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警惕“歷史熱”背後的史學民粹化傾向

【文/葛劍雄】

對於現在大家討論較多的公共史學（有的稱其為公眾史學），如果將其解釋為歷史科學、歷史學科怎樣面向公眾、引領公眾、為公眾服務，以及怎樣加強歷史學的應用功能，在這一點上，我是贊成的，而且我認為也是很必要的。

但是，這種“公共史學”對傳統史學、對史學界產生了什麼衝擊？我感到，“公共史學”或者説“公眾史學”，已經被有些人和媒體誤解了。

對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公共史學”概念，國內學術界有一定分歧，有人主張就用“公共史學”，有人認為是有區別的，要翻譯成“公眾史學”，其實這主要是翻譯問題，本質沒什麼區別。最早是美國學者提出了這個概念，目的是要解決他們的一個問題：當時他們培養了很多歷史專業的研究生，但學校裏沒有足夠的專業崗位，沒有教職可以安排，所以就要引導這些研究生面向社會，去做一些應用性的工作，走出象牙塔、走下講台，利用已經掌握的歷史學的研究能力，已經掌握的那些歷史知識、方法，去服務社會、增強應用性。最早的“公共史學”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開發出了公共史學的課程，形成這樣一個系列。

而在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的歷史專業，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生，哪怕是在現在這樣大量招生的情況下，培養目標都是很清楚的，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是作為未來的應用型人才來培養的。對研究生而言，只有一部分從事研究、在高校教學，研究生教育並不是專門培養研究型人才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所以對中國來講，“公共史學”一直是我們史學教育的一個方向，並非是美國提出“公共史學”的概念後才這樣做的。而美國卻是在遇到困境後，才作為應對的辦法而不自覺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公共史學”/“公眾史學”造成了歷史學界研究方法的改變，其實這是誤解。中國的歷史研究方法，如果早一點的話，從司馬遷的時代開始，一向重視文獻以外的資料，重視口碑資料；一向重視到社會實際中去調查、去總結，這個傳統是一直存在的。對於歷史學的應用功能，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歷來都十分重視。正史、官方史書自不必説，地方史、地方誌修撰從未斷絕。個人修家譜、傳記、鄉土史志等，都已形成傳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史學者深入實際、深入基層編寫各類史書，收集了大量史料，記錄了大量口述歷史，編寫了各種專門史、鄉史、村史、廠史、校史、家史。這些都發生於“公共史學”在美國出現之前。像歷史地理學，一向重視實地調查，講究經世致用，與公共史學毫無關係，近年來的發展與公共史學也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我們不應該否定公共史學的積極意義，至少它將歷史學的公共性提升到了理論高度，並且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和相關的教材。對國內外這一方面的努力，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但現在的社會上，包括一些媒體，甚至在史學界內部，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把公共史學擴大化，將其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與歷史學的民粹化現象混淆起來了。所以我們必須明確，是公眾引領史學，還是史學引領公眾？

有人指責説：歷史學界關在象牙塔裏解決不了的問題，現在公眾給解決了。曾經有媒體問我，公共史學對你們有什麼衝擊，你們準備如何應對公共史學的衝擊。我回答説沒感到任何衝擊，至少對我們歷史地理學沒有。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一個例子證明有歷史學家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是靠公眾解決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媒體的自娛自樂或是網絡上的炒作。正像自然科學界一直都有一批所謂的“民科”，不時提出一些驚人的觀點或成果，然後強調我們廣大羣眾比你們科學家還厲害。歷史學方面也是如此。

比如，有人説經過多年研究找到了明朝建文帝的下落。還有一段時間有人討論一些歷史人物，實際上都是依靠民間提供的那些“史料”，或者是出於狹隘的地方利益製造的“證據”，卻聲稱解決了千古難題，推翻了史學界的權威結論。媒體上不時見到這樣的報道，將根本不懂歷史為何物的人吹捧為民間歷史學家或某方面的專家。有人聲稱自己有新的發現，收集了很多專家不知道的史料，而他所謂的“史料”出處，包括《辭海》、某某報紙、新修的某縣誌等。《辭海》是工具書，不能算史料出處，他連這一點都不清楚。

可見，現在的確出現了一種史學民粹化的現象或傾向。其實這並非中國所特有，外國包括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也有這種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一傾向首先表現為，一些人認為真正能夠研究歷史、能夠解決大問題的，不是歷史學專家，不是象牙塔裏的學者，而是民間的非專業人士。他們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間”這一説法。

其實，“高手在民間”的意思，是民間也有高手，而非只有民間才有高手。要是高手都在民間，還要專家幹什麼？如果民間真有水平高於專家的高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肯定會被及時轉化為專業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間或保持業餘狀態，那麼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專業標準，而不會存在另外的“民間標準”。何況這畢竟是個別現象。

史學民粹化的傾向，還表現為隨意泛化歷史，將所有涉及過去的內容都當成歷史，自以為了解過去就有資格談歷史，甚至評論、研究歷史。如一位著名作家曾經用《水滸傳》中的內容批判宋朝的腐敗，一位非專業人士以自己的採訪和“考察”為基礎重構秦朝歷史等。

這種傾向的危險性，不僅體現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實際上它最終指向的問題是：歷史學和歷史研究靠誰引領？是靠“民間高手”，靠所謂“公眾”，還是靠歷史學界？

從政治上講，中國的傳統，就是主流的歷史都由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引領，由正統政治來解釋。而從學術上講，當然應該由歷史學界的專業人士，經過專業訓練，通過符合學術規範的研究，來得出結論並進行普及傳播。

我一直認為，歷史是後人對已經發生過的事、對已經存在的人，對過去有意識的、有選擇性的記錄和研究。根據什麼意識、由誰來選擇呢？應該是在歷史價值觀的引領下由歷史學家來記錄和研究，而從來不是由什麼“公共史學”來引領，我們專業歷史工作者不能輕易放棄自己的責任。

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麼公眾對史學的衝擊。所謂“衝擊”的表面現象，無非是媒體或網絡製造出來的“熱點”或某些人的自娛自樂、自我炒作，而史學界對此其實波瀾不驚甚至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史學界也不怕衝擊，因為真正的歷史記錄和研究成果是經得起衝擊的。

因此，我們要正確地認識、分析當前所謂的“歷史熱”，不要在“歷史熱”面前自作多情、盲目樂觀。當前的“歷史熱”很複雜，一方面的確反映出公眾對歷史很感興趣，但大多數人感興趣的並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貼着歷史標籤的故事、小説、段子、戲説，或者是某某人在媒體上的表演。甚至連報考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也不知道自己要學的是什麼。有家長反映孩子喜歡歷史，報考歷史系的理由卻是“金庸的書他全看過”。

其中，一部分人感興趣的只是歷史知識，或者是獵奇。對此，我們應該因勢利導，肯定他們對歷史的興趣，但下一步應該是積極引導。也許引導的結果是，有人發現你們所講的原來不是我喜歡的歷史，感興趣的人減少了，熱度消退了，其實這是好事。當初中央電視台開設《百家講壇》欄目，早期我曾經幫他們籌劃，也邀請我去主講。他們根據市場調查對我説：“你不管怎麼講，你要明白，你面對的這些聽眾、觀眾，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所以我後來很奇怪，有人在《百家講壇》一講，就變成著名學者，難道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肯定你，你就非但成了學者而且是著名的了嗎？在所謂“歷史熱”的情況下面，到底是要維持表面的“熱”，維持自己那些粉絲或者吸引更多人來聽你的課、買你的書？還是要堅持歷史學本身的科學性、歷史學本身的學術意義、歷史學本身的價值觀，從而對大眾進行引領？

還有很多人的“熱”，是要求歷史學家把歷史演繹成故事，甚至要變成遊戲，然後一併稱之為歷史。以前一些家長、教師批評電子遊戲《王者榮耀》，説裏面把荊軻變成女性，把華佗改為下毒師。這樣的批評本來很正常，但有一句話卻使我吃驚——“要是這樣的話，今後我們的孩子還怎麼學歷史？”難道學歷史只能通過遊戲嗎？難道玩遊戲的目的就是學歷史？這些家長和教師自己是怎麼學習歷史的呢？所以我在一篇評論文章最後寫了一句話：“一個民族不重視歷史是可悲的，但一個民族只能通過玩遊戲來學歷史，那不是更可悲嗎？”

電子遊戲《王者榮耀》中的角色荊軻 圖源《王者榮耀》遊戲

還有一部分“熱”，是利用歷史為商業利益服務，甚至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務。比如現在網絡上好多內容都打着講歷史的旗號，有的根本就是胡編亂造；有些表面看是很愉快或聳人聽聞的內容，實際上是違揹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違揹我們的外交政策、違揹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的。所以我們要對此警惕，有些人利用歷史熱，打着歷史的旗號，其實表現出的是史學民粹化的傾向，是要把歷史的解釋權、歷史學的教育職能，從我們專業學者、專業機構這邊爭奪過去，讓它變成一種純粹的商業利益，或者達到他們本身的政治目的。就像現在的美國，難道真的是公眾在傳播歷史？其實完全是由政治勢力操縱的，完全是為解釋歷史價值觀的這批人所操控的。

比如現在有人講，華盛頓本人家裏也有很多黑奴，美國的開國領袖都有不光彩的另一面。這些難道是今天才知道的嗎？這在美國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為什麼以前不提，今天卻成了政治口號，甚至要付諸激烈行動呢？顯然這不是公眾自然自發的結果，更不是什麼公眾史學的成果。

所以，在任何社會，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對歷史的解釋權，對歷史本身的研究，絕對不能因為存在像現在這樣一種表面的“歷史熱”，就覺得應該讓公眾主導。公眾可以參與進來，但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歷史熱”而去迎合公眾，而是應該由我們專業史學工作者做引領工作。而從政治上講，對歷史的解釋、應用，完全應該服從當前的政治。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把公眾史學放在一個恰當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專業的歷史研究機構、專業的人員，不能放棄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