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中國原生文明啓示錄總序
【文/孫皓暉】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
人類歷史在甘苦共嘗中拓展伸延，已經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交匯的時代了。
整個人類的生命史，是一部遼闊激盪、深遠相續的文明創造史。只要人類的生命在延續，人性的基本方面———善與惡的衝突就在延續，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就在延續。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斷人類生命進程的連續性，也不能割斷人類文明發展的連續性。
我們的今天，曾經在昨天生長。我們的昨天，不斷在今天重演。我們的未來，永遠浸透着昨天與今天的重疊與沉澱。要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態，我們就必須摒棄種種形式的歷史虛無主義，以高端文明的視野回望文明發展的足跡，與我們的歷史傳統完成精神的對接，對我們的未來方向做出清晰的選擇。
人類前進的腳步，永遠經受着種種形式的歷史質詢。
1840 年以來，自古老的中國打開封閉的大門，就一直面對着文明史的嚴酷拷問。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為什麼近現代以來淪落為窮弱之邦？百餘年後，當我們重新崛起的時候，為什麼仍然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會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國為什麼出現了黃色文明落後論、中國文化醬缸論？
1840年鴉片戰爭（資料圖）
我們的歷史意識，為什麼不能明確地認知中國文明的根基？我們對文明歷史的價值評判標尺，為什麼始終沒有社會共識性的基本標準？我們的歷史充滿了煙塵濃霧，充滿了非理性糾纏，問題人物與問題事件層出不窮，原因究竟在哪裏？
面對新的文明跨越，我們為什麼無法確認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座標？我們這個歷史如此悠久的國家，為什麼始終沒有自己的文明話語體系？我們對自身文明史的反思與總結，為什麼兩千餘年來始終停留在史料整理、細節考證、編年敍述的技術層面上，直至當代，我們依舊沒有總體反思的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突破？
……
問題太多太多，答案太少太少。
我們的文明史意識蒼白得驚人，我們的文明史研究幾乎是一片沙漠。
要創建新的文明形態，就不能迴避基於生存法則的文明史叩問。
它來自我們靈魂深處的精神發展需求，來自我們賴以生成的久遠根基。
各個民族在各個時代，都在對自己的歷史進行着不斷的回顧與總結。
西方人需要不斷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我們也需要不斷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人類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需要不斷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不斷尋找符合當代需求的新答案，而不是將某一時代關於文明歷史的認識與評判，當作永恆不變的金科玉律，當作束縛自己的古老教條，從而禁錮我們實現文明跨越的歷史腳步。
古典文明時期的中國，曾經產生出龐大的史書體系，曾經產生出汗牛充棟般的種種歷史評判。可是，既往所有的歷史書寫與既定結論，都僅僅表明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意識，表明了那個時代的現實需求。
對於今天的我們，那些龐大複雜的評判體系，顯然已經與當代社會對文明歷史的繼承需求有相當大的距離了。那些價值觀與評判體系，對於我們，已經成為一座座古老的歷史遺蹟，它們具有無比豐厚的歷史美感，但卻無法成為我們繼續前進的精神基地。
那些龐大的史書體系，那些不斷被髮掘的歷史遺存，留給我們的，只是豐沛充盈的歷史素材。在無垠的素材海洋中，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未曾被發現的歷史發展邏輯鏈條，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它們指向未來的歷史延長線究竟在哪裏？
甚或，廣闊的素材海洋中，究竟還有沒有被刻意掩蓋扭曲的有用材料？
舉凡這一切，都得我們用當代高端文明視野，去努力開掘，去尋求新的答案。
地球環境的差異，生命羣體的龐大，註定了人類一開始只能是天各一方。
大約上萬年之前，這些天各一方的人羣，漸漸形成了千姿百態而又相對穩定的原始生存方式。以不同的生存方式為根基，在同一地域謀生的人們又漸漸形成了聚居的羣落。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人類在各個地域漸漸形成了穩定的族羣，並先後進入了國家時代，各自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早期生存形態。
這種穩定而自覺的生存形態，就是我們所説的文明。
作為近現代以來的人文科學概念，“文明”這個詞是西方人確立的。
文明，英文是civilization。在英語世界，“文明”的含義是逐步演變的，又是不斷豐富的。《不列顛百科全書》與《大美百科全書》對“文明”概念的發展都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解説。在現代理唸的意義上，《美國傳統詞典》對“文明”的內涵與應用，又作出了理論説明，大體有六層含義：
其一，文明是人類社會知識、文化和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標誌為藝術和科學的發展、文字的廣泛使用，以及複雜的政治及社會機構的出現；
其二，文明是一個特定國家或地區，在一個特定時期中發展出的文化和社會類型；
其三，文明是對一種歷史文化的概括，譬如瑪雅文化、古羅馬文化就是一種文明；
其四，文明是一種過程與狀態，譬如人羣的開化、教化，就是這樣的文明過程；
其五，文明是一種藴含着文化與智慧的優雅品位，是人的教養與修養；
其六，文明是一種社會狀態，譬如人們常説的文明社會。
這六個方面是文明理念的綜合內涵。從總體上説，“文明”是指與“野蠻”狀態相對應的一種人類自覺生存的高級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包括了人類在自覺生存狀態下的一切基本方面，也包括了它的整體形態。
中國社會的文明意識是什麼樣的狀態？
歷史文獻證明，中國當代文明意識的淡薄，並不是先祖遺傳的。中國人對“文明”的概括比西方要早得多，作為古典語彙的“文明”，其內涵也非常地逼近當代理念。已知的古典文獻表明，“文明”一詞的最早出典，是《尚書》與《周易》。
（資料圖）
在《尚書·舜典》中，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概括。古文獻家對這句話的解釋是：“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周易·大有》雲：“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另外，《周易·乾卦》的説明辭《文言》又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對於古典“文明”的含義，唐代學者孔穎達的具體説明是：“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 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顧名思義，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這就是説，陽氣升騰，萬物生長，天下有了“文章”，就會一片光明； 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
那麼，“文章”是什麼呢？它為什麼能給天下以光明呢？春秋戰國時期的三種文獻，給我們呈現了那個時代所説的文章的含義： 其一，《論語》説，文章是禮樂法度； 其二，《左傳》説，文章是車服旌旗； 其三，《楚辭》説，文章是花草與織物的燦爛文采。
顯然，在我們的原典時代，文章是社會秩序，是生活狀態，是人與天地自然和諧相處所生髮的燦爛華彩。用今人聽得明白的語言來表述古典文獻中的“文明”內涵，那就是： 依據天地運行而創造的生存狀態、普遍基本的社會制度，以及天地人之間的和諧華彩。也即經緯天地、照臨四方的文章之光明，就是文明。
這種古老而深邃的智慧理解，不能不使我們發出由衷的驚歎！
人類社會究竟創造了多少種文明？目前尚無確切計數。
關於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理念，當代有三種主要的説法。
其一，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這部著作將人類古典文明看作多元化的發展，並分作了21個類型： 西方基督教社會、東正教社會、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遠東社會、古代希臘社會、古敍利亞社會、古代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美爾社會、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古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瑪雅社會……後來，湯因比又將其發展為31種，我們不再具體羅列，也不對湯因比的劃分做具體的評價。
湯因比（資料圖）
其二，美國學者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這部著作自1970年出版以來，連續再版七次。它的文明史基本理念是： 世界文明並不是以西方文明為軸心發展的，而是多樣化地有差異地發展的； 在文明生長時期與此後相當長的古典時期，各個地區、國家的文明都是獨立發展的。這種獨立發展的古典文明，有五個被作者列為專章論述的基本類型： 歐洲大陸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世界遊牧文明。
其三，美籍德國學者卡爾·A. 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這本書有一個頗為驚人的副題———“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他的基本理念是以政治體制模式為文明核心，將人類文明分作兩大類： 西方民主文明和東方專制文明。包括中國、埃及、俄羅斯等大國在內的大部分東方國家，都是基於遠古治水而生髮的專制主義文明； 西方世界則是民主文明。
大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著作，告訴了我們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不是單一的，世界上有多少個國家，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文明形態。它們千姿百態，色彩紛呈，各具特色，獨樹一幟。這些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體系，構成了人類生命史的燦爛華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進史的研究著作中，關於文明起源與文明原創的探究與反思，都居於絕對中心的地位。這一現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歷史邏輯。這個邏輯就是： 不清楚某種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種文明的原創特質，便不能瞭解這一文明的衍生傳承法則，更無法預測這一文明的未來變化趨勢。
這一邏輯，提出了一個必然的問題———
文明，既然是社會生存發展的總體反映，為什麼還要受到遠去的歷史的制約？
文明，是人類精神連續發展的外在化。
沒有人類精神活動連續發展的積累，便沒有文明的創造，沒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為如此，任何文明形態的根基都深深埋藏於久遠的歷史之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它由涓涓細流匯成澎湃江河的歷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澱、凝聚、錘鍊、昇華、成熟並穩定化的樞紐時期。這個樞紐時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態、生存法則，以及思維方式、價值理念、精神特質，等等，都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具有極強的傳承性。
這些穩定的傳承要素及其綜合形態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對一個人的決定性影響一樣，將永遠地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或決定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命歷史的發展軌跡。這種在早期國家時代生成的獨具特色的穩定的生存方式，是一個族羣永恆的文明徽記，將之與其他一切族羣的生存方式顯著地區別開來，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無數的“這一個”。
這種具有極大穩定性與傳承性的創始期文明形態，我在1993 年所寫的長篇歷史小説《大秦帝國》的“序言”中，稱之為“原生文明”。
原生文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進入自覺生存狀態的第一生命載體。
原生文明，是一個族羣擺脱自發生存狀態，進入到理性生存階段的社會創造。
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命延續的第一根基。
所謂歷史傳統，所謂特殊國情，所謂民族精神，所謂價值理念，所謂國家性格，所謂社會風習，所謂民族文化，等等，從實際上説，都是文明大創造時期生成的這種具有極大穩定性的原生文明的種種體現。它們歷經錘鍊昇華，一旦穩定下來，便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其後，無論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歷史軌跡如何演變，原生文明都具有恆定的、難以改變的基本特質。
這種難以改變的基本特質，在不同的文明體系中，表現為方方面面的差別： 各不相同的文字，各不相同的價值觀，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思維方式，各不相同的政治體制與權力運行方式，等等。所有這些差別，所有這些特殊性，形成了一個國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風貌。即或在人類交流融合充分發展的今天，各民族基於原生文明而形成的種種差別，依然是非常鮮明的。
不同的文明目光，對其他文明的觀察與評估，往往是有很大差異的。
美國學者約翰·託蘭曾經在他的《日本帝國的衰亡》中，具體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並給予了自己的評判。他是這樣説的——
與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較模糊。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日本人的邏輯，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裏。
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講禮貌，又野蠻；既忠誠老實，又詭計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勞，又懶惰———統統同時存在。對日本人來説，這沒有什麼不正常。日本人認為，一個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奧，自我鬥爭越尖鋭，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他們在鐵砧上打鐵是蹲着的，使用鋸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蓋房子先蓋屋頂，開鎖鑰匙向左擰。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話倒着説，書報倒着念，文章倒着寫。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魚蝦生吃。講完一個人的悲劇後，就放聲大笑。穿新衣服掉進泥塘，爬起來面帶笑容。有話不明説，而是説反話。討論問題拐彎抹角。在家裏以過分的禮節款待你，在火車上卻粗暴地又推又搡。殺了人，還要向僕人道歉，説把他屋子弄亂了。
相反，19世紀的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其《文明論概略》中，對歐洲文明與美國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於西方的評價。他這樣説——
現在稱西洋各國為文明國家，不過是在目前這個時代説的。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它們的缺陷還非常多。例如，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災難，西洋各國卻專門從事戰爭；盜竊殺人是社會罪惡，西洋各國的盜竊案殺人案卻層出不窮；此外，西洋各國（在政治上） 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相互攻訐而吵嚷不休；至於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權術，更是無所不為……假如千百年後，人類的智德已經高度發達，再回顧西洋各國的情況，將會為其野蠻而嘆息。
由此可見，文明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不應滿足於目前的西方文明。
對不同文明的各自評價，為什麼差異如此之大？
人類文明的標尺，為什麼會如此不同？
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不能説，人類的衝突總是基於文明的差異而發生的。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地説，人類每次大沖突的背後，都埋藏着文明差異的根基。有許多衝突，文明的差異甚至成為直接的誘發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時代，文明差異直接引起衝突的現象尤其普遍。中國春秋時代，周邊遊牧族羣不斷入侵華夏腹心地帶，爆發了大規模的基於文明衝突的長期戰爭。戰國與秦帝國時代，北方匈奴與諸胡嚴重地侵犯華夏，再次爆發長期的文明大沖突。此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宋元明清時期，這種不同民族的文明衝突，在中國及其周邊大地上，一直沒有終止過。
在中國之外的世界環境中，馬其頓民族對古希臘的征服，羅馬帝國對埃及的遠征，古印度佛國的突然滅亡，古巴比倫帝國的突然滅亡，羅馬帝國的解體星散，十字軍東征的宗教戰爭，等等，也無不因為各民族文明形態的巨大差異而生發出來。
歷史的邏輯是： 越是相互處於閉塞狀態，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於文明差異而引發的大規模衝突雖然沒有終止，但顯然呈現出大為減少的趨勢。文明的差異，文明的多元化發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處中越來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那麼，人類文明已經進入了無侵犯、無衝突的安全環境了嗎？
各民族的文明，已經可以不受威脅、不受制約地自由發展了嗎？
事情，似乎並不那麼樂觀。
種種動盪與衝突的後面，似乎總隱藏着一些深刻的歷史因素。西方諸多學者，力圖從文明差異的角度去解析當代世界衝突。在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也總有不同的聲音，力圖從中國文明的角度去解釋中國的事變與結局。對中國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西方也總有一種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 在中國古老的文明傳統中，究竟潛藏着什麼樣的發展基因、什麼樣的落後基因？它們將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1949 年年末，美國勢力退出中國後深感痛心，在全面檢討“究竟是誰失去了中國”的思潮中，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長長的《對華關係白皮書———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對美國與中國的歷史關係進行了系統的回顧與總結，企圖找出問題的核心所在。主編這一長篇文件的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就該白皮書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三千餘年以來，中國人發展了他們自己高度的文化與文明，多半未受外來影響。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後，中國人還往往能在最後鎮壓並同化侵入者。因此，他們自然會自視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現。
在19 世紀中葉，這座中國的、孤立的、到那時為止一直不能通過的牆，被西方突破了。這些外來者帶來一種進取性、獨一無二的西方技術發展和一種以前的外國入侵者未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人同化，反而為中國人介紹了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在刺激騷亂與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了一種定局，縱令這是未盡職責的結果，但仍然已成定局……我們仍舊相信，中國的局面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如何悲慘，無論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樣殘酷地處於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
歷史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以來中國的發展已經證明，當年的美國政府對中國文明發展趨勢的分析預測，其結論是多麼的背離事實。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美國人將中國文明的歷史只歸結為“三千餘年以來”？
為什麼一種立足於中國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結論卻如此經不起事實驗證？
中國文明的奧秘究竟隱藏在哪裏？
文明歷史對中國人的叩問，一直在延續。
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以他的鉅著《中國科學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國冀朝鑄先生題寫書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史”——證明了中國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他説過，“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中國（古代） 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 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約瑟的研究之前，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 提出了一個尖鋭的問題： 為什麼在宋代中國早已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而工業革命卻沒有首先在中國發生？這就是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韋伯疑問”。
李約瑟將這個“韋伯疑問”具體歸結為兩個問題： 其一，為什麼歷史上的中國科學技術一直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其二，為什麼到了現代，中國科學技術不再領先於其他文明？這就是同樣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問題一經提出，一直吸引着國內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尋求解答。經濟學家、哲學史家、科學家等紛紛提出見解，一時蔚為大觀。但是，我們始終不得要領，始終沒有相對深刻明確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對種種嚴酷的叩問，我們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難中延續了一百多年。
從1840 年開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中國遭遇了巨大的歷史衝擊。幾經亡國滅種的劫難，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羣開始了連綿不斷的關於自身歷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國何以落後貧弱？中國如何振興圖強？凡此種種關乎民族興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現了。
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實出路尋求突破的嘗試。
於是，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政治設計。
於是，有了五四運動對中國歷史傳統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戰。
於是，有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的新文化運動。
當我們這個民族終於獲得獨立，終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重建。在我們有可能藉助於高端文明時代的科學思維方式對我們的文明史重新審視並給以總結的時候，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與大劫難發生了。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説，“文革”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場噩夢。
基於最簡單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舊”的惡性方式，毀滅了大量的中國文明遺存； 以“評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極端化的偏狹理論，從服務政治需要出發清理文明歷史遺產； 對中國文明史作出了階級鬥爭模式的簡單化評判，對中國社會的歷史意識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時，“文革”以瘋狂的人治方式，以無法無天的大混亂，毀滅了中國文明體系中原本已經越來越淡薄的法治傳統。
今天，當我們真正獲得了相對寬鬆的思想環境，當我們試圖真正的正本清源，對我們的文明史進行系統的反思性總結，從而為我們的文明傳統尋求話語權時，我們驀然發現，“文革”劫難已經給我們客觀公正地評價中國文明史埋下了深遠的禍根。曾經普遍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羣體，基於對“文革”的反感，已經自覺地、不自覺地重新迴歸到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古老的歷史意識中，將熟悉而陳腐的局部傳統文化當作國寶國學，以某種難以言説的心態倍加推崇，並致力於向全世界廣泛傳播。
因為反對一個極端，我們跳到了另一個極端。
再一次，我們回到了曾經深陷其中的歷史煙霧之中。
但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智慧，並沒有被歷史的煙塵淹沒。我們堅韌努力的腳步，體現着中華民族再生與復興的偉大心願。在生存生計成為最迫切問題的歷史關頭，我們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新價值理念，停止了無休止的論爭，從紛雜的社會大折騰中擺脱出來，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變革圖強的努力之中。這種偉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國家。
《光明日報》1978年5月評論文章（資料圖）
中華民族在最艱難的歷史時刻，開始了真正的復興啓航。
但是，被我們擱置的問題，卻並沒有因為擱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國叩問，並沒有因為種種延宕而減弱。相反，當我們的國家日漸富裕強大而面臨新的文明跨越的歷史關口時，這一歷史叩問，變得更加突出了。
一個民族的發展要保持悠長的生命力，保持飽滿的生命狀態，就必須有堅實的文明根基。這種文明根基的堅實程度，不僅取決於文明傳統的豐厚性，更取決於一個時代基於清醒的歷史意識而確立的繼承原則。
我們可以因為最緊迫問題所必需的社會精神集中而暫時中止大規模的社會爭論，誠如戰國名士魯仲連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獲得必要的社會條件之後，對自身文明歷史的認真探究依然是一個民族復興必需的，甚至是基本條件性的歷史環節。
是的，我們應該告別“不爭論”的特殊時期了。
我們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將文明審視簡單等同於某一實際目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文明歷史的審視，不應該成為任何實際目標的手段；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文明歷史的探究，本身有其偉大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為實現偉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經得起考驗的歷史精神資源。這個目標，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確立我們民族的文明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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