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橘財經：大學、戰爭和民主，美國科技騰飛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天使投資虧錢，政府最高承擔40%；賺了錢，政府一分不要”。最近，深圳市拿出100億給風投兜底，重新定義了中國政府的經濟角色。
當中國人終於站到了頂級科技強國的門檻邊上，對風投的重視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説到風投對高科技產業的促進作用，就一定繞不開美國和硅谷。正如中信出版社的新書《風投》開篇所言，“風投基本上是美國的發明”。
作為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創新的中心，硅谷究竟做對了什麼，對中國有哪些借鑑意義？政府在風投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下面這段書摘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啓發。
作者指出，在硅谷和更廣泛的風投行業的歷史上，政府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儘管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一方面，美國政府用大量的軍工訂單刺激着前沿科技的進步，另一方面，硅谷引以為傲的創業環境、勞動者待遇和移民政策，也離不開政府和法律的保障。
同時，作者提醒道，硅谷絕不是其它國家必須永遠尊崇的樣板，中國政府不需要複製美國模式也在取得巨大成功。
（本書作者為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湯姆·尼古拉斯，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翻譯，摘編時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添加）
在 1977 年關於修改養老基金投資規則的國會證詞中，戴維·摩根泰勒對風投行業及其發展發表了深刻的洞見，他提出風投的發展應該被置於更廣闊的經濟背景下考慮。他認為，投資機會往往“出現在大學和研究中心周圍”，因此，“當我們的國家未能跟進研發活動，特別是未能獲得聯邦資金支持時，風投家總會感到擔憂”。
與摩根泰勒的講話一脈相承的是，任何對美國風投行業歷史的記錄，如果不強調硅谷和美國政府在其崛起中所發揮的強大而廣泛的作用，都將是不完整的。目前，硅谷擁有美國絕大多數的風投基金，同時是大多數風投行業龍頭的所在地。然而，一個半世紀以前，我們現在所知的硅谷地區還是一片橘林、野花和農田，距離仙童半導體公關人員唐·霍夫勒在1971 年《電子新聞》發表的系列文章中稱之為“硅谷”的地方還差得很遠。
現在俗稱的“硅谷”是指舊金山海灣一片橫跨五大郡縣的區域，其成功的種子在 19 世紀末就已種下。其與風投相關的擴張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三個主要因素的交匯：大學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政府軍費開支對高科技的推動，還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氣候。強大的創新集羣的形成創造了對風險資本的需求，以資助尚未成功的人、技術和產品。
“硅谷之父”
為了説明大學對於硅谷的重要作用，我們有必要把時間往回推，詳述一下“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學前副校長弗雷德裏克·特曼的貢獻。
“硅谷之父”弗雷德裏克·特曼
弗雷德裏克·特曼於1922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利用 3 年時間從 MIT 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後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14 年後出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在這些崗位上，他通過將科學與工程相結合，把學術界和當地公司聯繫在一起，制定了實現學術和實踐雙豐收的戰略。特曼經常被認為是硅谷演變過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學的行動並非沒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勵企業家參觀校園，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學當時拮据的財務狀況。但至關重要的是，他將資金籌集的需求與有效的大學戰略相結合。
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學應該擁有授予其研究人員的任何專利獲得了大學董事會的同意。這非常重要，因為特曼堅信可以通過提供和分享空間實現大學與工業界的聯繫。
那一年，拉塞爾·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實驗室，在那裏他們開始了聯合工作，工作成果後來成為雷達技術的基礎。一起工作的還有他們的學術夥伴威廉·漢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學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親密同事，後者於 1952 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斯坦福大學提供空間和實驗室用品並獲得專利許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調管真空管專利，該專利用來產生用於機載雷達探測技術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學孵化了 20 世紀舉足輕重的創新，並由此獲得了大約 200萬美元（約合今天的 1 800 萬美元）的特許權使用費。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作為強調拉近學術界和私營企業之間物理距離的延續，特曼將大學一部分未開發的土地指定為斯坦福工業園區，主要出租給電子和高科技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裏開設了瓦里安合夥人事務所，是第一批入駐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資者之一）緊隨其後。
截至 1961 年，超過 25 家公司入駐這片佔地 650 英畝的園區，僱用了 1.1 萬人，最終甚至東海岸的成熟企業，包括通用電氣、伊士曼柯達、洛克希德和施樂，都在那裏開設了分公司。（在施樂公司的案例中，這裏就是被稱為 PARC 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
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特曼於 1954 年啓動了榮譽合作計劃，該計劃允許當地電子公司的工程師直接選修一些研究生課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學輸送了超過 400 名員工。
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門洛帕克進一步擴展了斯坦福與工業企業共享空間的願景。斯坦福研究所於 1946 年在此成立，網羅了大量以“可能與大學的傳統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實用科學”和“協助西海岸企業”的教師。
在後特曼時代，大學領導人們繼續發展了這種斯坦福大學和工業界相聯繫的強大而寶貴的傳統。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説服了肖克利半導體的工程師開設一個新的集成電路實驗室，並幫助學校將新技術融入技術課程。幾年後，斯坦福大學擴大了“斯坦福工業附屬計劃”，該計劃允許公司只交納少量費用，就可以使用學術實驗室、接觸學生和教師、參加研究會議，以及進行特殊招聘活動。
對於這項聯合附屬計劃中湧現的新發明，大學於 1969 年建立了許可辦公室，幫助新產品商業化。即便是規模最小的科技公司也能夠在討論和改進技術想法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從 1975 年開始，斯坦福大學開始在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中心舉辦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該俱樂部是初出茅廬的發明家和企業家的聚集場所，成員包括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芬·沃茲尼亞克，他們想要展示他們最新的技術發明並分享他們的想法。
風投家強調了這種日益增長的區域優勢的重要性，因為“儘管MIT 和哈佛大學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波士頓在科技創業中心的競爭中已經輸給了硅谷的半導體專家們”。回首這種地理轉變的原因和後果，著名風投家阿瑟·洛克提出過一個理論：“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學家都在斯坦福大學周圍成長起來了。在我看來，雖然存在些特例，但這主要歸功於弗雷德裏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他鼓勵學生，特別是博士和博士後學生，組建公司並繼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當時，這在任何其他學校都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顯然沒有發生在 MIT、哈佛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或任何一個優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創辦公司就會被解僱。”
戰爭，戰爭
雖然大學的積極影響幫助硅谷成為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中心，但對其專業產品需求的一個巨大而意外的衝擊，使得其進一步的擴張和創新成為可能。由於美國軍隊在二戰和朝鮮戰爭期間的推動，該地區的電子公司名揚全美，強化了早期的優勢。
一戰期間，聯邦電訊公司就為美國海軍創造了浦耳生電弧長波無線電，這種產品迅速成為“一戰期間海軍的寵兒”。聯邦電訊的分拆機構美格福斯為美國海軍戰列艦製造了公共廣播系統，還為飛艇生產了抗噪麥克風。
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聯邦政府參與規模急劇增加，加州獲得了 164 億美元的戰時供應合同，以及超過 25 億美元的針對軍事和工業設施的投資。在這次被《舊金山紀事報》稱為“第二次淘金熱”的過程中，加州在總支出方面僅落後於紐約和密歇根。
加州由於各種原因獲得了大量資金，其中包括在與戰時需求相關的技術領域的擅長。軍事採購的微波管是灣區的技術專長之一，採購量從 1940 年的幾百萬美元飆升至 1959 年的 1.13 億美元。軍事採購的急劇增加使得加州的優質軍事合同份額從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軍事合同總支出方面一躍超過之前排名第一的紐約。1955—1959 年，武裝部隊對晶體管的採購從 180 萬美元增加到 9900 萬美元，國防部很快成為這類產品的最大消費者。
事實上，直到 1967 年，美國軍隊消費了灣區公司生產的所有集成電路的一半以上。鑑於軍方是早期採用者，它對簽約公司施加了嚴格的技術標準，還通過資助學習曲線使生產成本下降到合理區間。軍事需求是消費市場擴張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電路的單價從31.60 美元下降到 2.33 美元。
儘管有軍事承包的保障，但灣區公司仍然為提高生產力而共同努力。1942 年，聯邦電訊的工程師設計了一種新型真空管生產技術，
將產量從 35% 提高到 95% 以上。這使得公司的產量得以擴大，收入從每月 4.7 萬美元增長到每月超過 60 萬美元。1941—1944 年，惠普重組了其電子測量設備和接收器產品線，將產值從 3.7 萬美元增加到 100 萬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時僱員從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瓦里安合夥人事務所在 1949—1959 年將速調管的銷量提高了 125 倍，而員工規模只增加了 4 倍。這使得瓦里安成為美國最大的微波管製造商，超越了通用電氣、雷神和美國無線電公司。
聯邦資金的增加伴隨着人力資本的湧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個加州淨流入了 198.7 萬人。隨着企業擴大規模以滿足軍事生產需求，到 1960 年，高科技領域的就業人數增加到 58000 多人。僅在聖馬特奧和聖克拉拉這兩個縣，電子元件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從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萬人。這使得聖何塞成為美國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區。30 隨着一批最優秀的創新者來到灣區工作，他們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湧入。例如，諾貝爾獎得主威廉·肖克利從小在帕洛阿爾託長大，他曾在紐約和新澤西州的貝爾電話實驗室工作，曾是晶體管發明團隊的一員，之後他回到灣區照顧自己的母親。1955 年（也就是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目的是將新技術商業化。
硅谷“摩西”肖克利和他的半導體實驗室
當軍事承包開始縮減時，灣區企業活動的持久力開始彰顯。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減少了在高科技設備上的軍費開支。例如，美國國防部購買的微波管總價從 1962 年的1.46 億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1.15 億美元。利潤豐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產費用以及保證固定費用的合同）曾幫助建立了當地製造業的基礎，但這類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佔比在 1960—1965 年從 35% 降至 15%。作為該地區創新能力的證明，現有公司通過改變其產品線迅速適應新的現實。艾特爾麥卡洛公司於 1934 年從定製無線電設備製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來，開發了一套電網管生產線，旨在改進調頻收音機。
利頓工程實驗室於 1932 年由查爾斯·利頓（他擁有兩個斯坦福大學工程學位：1924 年取得機械工程學位，1925 年取得電氣工程學位）成立，實驗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門用以生產微波爐。瓦里安合夥人事務所開始生產科學和醫療儀器，以至於該公司在短短8 年內對軍方的銷售額佔比從 90% 下降到 40%。
灣區的這種公司內部資源重置代表了一種其他地方缺少的適應性水平。波士頓的 128 號公路是數字設備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卻無法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調整。現有企業轉移產品線的速度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東海岸最依賴軍方的公司之一，到 20世紀 60 年代後期仍然將其產量的 55% 以上出售給軍方。1960 年以後的創業浪潮也沒有像在灣區那樣橫掃 128 號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導體公司，而馬薩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業。
加之現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 128 號公路的高科技行業失去了超過 3 萬個工作機會。到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128 號公路的技術衰退異常嚴重，以至於就業和產出開始向西移動。風險資本被吸引到高科技機會最多的地區也就不是偶然了。
民主和福利
如果大學和軍事投資是創業機會激增的有形貢獻者，那麼硅谷文化的影響就更加無形。文化很難界定，但它表現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類型的人，這些人認同，而且也幫助建立了與東海岸不同的商業風氣。
安娜李·薩克瑟尼安認為，“該地區的文化鼓勵風險並接受失敗”，並且“沒有任何年齡、地位或社會階層的界限可以阻止人們有一個新的開始”。
實用型大學，連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陽光和温和的氣候吸引着對技術感興趣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對寒冷的冬天和東海岸更有條理的秩序不感興趣。
在向國會提供的關於如何培養“美國創業和創新氛圍”的證詞中，英特爾公司的羅伯特·諾伊斯強調了硅谷的地理優勢。“是什麼吸引我們來到這個地方？”他問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氣候之一。這裏有好的天氣和至少在當時沒有被破壞的地形。”英特爾的員工可以在其位於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園裏採摘梨子。
硅谷還吸引了那些想要在技術知識前沿工作，卻偏好更靈活、層級更少的組織的人。一些最早的例子包括 20 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短波無線電愛好者在新生的灣區電子產業中建立了一種友好、協作和開放的文化。類似聖克拉拉縣無線電俱樂部的組織在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成立，它們不關注傳統的階級或教育方面的差異。新的技術發現會在舊金山電台等新聞媒體中公開發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聯合創始人拉爾夫·海因茨回憶説，在電子行業“我們互相學習”。剛剛嶄露頭角的企業家可以在一塊新的文化畫布上寫下自己的規則，而不被東海岸幾十年的傳統所束縛。
文化開放可以成為創造力和創新的強大動力。在灣區，它有助於培養可能與移民一起到來的技術進步。矛盾的是，鑑於上文強調的灣區企業的發展與軍事技術的聯繫，移民發明者在私營部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正是由於可供他們選擇的與國防相關的就業機會有限。
諾伊斯在國會證詞中稱，1985年英特爾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碩士都在國外出生。諾伊斯甚至打趣道，這些人往往“比我們這裏的學生準備得更充分”。他接着列出了移民取得的一系列高科技研發成果。“我只想説，第一個微處理器是由一位名叫費德里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師完成的，他之後組建的齊洛格公司成為該領域的主要公司之一，”他説道，“英特爾的第一個可擦除可編程只讀存儲器，同時也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之一，是由在英特爾工作的以色列人開發的。一位日本工程師設計了 8080 微處理器。以色列人阿里耶·芬戈爾德創立了黛西系統，一家主要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工程公司。來自韓國的菲利普·黃創辦了圖文，硅谷最成功的終端和微處理器/微型計算機公司之一。來自印度的西江·萊·坦登創辦了坦登電腦。”
這裏商業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瓦里安兄弟就選擇“瓦里安合夥人事務所”這個名稱來強調他們的組織將是一個“平等的協會”，而不是一個由僱主和僱員構成的公司。瓦里安合夥人事務所沒有詳細的報表，每個工程師都是部分所有者。員工投票選舉進入管理諮詢委員會的同事，幫助高級工程師設計公司政策。
同樣，惠普維持了一種非傳統的、分散的組織結構，因為相信這種架構能夠鼓勵團隊合作、開放和創造力。包括兩位創始人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經常與新工程師合作。管理者被倡導要“四處走動”並且讓員工能夠接觸到。他們培養了與員工的非正式、非計劃的對話，也鼓勵員工追求自己的想法。隨着這種做法的推廣，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出現了。湯姆·沃爾夫於 1983 年 12 月為 Esquire 雜誌撰寫的關於硅谷的知名文章中稱：“這些新公司的氛圍非常民主，讓來自東部的商人感到震驚。”
灣區科技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貨幣附加福利的公司之一，這些福利在設計之時也最能體現雄心勃勃。1939 年，艾馬克公司為其工人建立了一個現場的醫療部門和一個有補助的自助餐廳。利頓工業公司（成立於 1947 年）於 1949 年更進一步，購買了位於西拉亞山區的傑克遜湖周圍的大片土地，作為員工的度假勝地。
利潤分享和員工持股計劃越發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當微波管主要製造商電動力學公司在 1953 年收購利頓時，它為每個利頓管理層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權，作為留在合併後的實體並參與其經營的激勵。而在當時，基於期權的薪酬並不常見。
因為建立了保證員工忠誠度的能力，這種管理實踐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希望離開公司創業的員工並沒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監管環境創造了一個真正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
回溯 1872 年加州民法典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規定，國家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權利，並否認公司有權執行它們可能設定的任何限制性就業合同——例如禁止僱員在離職後的一段時間參與和原僱主競爭的競業禁止協議。雖然這種規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國的法律傳統而意外產生，但它具有長期的效應。
加州商業和職業法典第 16600 條規定：“任何限制參與合法的職業、貿易或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的合同均屬無效。”這和許多允許公司實施限制性勞動力市場規定的州都有所不同。經驗證據表明，加州等州不對員工流動設限的做法促進了創新創業。顯然，許多硅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沒有與原僱主的競業禁止協議嚴重阻礙新企業創立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氣候、高技術移民羣體，以及蓬勃發展的風投部門等因素結合起來，形成了硅谷不可磨滅的優勢。新英格蘭不具有所有這些因素，克里夫蘭、匹茲堡或底特律也沒有。
同時，美國歷史上區域發展的轉移表明了這種優勢的短暫性。第一章追溯了美國捕鯨業的興起，但是從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捕鯨業經歷了持續的下滑。同樣，曾經是工業化的重要推動力的新英格蘭棉花工業在 20 世紀 20 年代後逐漸衰落。克里夫蘭和匹茲堡都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創新熱點，之後也失去了其創業優勢。隨着區域優勢向西轉移，硅谷成為高科技中心之前，底特律在汽車製造領域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鑑於這些先例，硅谷在風投方面的優勢早該崩潰了。在全球範圍內，它面臨着來自北京和其他快速發展的技術中心的威脅，在這些中心，政府和投資者不太熱衷於複製美國模式。事實上，全世界許多政府發起的仿照硅谷風投集羣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恰恰是因為它們試圖在短時間內複製美國特定的環境。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的新路徑表明，硅谷可能並不總像如今那樣吸引着資本、人員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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