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再問香港“50年後怎麼辦”，答案變了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

觀察者網：上次見您還是去年12月份，我們聊的是“修例風波”的影響。當時您剛剛去過香港，還看到香港街頭運動的痕跡。這之後，您還去過香港嗎？

**田飛龍：**其實是有計劃去香港的，特別是原定立法會換屆選舉是在今年的9月6日，所以我是想申請去香港大學做三個月的短期訪問學者，希望能夠從一個學者的視角近距離、第一現場地去觀察、分析、研究香港的政治變遷，但遺憾的是疫情加上香港推遲選舉的安排，再次訪港的計劃就擱置了。

從去年12月到現在大概快有一年時間了，其實還是比較想念香港。原因是2014年我有一年的香港訪問學者經歷，理解了香港社會的豐富性和它的活力，也理解了“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時代更替，還有它的政治發展當中，遇到了一些比較困難也困擾很多人的議題。但是香港社會自己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沒有進行很好的梳理。從管制體系到社會文化，都出現了很多衝突和不適應，特別是與內地之間的磨合，對全球化還有世界體系變革的不理解以及難以有效的適應。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疫情的影響，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最近因為疫情蔓延，香港中小學和幼兒園再次停課。我們也看到，有了SARS的經驗，香港這次在一開始非常重視，包括到現在，隔離措施都非常嚴格，但防控效果和內地相比還是相差很大。從制度的角度分析，原因有哪些？

**田飛龍：**這其實恰恰可以從“一國兩制”的角度解釋。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包括它應對這樣一個重大公共疫情的應急機制，和西方是一樣的。首先它是一個法治程序，各級管制機構要嚴格按照條文、按照規則去辦事，包括行政長官制定了相應的應急律令，其實是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流程，沒有表現出對超出常規的新冠疫情的重視，也缺乏全社會的教育和動員，所以應對起來就沾染上了和這次歐美社會面對新冠疫情時同樣的毛病，始終將疫情當作常規現象去處理，認為可以通過常態的法治程序以及既往一般的應對經驗去處理，而對疫情的突發性、長期性以及挑戰估計不足。

兩相比較之下，內地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突發事件，從社會動員、應急體制以及精細化防控方面，都體現了內地體制的相對優越性。所以恰恰“一國兩制”當中“兩制”的差異，在防疫成績表上出現了非常大的差別。

常規的法治高度尊重個人隱私、個人自由，很難配合全社會動員和預警機制，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危機。在這方面，國家體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我們看疫情經過武漢首次爆發之後，短期內是有一個忙亂、反應遲緩的現象，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出現的正常現象，但很快我們這一套體制完成了疫情研判、動員管制、疫苗研發、經濟復產的過程，在最近局部出現疫情反彈後也能夠快速檢測和控制，這些使得中國經濟在下半年以來，在全世界經濟體的復產效率和結果上獨樹一幟，這是香港需要從體制上進行反思和學習的地方。

“一國兩制”中，香港政府是弱政府角色，再加上此前“修例風波”中民眾對香港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也有了很大的懷疑，對這次應對疫情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修例風波”當中，反對派煽動的仇警以及對特區政府管制威信的懷疑，造成了激進主義氛圍下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心態，這種心態和一種追求完全自治的政治浪漫主義以及社會層面的“攬炒”主義正好相結合，這實際上對在新冠疫情之下，如何信任和配合政府做好防疫工作，非常自律地去思考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造成了非常大的難題。

對於香港來説，剛剛從“修例風波”中還沒有緩過神來，社會心靈也被衝擊的七零八落，碎裂化、撕裂化的社會價值體系還未得到修復，又遇到新冠疫情，等於是大病未愈又遭大難，是一個雪上加霜的打擊。“修例風波”加上新冠疫情，對香港的管制能力，對香港自治的信心，對香港社會認同和團結所造成的衝擊，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修復。

而我們也看到其實特區政府在國家的支援之下，特別是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能夠顧全大局，支持政府抗疫，他們在非常艱難的時刻負責任的行動起來，所以復甦的力量也在露出曙光，在其中隱含着將來還有可能重建的契機和希望。

此次新冠疫情，香港再次經受考驗。圖片來源：中新社

觀察者網：説到復甦，一劑強心劑就是今年頒佈的香港國安法了，重新確立了中央對香港問題的主導權。以這部法律為一個節點，您認為對於我們繼續推行“一國兩制”政策有哪些影響？

**田飛龍：**香港國安法既是意外，又是意料之中。

説它意外，是因為出乎香港本地社會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既往的理解。他們理解的起點是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以及用普通法傳統所演繹的香港高度自治的體系，所以他們習慣於將憲法和基本法、“一國兩制”對立起來，根本沒有做好準備以及非常不願意接受中央管制權過深圳河在香港落地執法，而香港國安法實現了這樣一些制度上的突破，並且是中央主動承擔起國家安全立法的中央事權管理的限制性責任，其實是對既往理解的一個重要突破。

但這種突破只是對香港社會以及國際社會慣常理解的突破，並不是對“一國兩制”本身的突破，恰恰是“一國兩制”本身所包含的價值和制度責任。“兩制”的所有自治權都來自於“一國”，來自於主權和制憲權的授權。在這種授權之下，授權者也就是主權者負有理性保障的責任。

但是我們看到，“修例風波”以來，無論是香港立法會還是特區政府，還是香港法院，都沒能有效承擔起止暴制亂的法治任務，不知道怎麼結束這場騷亂，都找不到出路。並且隨着基本價值、基本制度還有基本信心的破壞，整個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信譽也在受損，這些都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挑戰，滿足的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在香港策劃顏色革命，顛覆國家主體制度的政治圖謀。

在這種情況下，主權者就必須要基於自己對“一國兩制”整體制度安全、憲制秩序安全的根本責任，主動立法來保障和引導香港社會回到一個繁榮穩定、重新信守法治、聚焦發展的社會常規理性狀態。

所以香港國安法給了這樣一個兜底保障，讓香港民眾更有信心，並且給香港愛國者一個積極的信號，國家與一切愛國者同行，國家的保障力量才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行穩致遠的最關鍵的保護性力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外國勢力，所以國安法起到了一個止血止損的作用。

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社會迎來了繁榮穩定的新時期，共同合作抗疫，思考怎麼從教育、社會、文化、司法等等領域完善香港社會的管制體系和能力，修復香港社會的裂痕和羣體之間的對立，並且國家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在深圳新改革裏也仍然聚焦深港合作，希望香港社會能快速完成社會能力的調整和復甦，及時趕上國家新一輪發展的快速列車，讓香港社會的轉型發展抓住最後一次機遇。

當然了，一個巴掌拍不響，國家不可能包辦香港的一切，香港的未來到底如何，還取決於香港社會自身的反思、修復、重建的理性力量能夠以什麼樣的方式，在多長的時間內，從結構上完成一個自我的更新。

從香港在近代史以來面對歷次國家危機和全球性變局的應變和適應能力來看，我覺得香港社會有這樣一種靈活的適應能力，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和進取的方向。

觀察者網：其實修例風波之後，可能香港人自己現在都特別迷茫，未來到底在哪裏。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説，該如何定位香港？香港還會是那個東方之珠、金融之城，中國向外看的窗口，還是會被邊緣化，甚至取代？

**田飛龍：**在改革開放之初，內地對香港有高度期待，希望通過香港來學習經濟現代化經驗，走向世界，融入香港背後所依託的歐美現代化全球體系，所以香港在當時是一個優等生，對內地有示範作用。當時無論是黨政幹部，還是一般的青年大學生，甚至是普通市民，對香港都非常向往，能去香港工作，在香港拿到永久居民資格，讓小孩從小在香港上學，都覺得是高人一等。

可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內地主場取得的成績越來越大，中國在全球的分量以及發展戰略日益定型成熟。這種巨大變化也引起了香港社會內部的精神不安，包括在世代更替中，香港青少年與自己父輩相比，與內地相比，產生了一個心理落差和認同困難，但這是發展性的事實，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

這其中，包括對“一國兩制”，確實有一個更新認知的問題。如果説既往的“一國兩制”比較偏向於尊重“兩制”，今天的“一國兩制”更加需要通過精準地認知“一國”，來完成對“兩制”的理解。如果香港社會不能認識到“兩制”需要更多地依賴“一國”，才能找到發展的意義和基礎，香港很難尋找到出路。

在這方面，香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也都認識到，無論從“一國兩制”裏國家本來就有的主權者和憲制秩序最終保障者的這樣一個地位，還是從整個香港在中國和西方全球化體系當中的角色演變來看，香港都越來越需要借重國家的力量來鞏固其國際地位。特別是美國因為香港國安法問題進一步結構性的制裁香港時，尤其是通過美國所謂的香港法案來否認其自治地位，引入了人員制裁和金融制裁時，香港傳統上依賴美國體系的全球化地位和角色逐步會遭到削弱。而且香港牌會繼續為美國所利用，在這種條件下，香港在原有全球化中的地位將不可避免被邊緣化。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隨着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香港在“一國兩制”裏依託國家的全球化角色可能在升高。而新香港的命運和前途，恰恰就取決於在新舊全球化體系的博弈與更新之間，能精準把握好自己的機會，把已有的優勢轉化成發展的新基礎。通過更好的融入大灣區來融入國家發展，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增強其在“一國兩制”體系中的影響力和戰略性功能，增強對西方體系的相對自主性，未來香港的定位將是戰略性的。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圖片來源：Licensing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美國打“香港牌”，實際上美國圍繞香港問題、圍繞國安法做了很多文章，包括制裁香港、頒佈所謂的涉港法案、輿論攻擊等等。但隨着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發展定力，您認為美國還有能力打香港牌嗎？

**田飛龍：**其實美國打香港牌也受制於自身國內政治。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它既是中國對外開放所依賴的一個平台，同時也是為全世界最發達經濟體利益提供服務的共享性基礎設施。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平台上，外資能非常方便地以它為跳板向中國內地投資，搶佔中國內地市場份額。

同時在香港這個平台上，還能看到外國設立了大量的地區總部，通過香港與整個亞洲形成了緊密的經貿聯繫，包括人文聯繫。如果美國打香港牌，不斷推動在香港與中國內地脱鈎，過分削弱香港的國際地位，不僅對它盟友的利益，而且對美國自身的金融利益、商業利益都是巨大的損毀。因為美國不可能簡單地放棄中國市場，不可能繞開香港，僅僅從台灣來對大陸進行補償性的商業網絡重建。

所以我們要看到香港問題是一個全球化合作的問題，合作網絡的破壞對各方都是不利的，這一點越來越清晰地為西方國家和中國政府所共同認識。所以中國政府一方面制定了香港國安法，正當合理行使屬於中央事權的國家安全責任，維護“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繁榮穩定，這一點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

另一方面，中央並沒有放棄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相融通的關鍵平台，通過這個平台繼續擴大後疫情時期經貿合作的規模和深度，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在“一國兩制”問題上轉守為攻，越來越穩健地通過香港平台推動更高層次的國家戰略，同時這也契合了後疫情時期，各國經濟復甦都依賴中國市場的訴求。如果美國仍然對香港牌揪住不放，而且加大制裁的深度和力度，我覺得美國會成為全球化的孤家寡人，並且它的政策實施也會到處碰壁，很難奏效。因為這些制裁都是反全球化的，也是反美國自身根本利益的，是殺敵一千自損一千二。

觀察者網：特別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打香港牌的過程當中，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美國這次對疫情的糟糕應對以及美國衰落，深刻暴露了美國製度的弊端。對於同樣推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來説，如何在“一國兩制”下避免資本主義制度弊端？

**田飛龍：**我們原來講“兩制”，都是假定和推定香港各方面制度是完善的、是發達的、是先進的，而我們內地很多制度是不完善的，是要改革的，是要對標向香港學習的。把香港作為現代化的優等生，作為西方現代化體系在東南亞的投射，這樣一種簡單的、線性的現代化觀念已經受到了批判。而且有意思的是，這股批判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於我們中國自身的理性反思，而是來自於西方自身的衰變。

西方所出現的民粹化和逆全球化，實際上破壞了二戰以來全球對西方體系的基本信心和信任，以至於美國所維持和控制的自由霸權體系搖搖欲墜。隨着西方本身的自我衰變，也就是基辛格所説的自由國際主義的衰落，美國出現了一種危害全球和平發展，危害國際組織合作體系，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美國式實用保守主義，也被稱為“特朗普主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需要對自身制度進行反思，香港並不是與西方一致的，所有制度都是好的，它的普通法雖然好，但是如果普通法沒有正確的憲法和基本法國家觀，沒有國家利益的基礎性視角，普通法其實會變形走樣，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的法治權威。

“佔中”和“修例風波”以來，我們越來越看到香港法治和司法能力的弊端，這種弊端不僅是它不能夠履行正常的維護秩序的功能，甚至起一個反作用，助長示威者破壞法治。反思香港司法制度，要增加國家法的維度。

另外一方面，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不再是完美無缺，“黃絲帶”教師錯誤的國家歷史觀和政治觀，對“一國兩制”割裂性的理解，暴露出香港教育體系也出了大問題。另外香港整個社會文化生態，本來應該是中西價值和文化傳統的薈萃之地，應該有一個增量的綜合性比較文化優勢。但是我們卻看到在香港出現了一種將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並且衍生出一種非常畸形的本土主義文化。這樣一種畸形的文化衝突，後現代化、後物質主義裏對某一種特定價值觀的偏執，以及極端放任的個人主義、自私主義、本地主義，其實對於香港社會團結產生了侵蝕作用。

同時我們看到香港的公務員體制在“修例風波”中表現出來的能力短板，沒有能力解決問題，沒有能力預警風險，沒有能力化解危機。香港立法會在“修例風波”中被砸，缺乏權威，其代表性也受到損害。甚至香港立法會內部出現了嚴重損害憲制秩序和民主功能的破壞性行為，有些行為甚至達到了香港國安法在顛覆國家政權罪裏面要制止的這樣一個程度。

所以種種方面，香港社會要有反思，要有制度改革的議程，這樣不是説要把“兩制”變成“一制”，而是説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夠固化僵化，完全無視事實和變化了的世界。要引入制度改良，增強共識，增強對香港民眾的教育和動員，增強對國家戰略和體制的理解程度，這樣香港才能抓住先機，繼續貢獻於國家又助益於自身發展的雙贏局面。

觀察者網：這讓我想到了一個老問題，1984年鄧小平曾提出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當時就有人問“50年後怎麼辦”？不同的是，當時這樣提問內心裏其實是有一種對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感的，但現在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要反過來了。

**田飛龍：**這個問題一直刺激挑動着“一國兩制”裏雙方的神經，實際上我們要用動態的、辯證的眼光去看問題，所謂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都不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一直講，“一國兩制”最終的結果既不是內地的香港化，也不是香港的內地化，而是內地和香港追求一種良性互動共同發展。

所以最終我們看到的是50年之後，可能“兩制”朝着一國方向有更高程度的揚棄、融合和提升。儘管“兩制”之間還有一些重要差異，但這些差異已經被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共同的部分越來越多，比如在現代化、對人的價值、對政治民主、經濟發展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共同點。

我始終相信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和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有一定的交疊重合，有能夠直達人心並且流之長遠的東西。“一國兩制”恰恰是要超越這種姓資姓社、具有冷戰意味的二元對立，探索在一個主權國家的秩序內部，如何能夠實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長期和平共處，在這種和平共處中創造一種互動融合的公平法則，以及將雙方的焦點面留給歷史實踐來檢驗和塑造的高度政治自信，到2047年給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一國兩制”的完美解法，這個解法將向全世界宣告“姓資姓社”的二元鴻溝不是不可以跨越，社會主義完全可以包容式、創造式發展，通過吸收資本主義當中有益的價值和制度元素，使自己在世界歷史更高的舞台上實現自我提升。到那個時候，“一國兩制”的歷史使命和歷史定位，才能更好地被完整理解。

其實從習近平主席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當中，從中央所制定的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和戰略功能定位上，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了“兩制”之間可以通過一種方式，達成更高的歷史第三方的存在狀態。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現在美國也在挑起所謂的新冷戰，出現了意識形態鬥爭的回潮，今年又是抗美援朝70週年，我覺得是很巧的一個事情，70年前是舊冷戰、是抗美援朝，70年後又是新冷戰、是中美貿易戰，似乎美國人很難理解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這些概念。

**田飛龍：**美國用舊冷戰打垮了蘇聯，又試圖用新冷戰來打垮肢解中國，這説明美國文明或者西方基督教文明遇到了自己的最高瓶頸，不能跨越自身的文明限度跟尺度，去真正公平、平等地與其他文明進行交往。它始終是以一種文明衝突、你死我活的異教觀念和敵我二元思維去對待其他文明。當其他文明俯首稱臣的時候，它可以暫且表現自己道德優越性包容之；當其他文明也按一種現代理性方式發展起來之後，它卻要對其他文明發動戰爭。

比如對中國，我覺得美國沒有找到超越冷戰，實現人類持久和平發展這樣一種康德理想的真正的、文明的解法。它在世界和平的方法論上已經落後，只能重複冷戰的思維和故事，期待中國作為第二蘇聯的政治悲劇發生，從而再次展現所謂美國作為歷史終結地這樣一種道德制高點和制度制高點，這其實是產生了一種歷史的妄想症和臆想症。而中國卻能拋開這種冷戰對立，用一種東方文化裏的天下主義、和合文化、共存文化，有效去治療和補救西方文化當中不可救藥的二元對立，在世界和平發展的方法論上更高一籌。

接下來，就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一步一步踏實往前走，負責任地去解決國內政治和全球治理當中存在的問題，用東方文化厚重的和合倫理，去化解我們面對的矛盾和衝突。這種面向人類共同體的哲學和制度建設的視角，才能最終給人類帶來一個永久和平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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