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金融開放，恰逢其時

【文/姚洋】

很高興來到觀傳媒參加活動。

我非常贊同兩位前輩的觀點，金融開放的的確確要防範風險。但是我想做金融就是有風險，如果沒有風險，那就不用做金融了。所以我在這裏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融開放，我個人覺得是正當時，是可以再一次用開放促進國家發展的改革。

簡單地回顧一下我們國家金融的發展，想一想我們今天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是有益的。在上世紀90年代末之前，中國的金融基本上是沒有改革的，我們只不過是開始做一些商業銀行。那時候銀行全是國有的，金融也都是國有的。

即使是我們嚴控風險的情況下，金融領域的風險依然越積越大。90年代末， 尼古拉斯·拉爾迪 (Nicholas Lardy)，美國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寫了本書，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了。為什麼？如果看它們的資產的話，基本上是完全的資不抵債。

所以我們在90年代末之後，就來了一場非常宏大的整個銀行體系的改革，那次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成立了四個資產管理公司，主要為了把不良資產剝離。做完之後，我們經歷了10年的高速增長。

但我們要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新時期要以創新為主體，創新靠什麼？不能靠銀行，銀行天生保守，不願意把這個錢給創新的人去冒險。銀行代表我們這種普通的儲户，是非常保守的。

那這個事要誰來做？要直接金融來做，就是説市場金融來做。

所以從12年開始，我們就開始搞這個不叫改革的改革，叫影子銀行。影子銀行的大發展時期，也是直接金融增長最快的時期。當然這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市場良莠不齊，特別是P2P，暴雷的非常多。P2P本來應該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投資者和資金使用者直接見面，但它搞成了資金池，最後出現很大的問題。

到18、19年我們開始去槓桿，開始整頓，那麼去槓桿整頓對不對？方向絕對正確，繼續這麼搞下去金融風險太大了。但是去槓桿去得太快太忙，措施太嚴厲，去到最高峯的時候，我們直接金融的佔比只有5%了，我們曾經達到30%以上，去槓桿後只有5%了。

這一年多恢復了一些，到了20%，但是遠遠不夠。劉鶴副總理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關於金融下一步改革，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大力發展直接金融。因為創新型的國家，必須要搞直接金融。

但現在這樣一個經過去槓桿之後的金融監管體系，我覺得是不適應搞直接金融的。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尋找一個金融監管的新的平衡點。那麼引進外資，即外國的這些金融機構到中國來做，恰逢其時。

當然前面兩位前輩講的風險問題存在，我感覺主要是遊資問題。這些遊資進入中國，然後跑出去。但是我們要搞的金融開放，實際上不是對遊資的開放，應該是對國外金融機構的開放，他們來到中國，促進中國的改革，促進我們金融重新尋找一個平衡，這一點是更重要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詳細展開，我自己也不是金融專家，但是我相信我們所走過的路，過去幾十年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開放來促進我們國內的改革，就像我們當年加入WTO一樣。我想起當年加入WTO的時候，也有一個激烈的討論，是不是引狼入室，是不是狼要來了？有些人在討論前本來是朋友，結果因此分道揚鑣。

我們這次討論金融開放也是一樣，是不是華爾街的狼又來了？我覺得不會。為什麼？除了遊資問題之外，金融是本地化屬性極其強烈的一個行當。外國企業進來之後，可能會佔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想把我們這麼龐大的金融全給替代了，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想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是AIG。AIG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08、09年美國第一個救的企業就是AIG。為什麼呢？因為美國40%的家户跟AIG多多少少都有關係，它是一家巨型的保險公司。

在座的可能不知道AIG是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成立，後來搬回美國去的。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了，AIG重新回到中國，把它原來在黃浦江邊的總部一塊錢重新賣給上海市政府，換取AIG在中國獨立持牌，所以它是個獨資的保險公司。這是中國的第一家，這些年它做下來，做得還可以，但是對我們的衝擊幾乎是0。

我們能看到現在中國這些好的保險公司，像平安，都是90年代之後發展起來的。順便説一下，平安在世界500強裏排第28位，沒有受到在保險業開放後的影響，為什麼？因為這些外資企業不可能像我們本土企業那樣去做。就像我們的銀行每個轉角都有一家儲蓄所或者分行，平安搞保險業，是僱一大堆人做保險銷售員，然後挨家挨户地去推。

但是由於文化的影響，對法律的熟悉程度，還有對員工的管理態度等很多的問題，外資企業不可能像中國公司做得那麼好。所以我們的開放能夠促進國內的改革，但是根本不用去擔心説，外資、遊資能像狼一樣把我們的金融完全給摧毀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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