邊主義的傳統平衡外交，中美關係因此也將回到相對穩定的軌道。

在美國外交風格可能出現重大變化的背景下，美印關係將受到什麼影響？美印能否延續當下不斷趨近、深度協助的態勢？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很大程度決定中國今後一個時期所處的外部環境，尤其是西部邊境的安全，因此值得高度重視。

一、美印戰略上互有所需，但印度可能因為中美關係緩和而“退卻”

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勢下，特朗普政府推動印度成為域內反華遏華的“排頭兵”。這一戰略謀劃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識，不會因執政黨更替而改弦更張。

與此同時，印度也希望中美加劇衝突，一方面分散中國對印度施加的戰略壓力，另一方面增加印度在美國面前的戰略籌碼。因此，儘管拜登上台後可能會緩和中美關係，導致美印關係也略微“降温”，但雙方戰略趨近的大勢未來不會發生巨大轉向。

有趣的是，印度知名地緣戰略學家布拉馬·切拉尼得知拜登勝選以後，憂心忡忡地指出，“特朗普對華超強硬政策吸引印度趨近，而拜登對華緩和則可能驅離印度”。切拉尼的文章表明，那些希望躲在美國超強硬對華政策身後反華的精英可能對拜登大失所望，因為最令他們焦慮的局面莫過於中美關係緩和走向共治。從這個角度上看，印度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美國對華態度，拜登時期印度在對華示強時可能會更加謹慎。

二、美印軍事防務聯繫不斷密切，勾連進一步大幅度加深

特朗普時期，美印防務關係空前密切，印太戰略、多輪“2+2”會談、簽署《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協議》（BECA）、美日印澳四國共同參與“馬拉巴爾2020”海上演習都是這一關係的具體體現。

拜登時期，美印將延續防務密切合作的勢頭。美國方面，龐大軍費近年來已制約基礎設施和研發投入，因而繼續開發諸如印度這樣的“潛力型市場”顯得更為重要。

希拉里·克林頓10月刊文，主張將軍事納入外交、盟友整體考量，並通過軍售等途徑讓盟友夥伴分擔更多軍費負擔，而這一主張很可能通過傑克·蘇利文、庫爾特·坎貝爾等拜登留用的希拉里“嫡系”人物，正式成為拜登政府的國防思路和政策。結合此前國防部推出的“軍售現代化”倡議，印度必被視為美國最大、最具潛力的軍火銷售市場。而印度方面，在中印邊界矛盾上升的背景下，則更期待獲得美先進的軍事裝備及其配套生產能力，改善其對俄羅斯的單一軍事依賴，進一步提升軍事實力。

據《印度斯坦時報》今年6月21日報道，印度邊防部隊當天在海拔18000英尺（約5486米）的喜馬拉雅山區，冒着零下低温做瑜伽（圖源：搜狐網）

三、美印經貿關係迴歸傳統，對華喜憂參半

儘管美印在特朗普任內防務合作趨近，但由於雙方分別奉行“美國優先”和“自主印度”政策，均顯露保護主義趨勢，原本隱含的經貿矛盾日益公開化。在過去兩年間，美國取消了印度普惠制待遇，雙方還互增關税，貿易談判也停滯不前。這一情形可能在拜登治下被得到緩和。

由於民主黨經濟主張偏向傳統持中路線，儘管在市場開放、貿易准入、數據本地化等核心議題上美國仍將對印度持續施壓，但其施政風格將從赤裸威脅轉為循循善誘。拜登政府亦可能為獲取貿易總量的增長而縱容一定規模的美印貿易逆差，這將成為印度疫情下經濟恢復的利好因素。

美印經貿互動可能對中國產生着正負雙向交織的影響。在利好的方面，拜登貿易政策的風格轉變使中美經貿對抗態勢趨於緩和，印度也就失去了特朗普時期強硬對華政策的掩護，很難繼續奉行印版反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也將失去響應美國“清潔網絡”、“對華脱鈎”倡議而納“投名狀”的機會。

而不利的是，美印在科技、數字、產業鏈等領域的合作可能對中國產生壓力。

印度去年獲得包括谷歌、臉書等美國互聯網巨頭的大額投資。印國內強勢財團和美國科技精英已事實上結成了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聯盟。在這種情況下，此前長期阻擾美印的數字税爭論在拜登時期有望扭轉，促進兩國在數字科技領域深度合作，可能使中資企業被永久排擠出印度這一全球最具潛力的互聯網市場。此外，由日、印、澳三國參與的旨在謀求國際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彈性供應鏈”（SCRI）計劃，未來可能獲得拜登政府的重點支持。

四、美印在南亞合謀攻關，對域內中小國家加強施壓

印度始終擁有強烈的大國情結，始終自視為南亞霸主，並長期把整個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看作“後院”。然而，在“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的背景下，印度日益感到靠一己之力日益難以抵擋中國影響力擴散。因此，莫迪政府區域政策風格大變。美印防務合作、“四國聯盟”的強化都表明，莫迪政府不惜讓渡部分區域霸權，開放“南亞後院”，為美國介入提供助力和便利。

未來，美印可能合力“攻關”斯里蘭卡、孟加拉國、馬爾代夫等域內“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夥伴國，吸納其加入“藍點網絡”、“經濟繁榮網絡”等美國主導的地區倡議。通過增加軍事扶植、強化軟實力灌輸、抹黑中方合作項目，美印可能挑起南亞小國反華疑華情緒，希望使中國 “一帶一路”建設中投入海量資源淪為“沉沒成本”。

五、價值觀上“燈塔”迴歸，美印或生嫌隙

儘管印度標榜民主國家，且歷來強調美印“最大民主國家”和“最強大民主國家”間的特殊關係，但莫迪政府濃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傾向及其強硬的宗教政策，卻嚴重違背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特朗普精算利益，長期忽視價值觀引領的“燈塔效應”，而美國國內的民粹浪潮甚至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交相呼應、共振加強。因此，莫迪政府爭議巨大的國內政策一直都沒有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抨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特朗普默許。

然而，拜登高度重視恢復美國意識形態領導力，希望重新把“普世價值”的大旗豎起來。拜登和候任副總統哈里斯都曾在競選網站上批評莫迪政府推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廢除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憲法相關條款、限制新聞記者報道自由，甚至還公開指責印方的一些政策背離了印度立國原則，並呼籲印政府恢復克區人民權利。考慮到泰米爾地區對印度教民主主義運動的警惕，具有泰米爾血統的哈里斯在人權和價值觀問題上不僅難以彌合矛盾，反而更可能以價值觀衞道士的面目出現，增加美印交往摩擦力。

綜上所述，拜登時期，美印關係仍將大概率在軍事協同、經貿往來方面保持深化合作的態勢；區域層面將合力反華，繼續視中國為“秩序挑戰者”及“區域威脅”； 但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可能成為兩國關係的隱患。在此背景下，中國既要把握住經貿環境轉暖的有利機遇，又應高度防範美印在區域、產業等層面可能作出的遏華舉動，通過優化精準施策、提升國家戰略能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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