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鳴江：美國國父們面對的領導力難題，中國是怎麼解決的？
【本文作者拋磚引玉提出“文明發展論”，試圖從價值觀、國家治理、生產力和民族文化這四個視角出發，並以“意識形態”、“財富創造”、“民族國家”和“賢明體制”作為不同國家文明共同的發展基礎重構“意識形態”、“財富創造”、“民族國家”和“賢明體制”，作為比較各國文明發展的共同基礎。
此為下篇，討論和分析社會的“領導力量”對上述發展基礎的積極作用及其自我約束。】
二、領導力量
漢語中的文明，最早出自《易經》乾卦，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此卦的意思是説，真龍出現在哪塊土地上，哪裏的天下就將出現文明和平的盛世。換而言之，只要世間出現英明的領導或者是有涵養品德得道者，就可以領導天下教化萬民，達到文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説，一個地方要實現文明的狀態，按中國古人理解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好的領導力量。
美國作家和傳播學大神級人物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曾經指出：“對於同居於一國或一地的人來説，最大的必需品莫過於被統治，如有可能便實行自治，如蒙天賜，便受廉明政府統轄；但無論如何，非被統治不可。”
他這個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悲觀論點在被亨廷頓理解後，形成了如何制度化建立政治秩序的要求。在亨廷頓看來，這裏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政治秩序；因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
其實，不管是“統治被統治”，還是“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其核心都是如何制度化地架構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這也與《易經》所示的文明含義暗合。現代社會中，不管是採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和治理方式，只要有好的領導力量，國家和社會就能有效運轉、政通人和、和諧穩定。
所以，我們可以説，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領導力量是判斷這個國家和社會是否能夠快速發展的關鍵。如果説我們把“意識形態”、 “財富創造”、 “民族國家”和“賢明體制”作為一個國家文明的發展基礎的話，那麼領導力量的強弱，則可能最終決定文明發展的高度。
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美國憲法之父之一的詹姆斯·麥迪遜曾説，“在設計一個由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於：首先你必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統治者，然後還要迫使政府控制其本身。”
如果我們套用一下這個觀點，從領導力量的角度來分析，那麼這裏第一層的意思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即一個國家的領導力量必須要首先有能力建立起良好的社會秩序，並領導國家的前進；第二層的意思則是要通過法治社會的建設，讓這股領導力量也要有能力約束自己，從而確保被領導者的自由和權利。顯然，這兩層意思互為犄角，缺一不可。
就一個國家領導力量的制度設計而言，中國的一黨制和美國的兩黨制可以説是各具特點，而且與多數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採用的議會制相比，可以説都是例外。具體來説，中國和美國其實完全都可以主張自己的制度例外論（Exceptionalism）：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在於其領導力非常強；美國兩黨制的特點在於其自控力特別強。
（一）建立秩序的領導力量——民主政治
如果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和美國的兩黨制相比，中國政黨制度的主要特點在於中國製度的領導力量非常強。具體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第一，中國製度之所以有非常強的領導力，基礎在於其執政黨有全面代表性，這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是不一樣的。
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國家中，由於強調個體自由、個體價值高於整體的傳統價值觀，一個政黨通常只能代表部分民眾，而無法代表全民的整體利益。譬如美國的共和黨屬於右派，主要代表中上層、實業界、保守勢力和軍人等羣體；美國民主黨則立場偏左，主要代表中下層、金融服務界、工會和知識分子等羣體。
由於任何一個政策和規定都會有支持者和反對者，競爭性的選舉制度也迫使每個政黨必需在每個國家治理和領導的具體政策選擇上有所取捨，以迎合各自代表的選民。所以，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國家體制本身就會產生和強化政黨之間的對立和持有不同立場選民之間的對立。
因此，這些國家和社會，在好的情況下，基於選民的鐘擺心理效應，各方可以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妥協，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會在左右立場之間來回搖擺，雖然“福利拍賣會”等制度本身的問題會一直存在，但是整體能夠保持太平和發展。
在壞的情況下，政黨制度日益演變成福山所説的“否決政治（vetocracy）”，反對黨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國家日益極化，各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不可調和，甚至可能會產生極端的社會對立和衝突。
不過不管怎樣，由於老百姓的整體利益沒有一個政黨來代表，這些國家都不大可能實行長期的計劃和規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只能實現一些短期的實用主義目標，來滿足部分羣體、部分時間段的要求。更多的時候，因為這些國家缺少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領導力量和機制，直接導致國家和社會進步緩慢。一些根本性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問題）也會因為各方立場衝突和相互推諉，甚至變得越來越嚴重，各方之間也越來越不信任，容易形成惡性循環。
相比之下，中國在文化和歷史上就有以和為貴的傳統，唐宋明等朝代末期的黨爭都被視為是亡國之象。加之中國這樣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歷來就強調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高於個體利益的價值觀。今天的中國仍然強調社會和家庭為核心，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我們需要通過和諧協商達成共識，而不是通過沖突對抗來解決問題。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有九千多萬黨員，包括領導層在內都是向全社會所有人才開放的。雖然中國共產黨最初是基於左派立場的政黨，但是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已經發展成可以代表全民立場的政黨。通過定期制定長遠規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讓大多數民眾對社會治理、社會發展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方式等等達成廣泛的共識。
對於存在和發現的問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責無旁貸，有義務代表老百姓的整體利益去妥善解決。通過解決或緩解問題，共產黨又能夠進一步團結越來越多的大多數，進而讓老百姓給共產黨更多的信任、決策空間和容忍度，形成良性循環。
所以，基於“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大一統的政治和哲學傳統，中國政黨體制本身就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基礎。在此之上，中國的民主政治體制，通過開放性和具有全面代表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有非常強的適應性，組織性和凝聚力。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無疑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領導力。
第二，中國民主政治體制的強大領導力，表現在執政黨採用的合理和必要的國家干預政策。
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的任何社會和任何制度都會造成貧富分化，而且，工業革命之後，社會上貧富分化的速度是一直在增加。在這種大背景下，究竟是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資本和利益集團通過政黨來領導國家的治理，還是政黨直接通過國家干預措施來領導整個國家和社會（包括資本和利益集團），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所謂“政府膨脹一分，則自由收縮一分”的理念之下，西方社會形成了限制政府權力的小政府思潮（雖然“吃財政”的人員總數未必真的控制得很好）。美國總統里根的名言就是，“政府不是我們的問題解決者，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畢竟，對於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賺到盆滿缽滿的資本和利益集團來説，他們當然要最大程度的維持現狀，所以不希望會有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但是，對於社會上的弱勢羣體和個人來説，能否有制度性國家干預政策的支持和保護，很多時候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從廣大老百姓的角度來分析，要打破“富的更富，窮的更窮”的馬太效應，打破社會的階層固化，唯一的方法就是需要國家進行有效的干預。譬如新中國成立70年來，8億人成功脱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幾百萬黨的扶貧幹部長期在農村貧困地區第一線，手把手地幫助貧困地區脱貧。
國內有些學者喜歡把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歷史割裂來看，以此否定或貶低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成績。事實上，改革開放前，黨領導的一系列國家干預政策（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到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地位等）以實現平等的價值觀為核心，着力解決建國前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不公平現象，不僅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在現實中也解放了大量曾經處於受壓迫地位的勞動力，總體上為新中國打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也為整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更為公平合理的出發點。
改革開放後，黨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國家干預新政策，則是對當時過度強調平等原則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政策的一種調整和反省。新政策強調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模式是釋放創造性想法和實現進步的重要方式。通過摸着石頭過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些國家干預的新政策在自由和平等兩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間尋求平衡。
畢竟，今天的中國社會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還是會有如何處理好社會財富集中、貧富分化的老問題。如何在未來實現經濟增長成果再分配，讓先富帶動後富，仍然需要正確的國家干預政策。
當然，國家合理和必要的干預政策也不只是貧富調節問題。幾年前，林毅夫和張維迎這兩位中國頂級經濟學家曾有過一場“世紀之辯”，其核心的內容就是國家是否要通過“產業政策”來對經濟實行干預。張維迎作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主張市場會自我調節（除了壟斷導致的市場失靈之外），所以要廢除一切產業政策。林毅夫則主張通過產業政策來進行國家干預，特別是國家有必要對新科技、新產業和基礎研發等特殊行業的提供支持。
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歷來就有對中國進行科技封鎖和技術打壓的習慣。隨着近年中美對抗的日益升級，今天的中國開始面臨類似芯片等技術發展瓶頸時，在更多人看來，對於像芯片等新技術，國家過去的產業干預和扶持不是多了，而是明顯太少了。
不過，反對國家干預的觀點會認為，我們不能光看成績而不看問題，譬如中國最近固然有像合肥市政府那樣投資取得成功的例子，但也不乏獨山縣負債400億大搞政績形象工程的敗筆。而且，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自然有其市場規律，國家和地方的不當干預如果導致資源錯配等等問題，反而會影響經濟、科技、文化的健康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也確實不能從西方小政府的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全能政府或大政府就是一切，非但不會認為自己有任何問題，反而認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
而且歷史證明，中國民主政治體制雖然有強領導力，但黨作為領導者也犯過錯誤。中國民主政治體制在經濟、生產力、科技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上的領導力，意味着在不同時期，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黨作為領導者需要適時提出必要和合理的國家干預政策，而且有問題要及時加以糾正，從而來最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第三，中國民主政治體制的強大領導力，依靠的是實事求是的實用主義哲學理念。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政黨制度的魅力在於執政黨通過民主集中制等方式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實幹興邦、空談誤國”，畢竟很多問題其實並不是“真理越辯越明”，如果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不願妥協，空談和辯論很有可能就只會固化其個人的意見，強化分歧。這在信息社會發展出迴音室效應(Echo chamber)和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等問題後尤其如此。
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神話中，其中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就是，鑑於事實真相存在於競爭性的“思想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所以西方民主社會百家爭鳴的大討論，一定會有最好的結果。
以新冠疫情為例，當今年2月初中國人還在同心協力、努力抗疫的時候，德國著名的《明鏡週刊》給出的建議居然是：“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的新冠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麼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在他們看來，西式言論民主與新聞自由，似乎自然就可以遏制病毒的傳播。
但是，從事情發展的走向來看，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即使擁有他們所謂的民主和自由，防疫工作還是問題重重，乏善可陳。像美國、巴西、印度等國家所謂的言論民主與新聞自由不可謂不充分，大家甚至對於是不是要戴口罩等防疫基本問題，都展開了最詳細和充分的討論；但結果也是大家都看到的，這些國家不僅有世界上最高的感染人數，也有世界上最多的死亡人數。
我們還需要看得更清楚的是，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在空談誤國上一騎絕塵的原因，還有制度本身的深層問題。説到底，一方面，當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都集中在少數資本和利益集團手裏的時候，誰都不敢也不能輕易動它們的奶酪。像美國的軍火商和槍械協會只要稍加煽風點火，支持擁搶的人和支持禁槍的人之間就永遠誰也説服不了誰。
類似地，基建問題在西方國家更是越來越難，就是因為各方各執己見、利益協調是一個大問題，哪怕像製造強國德國，其柏林機場開工幾十年到現在還在建設當中。所以，光有民主討論和言論自由其實很難解決實際問題，即使能夠解決，效率也成問題。
另一方面，哪怕西方很多國家行政機關的執行能力和效率本來就有問題，小政府的傳統很可能會讓選民在所謂民主大討論之後，要求立法機關採用更嚴、更難執行的法令，或者讓司法機關介入，這些都會都進一步降低行政機關的自主性和本來就不高的效率，反過來限制了行政部門的行為，使得行政部門更加短視、僵化，拘泥於現狀。
老百姓看到行政部門的無能表現，就會對行政部門更加失望，進一步要求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介入干預，自然而然就會形成新的惡性循環。像美國最近的種族騷亂，左派建議的解決方案中就有讓立法機構來削減警察經費、甚至解散警察（defunding the police）的要求；顯然這類方案不管能否實施或怎麼在修改後實施，對於執行部門來説恐怕未必是什麼好消息。
相比之下，中國的資源主要集中在國家手中，所以制度上本身就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而且通過長期規劃、具體計劃和戰略頂層設計，還更能發揮“實幹興邦”的積極作用。
與僅僅在選舉期間才會考慮民眾話語權的西方民主不同，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在所有重大議案和方案的形成過程中，就會事先廣泛徵求各方意見。
像中國的五年計劃的制定就會有各方評估、前期研究、形成方案、專家論證、爭取意見、審議批准等等多個步驟。具體的落實過程中，各地區、各部門明確約束性指標的責任部門，也會通過實施的效果評價和績效考核，來確保順利實施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就曾明確表示，中國堅持五年規劃的經驗值得西方學習。
（二）領導力量的自我約束——法治社會
美國兩黨制的主要特點在於其對領導權力的自我控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美國在法治社會的建設上有許多有別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制和中國一黨制的特色。隨着中國法治社會建設的日益進步，也意味着中國在以法治權、對領導力自我約束的道路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第一，很多人其實沒有意識到，美國兩黨制的領導制度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議會制有非常大的區別。
美國的兩黨制中，總統的選舉（包括兩黨領導人的初選）和議會成員的選舉是分別舉行的；議會中的多數席位黨，和總統的政黨可能是兩個不同的政黨；所以，執政黨哪怕掌握了行政權力，但不一定掌握立法權力。在多數議會制國家裏，政黨領袖不是通過全民選舉產生，即使像英國、加拿大這些兩黨制國家，老百姓選的也是議會中的政黨議員，不會直接選首相或總理（法國等是例外）；政府是由議會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來組織，由政黨領袖直接擔任政府最高領導；所以，執政黨不僅掌握行政權力，而且還掌握立法權力。
美國的兩黨制下，美國的總統還有任期限制，連任不能超過兩屆。多數議會制的國家，政府領導人沒有任期的限制，譬如我們熟悉的德國聯邦總理默克爾，只要德國執政黨一直佔有議會多數席位，她這個總理就可以一直當下去。
美國的兩黨制下，政府是當選的總統來任命的，但政府的內閣成員任命需要議會投票通過；美國總統也不一定能控制同黨議員的投票。總之，美國實行的是政府、議會和法院嚴格地三權分立體制；而且美國的聯邦體制還進一步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在議會制下，由於政府和議會都主要由執政黨控制，通過政黨紀律，政黨領袖（即政府最高領導）不僅本身可以在議會投票，還可以控制同黨議員的投票，所以除了司法相對獨立之外，多數議會制國家其實沒有嚴格意義的三權分立。
所以，正是由於美國的制度設計中貫穿了小政府的理念，對其領導力加設了三權分立的牽制和平衡（check and balance），以及聯邦制的地方對中央的分權等具體架構，這樣直接導致了美國兩黨制之下，領導力量在內政事務上的自我控制力會非常強。
不過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領導力量的強制度自控力更多是對內的，在涉及外交、軍事、移民等對外事務和關係中，各方的制衡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其自我控制力相比之下要小很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國在二戰後在世界上可以長期指手畫腳，肆無忌憚地充當世界警察，追求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第二，與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政黨體制下的法治建設，仍然處在發展過程中。
從歷史上來看，黨的領導作用，之前不管是以黨代政，黨政分開，還是黨政分工，這裏的“政”其實都包括了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具體執行權力，因此其實都有黨直接從事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意思。所以，中國的政黨體制在以前確實一直都有黨政不分的困擾。
黨的十九大重新確認了黨的領導原則，按照有些學者的説法是確立了“以黨領政”的方式，實際上就是黨保留了決策的權力，把執行的權力下放給各個部門。具體來説就是把黨作為領導者，只行使決策和決定的權力，而把具體的執行工作，包括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工作則由各個部門來分工合作。這樣，黨作為領導者的地位法理化、制度化和規範化之後，不僅有利於理順黨政關係，同時也是對自己領導力的一種自我約束和控制。
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政黨體制的例外論（Exceptionalism），是因為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實行“三院制”的國家。在中國的體制架構下，黨是領導者，所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各級黨代會、黨委實質上構成的是“領導院”，對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都有領導權。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作為中國的權力機構，是中國的“人民院”，具體決定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也要向人大彙報，是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全國政協和各級政協是中國的資政機構，是中國的“資政院”，負責為黨和人大提供意見和建議。
因此，在中國“三院制”的體制架構中，人大作為擁有中國最高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和監督權的機構，政協作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機構，本身在體制上就對黨的領導有監督和約束作用。當然，我們如何在中國的體制架構之下，通過黨的領導和法治建設來更好地實現以法治權，無疑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中國現行制度的發展，使得我們對領導權力的自控力在不斷加強。
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作為中國的監督機關，本來就負責對黨的領導進行監督。從新設的國家監察委來説，其是獨立的，並且和國務院、法院、檢察院平行，由全國人大產生並對全國人大負責。這也意味着，監察委對全國的所有黨政人員，都有監督和監察的權力。
這些都可以説明，現行的制度架構設計都在強化人民監督的力量，避免權力產生的腐化和腐敗；也可以説明中國社會整體上對領導權力的自控力正在變強。
事實上，從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腐敗現象在社會發生轉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最容易盛行。按照亨廷頓的觀點，在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國家的政黨（執政力量）越弱小、越不被社會所承認，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所謂“黨派組織的弱點就是腐化的機會”。只有執政力量（包括政治組織）發展了，才能超越個人、家庭、集團或宗族等社會小圈子的利益，減少腐化的機會。
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經有非常普遍的腐敗現象，執政主體通過強化法治、清肅管理隊伍、維護政治穩定、完善公眾監督等具體措施，嚴懲腐敗，就成功地走出了腐敗高發期。
當然，對中國來説，如何更好地落實人民對黨和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長期課題。監督不到位，無疑會使腐敗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對領導力量的約束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幸運的是，隨着技術的發展，當下人民監督的渠道已經越來越多，成本越來越低，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有時候，一張照片、一段錄音或視頻、一條短信等等就能夠舉報和揭露某個問題，啓動國家權力機關對此的調查和問責程序。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在制度上切實落實人民的監督，就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三、小結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李普曼就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話題，就是西方國家和亞洲人民要如何找到可容忍的共存基礎。”（The central drama of our age is how the Western nations and the Asian peoples are to find a tolerable basis of co-existence.）
西方人的解決思路之一是要找到東西方的普世價值。按照亨廷頓的説法，“強大的社會是普世性的，落後的社會才各有各的問題（Powerful societies are universalistic, weak societies are particularistic）。”
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日本、亞洲四小龍、甚至包括泰國、馬來西亞等都一時成績驕人、光芒四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很多政治家和學者也曾經暢談亞洲價值觀。在他們看來，基於儒家傳統的重視集體主義（但也認可個人發展），尊重領導權威，勤奮和有紀律，家庭觀念強，強調和諧一致而不是對抗衝突等等，正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可以迅速經濟崛起的共同原因。1996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甚至曾對當時的歐洲領導人説過：“歐洲價值只是歐洲價值，亞洲價值才是普世價值。”
但是這裏的問題在於，西方（歐洲、美國）過去在推廣其所謂普世價值的時候，是建立在其更有能力“有組織使用暴力”的血腥征服史基礎上的，廣大受到創傷的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來説，本來對這些西方價值觀就很難有多少認同和信任。從這個角度來説，東方（亞洲）註定不可能走同樣的道路去推廣東方的“普世價值”。
而且，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只要推廣各自主張的普世價值，就必定會要黨同伐異，試圖通過誇大自身價值體系與價值觀的普適性，來損害甚至消解建立在與他們不一樣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基礎上的其他國家和文明的社會制度。最後，為了實現各自的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甚至就會走入“文明衝突”的陷阱。
所以，如果我們要走出“文明衝突”的陷阱，我們首先就要放棄任何建立和推廣任何普世文明的想法。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有權利捍衞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來建立自己特色的文明。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多元文明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主張“文明發展論”，就是支持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應當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從價值觀實踐、生產力、民族文化和國家治理等四個方向發力，擴大各自國家的“意識形態”、“財富創造”、“民族國家”和“賢明體制”的文明發展基礎。與此同時，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應當把各自的“領導力量”導入正軌，來提高各自的價值觀實踐、生產力、民族文化和國家治理水平，從而實現各自文明總量的提升。在此之上，我們可以“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從猜忌隔閡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認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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