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偉富：呼籲印度儘早“進羣”，東盟意在合縱連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曾偉富】
東盟於2012年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RCEP）經過八年反反覆覆的談判協商，終於在今年11月15日成功簽署了。同為區域大國的印度在協議簽署之際，卻選擇了退出。
印度的突然退出對整個RCEP來説，帶來的只是遺憾，畢竟RCEP在沒有印度加入的情況下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定，也依舊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經貿協議之一。
然而對RCEP的發起者東盟來説，卻有些許“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意味。之所以這麼説，原因在於東盟作為區域小國聯盟，利用“平衡術”在大國之間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最期待看到的局面。而現今沒有印度的RCEP，總讓他們覺得缺了點兒什麼，因此紛紛表態呼籲印度儘早入羣。
印度對東盟而言，意味着什麼？
從各方面披露的數據看，印度是全球成長較快的新興經濟體之一，整個印度市場需求逐漸提升，特別是在中高端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缺口日趨凸顯。
東盟目前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2018年東盟國內生產總值為2.9萬億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市場，總人口超過6.49億。亞洲開發銀行發佈的《2019亞洲發展展望報告》預計，2019年東盟地區國家年均增長率為4.9%，維持了較高的增長水平。
目前印度產業仍舊處於低端，而東盟經濟共同體在2015年宣告建成以來產業升級迅速完成，大部分產業已經進入了中端產業階段，受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東盟成員國各主要產業都得到了質的提升。
基於這一點，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印度和東盟有理由在優勢產業上進行互補。尤其是印度為了對沖中國“一帶一路”而發起的“東進戰略”，更是把東盟地區作為主要目的地，這也為東盟提供了一個新選項，以降低其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
“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會址——南寧國際會展中心
中國是現實利益提供者，也是所謂的“威脅”
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走出去的步子也越邁越大。東南亞已經成為中國主要的投資對象國。尤其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在2010年1月1日啓動以來，中國成為東盟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逐年攀升。
緊密的經貿合作背後，也存在這樣一個悖論——
隸屬於新加坡政府的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在2019年對1308名來自東盟各國各行業人士進行了社會調研，結果顯示：認為中國是東盟安全威脅的高達38.2%，而53.6%的受訪者則表示在未來將更信任美國。
要知道，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把握時機逆勢而上，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在眼下的新冠疫情阻擊戰中，中國又一次彰顯出了制度優勢。可以説，中國發展模式對東盟國家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
可也正是因為這樣，美國和西方部分官員與學者頻頻炮製出“中國威脅論”、“東盟國家將變成是中國的海外省”等言論挑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全面崛起產生疑慮。
加之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在領土和領海上存在歷史遺留問題，東盟各國的一些力量也擔憂中國在區域內形成一邊倒的優勢。他們希望繼續由美國主導東盟成員國的國家安全，同時也希望印度企業能以“東進戰略”形式進入到當地，消解中國在東盟經濟上的部分影響力。
傳統的外交平衡戰略，又來了
從大趨勢上看，東盟自成立以來，對外戰略由起初的“一邊倒”調整到了現今的“大國平衡”。東盟內部也在經濟、安全和社會發展上形成了統一政策決策的“東盟機制”。其對外平衡戰略，主要基於以下幾點：
1. 積極的區域經貿合作，共促區域經濟發展；
2. 運用外部和內部力量相互制衡，維護國家主權完整；
3. 提升區域話語權，維護政權安全。
這第二點，格外值得一提。五十多年來，東盟通過“合縱連橫”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地位顯著提升，並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各大國爭取與拉攏的對象。
新加坡國立大學著名學者王賡武談及中國、印度和東盟三邊關係時曾建議：東盟應該在中印之間做選擇時先做理性思考，如果東盟國家將自己的未來捆綁在必須依附其中一方的話，必定不是好事情。
王賡武教授的主張代表了東盟國家處理大國外交關係時的主要觀點。在面對站邊選項時，東盟為了獲得獨立的發展道路只能選擇居中，偏向任何一方在將來都會影響自身獨立的發展，同時調和好大國之間矛盾，也可為自己提供更多的發展選項。
多個小國構建的鬆散聯盟，能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引導多個重要的區域合作平台，主要原因是利用了大國之間天然的矛盾，全力推行其“大國平衡外交”謀取自身最大利益。印太區域內的中日、中印、日韓競爭，區域外則有中美、中歐、美歐競爭，這些都是東盟發展潛在的資源。
有了資源，具體怎麼操作呢？主要有以下幾個基本點：
1. 與各大國保持一致的距離，不偏向任何一方；
2. 與各大國保持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同步發展；
3. 在對立雙方關係失衡時，積極參與促成雙方再平衡。
“大國平衡外交”本質是現實主義外交，一切以實際利益為基準。而當大國關係發生變化時，哪怕是微妙調整時，東南亞各國都會據此調整其平衡策略。
在安全領域，儘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習慣性地打着“自由、民主”的口號插手東盟國家內部事務，但是由於某些東盟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因此東盟依然希望美國在該地區有軍事存在感，並且積極與之構建軍事盟友關係，通過美國製衡中國的意圖不可謂不明顯。
在經濟領域，日本多年來一直保持着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前三的位置，在諸如汽車、機械、化工等行業已經形成了一家獨大的趨勢，因此東盟各國開始非常歡迎以經濟發展為主體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以減輕對日資的依賴。
這些例子生動揭示了東盟通過多層次的綜合平衡，讓各大國的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結論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東盟為了引入多方力量，實現各方互相制衡，先後與世界和區域主要大國簽署了合作對話夥伴關係。
每年一次的東盟地區論壇在1997啓動了東盟10+3（中、日、韓）對話框架，即利用中日韓三國在東盟互相競爭以提升東盟在區域的話語權。
隨後發展出東盟10+6（中、日、韓、印、澳、新）框架，東盟各國為了抵消中國可能主導東盟的疑慮，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拉入東亞峯會，以平衡中國的影響。
10+X對話框架的目的在於利用中國、韓國、制衡美、日經濟影響力；利用美國、印度制衡中國軍事影響力；利用澳大利亞、俄羅斯、歐盟抵消衡中、美的政治影響。
2003年10月8日，中國、印度兩大區域核大國同時加入了《東南亞互不侵犯友好條約》，為東盟提供了核安全保障……
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東盟渴望印度早日加入RCEP。
與其説RCEP需要印度，不如説東盟需要一個有印度的RCEP。畢竟印度是東盟實施其“平衡術”的重要憑藉。
現今東盟在印度沒有上車的情況下毅然決然簽署了RCEP，這是基於自身現實狀況的考量。新冠疫情作為今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已經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控制疫情、復甦經濟？這是擺在東盟各國政府面前的頭號難題，而中國是現今唯一能夠提供幫助的國家。
至於被疫情拖入低谷的印度，各方也為之留了“後門”，隨時都歡迎印度的加入，並且沒有設立任何門檻。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東盟可能依然會是最為積極邀請印度加入該協議的一方。
最後，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新當選的副總統哈里斯是一名印度裔，這對生活在東盟各國的800多萬印度後裔極具提振作用，這些印度後裔雖然多數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但是卻異常團結。
現在有了哈里斯的示範作用，可以預見未來東盟各國的印度後裔也將拿着這一點作文章，逐漸進入當地社會的核心生活圈並且開始影響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在東盟各國內部華僑與印僑之間的利益競爭或許也將加劇。
一些印度民眾得知“民主黨勝選”後，奔走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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