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兩個半因素決定中歐關係走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中歐，簡單講，就是北京和布魯塞爾的關係，也就是以法德為核心的歐盟。中國和歐盟都是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實體，所以兩國之間的利益糾葛非常多。
合作的方面有：全球化、自由貿易、氣候保護、核不擴散、反恐、疫情應對等。競爭的領域也有不少，比如歐盟每年和中國大約有2000億美元左右的貿易逆差，5G技術，美國沒有，只有歐洲和中國有。
衝突的領域也有：知識產權保護、市場開放、技術轉讓、中東歐合作框架、人權和價值觀問題包括新疆以及香港國安法。還有沒作為衝突但仍然不願意接受的如“一帶一路”。
但哪些才是決定中歐關係的根本性因素呢？
比如歐盟和俄羅斯，一個是能源，一個是地緣政治安全。能源決定了雙方要合作，地緣政治安全決定了對抗。中俄關系雖然也有能源和軍事技術轉讓因素，但當下決定兩國關係的根本性因素是美國。沒有美國對中俄的遏制，就不會有今天的中俄準盟友戰略關係。中英就是香港，動了香港關係就改變了，不動雙方就可以承受其他大多數風波。
從這個標準來看，中歐之間不存在這樣決定性的根本因素。上述任何事件發生，都不會決定性的改變中歐關係。但從影響力來講，有兩個半因素是最重要的。
歐盟實質上是以法德為核心。圖片來源：美聯社
第一個因素是指歐盟開始具有真正和實質性的自我獨立意識，要擺脱二戰後跟隨美國的外交框架。
二戰以後，面對歐美巨大的實力差異和蘇聯的威脅，歐洲成了美國的小跟班。在經濟、科技特別是安全方面依賴美國，即使冷戰結束，這種路徑依賴慣性也不是短時間可以消除的。一方面歐洲沒有這個意識，另一方面美國還仍然想維持這種格局，避免歐洲成為一種競爭和挑戰力量。歐盟成立後，美國一直保持警惕，奧巴馬在任內發生大規模監聽歐洲盟友領導人的醜聞。
但特朗普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他這四年不僅促使歐洲產生了強烈的自我意識，更給它們走向獨立自主創造了條件：美國放手令歐洲不用擔心獨立惹怒美國和付出代價。
所以在選舉前後，不管結果如何，歐洲政治人物而且是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核心國家的政治人物不斷提出和美國脱鈎，這個脱鈎是指不再依附美國。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美國大選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們需要繼續打造屬於我們自己的自主性，就像美國打造屬於美國的自主性，中國打造屬於中國的自主性一樣”。
2020年6月，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承認，昔日良好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已經過去，即使美國民主黨重新掌權，也不太可能恢復往日的輝煌。
2020年11月17日，法國和德國外交部長聯袂在《世界報》發表文章《鑑於動盪正在重塑世界，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提出“今天，歐洲不再只問自己美國能為他們做什麼，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問自己做什麼來捍衞我們自己的安全，建立更加平衡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
德國社民黨聯邦議院黨團代表團主席明澤尼西呼籲德國必須吸取過去四年的教訓，重新審視同美國的關係。他表示，歐洲應在更大程度上同美國"脱鈎"。“歐洲已經有人在認真考慮同美國進一步脱鈎的問題，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歐洲改革中心的外交政策主任龐德在媒體上表示，不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歐盟在國際上都需要減少依賴美國的領導力。“歐盟必須想辦法開始為自身做決定。”他的觀點引發共鳴。歐盟議會自由民主黨主席居伊·費爾霍夫施塔特在推特上發文寫道：“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歐盟都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法國前外交部長于貝爾·韋德里納10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坦率地指出歐洲不要理想化一個沒有特朗普的世界。美國即使拜登獲勝，除了氣候變化會和歐洲合作之外，其他老歐洲就不要再心存幻想了。美國的主要精力會放到亞洲。
歐盟自主獨立對中歐關係的根本性作用體現在什麼地方呢？一是中歐關係基本上擺脱了外部第三方因素的影響，美國因素在中歐之間已經不是根本性因素了。特朗普時代，中歐有必須合作的相互需要，這也算是一個根本性因素。但現在這個因素已經不存在了，而且以後這個因素也不會再存在了。即使2024特朗普再度贏得大選，在歐洲已經覺醒的情況下也不會了。
二是歐盟不僅要從自身角度來看多極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會從自身利益角度處理與各極的關係，那就是合縱連橫，既有合作又有對抗。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或者一方決定歐盟的外交政策和它與某一方的關係。誰是歐盟的敵人，誰是歐盟的朋友已經不重要了，也是很難分的清了。
過去歐盟擔心中美對抗，但自我意識覺醒後，就會發現中美空前激烈的競爭其實是它走向完全獨立的一極和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的歷史機遇。可以説，中美競爭時間越長，歐盟的戰略機遇期越長。否則一旦雙方分出勝負，歐盟就會是下一個目標。所以，如果某一方處於下風，歐盟就會更多的偏向那一方，以使得這場競爭長期化。這個時期短則二十年，長則五十年甚至一個世紀。
因此從這個角度説，有特朗普時代，中國還算比較幸運。假如當年是希拉里執政，歐洲又沒有獨立覺醒，真的會有歐美齊心協力對付中國的可能性。現在歐洲第一位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如何利用歐美對抗達到自己完全獨立自主發展的戰略目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對華、對美關係，而不再是跟在美國後面對付中國。
如果説特朗普把歐洲和中國一視同仁，那麼現在輪到歐洲對中國和美國一視同仁了。所以歐洲政治人物提出歐美脱鈎，其含義就在這裏：即擺脱對美國的依賴，不再以美國馬首是瞻，重走獨立自主之路。
另外，今天的歐盟走向獨立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不會再追求霸權，所以在地緣政治上和中國不會有根本性衝突。簡單説，中美可能會在南海和台海爆發全面對抗，但歐洲不會。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文明的特殊性。
中國文明一向內斂和平，今天國力雖然大幅提升，但卻是大國中參與戰爭最少的國家。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是唯一一個沒有對外發動戰爭的大國。相反，中國更願意以經濟和外交手段協商和處理全球事務。以我在歐洲二十年的觀察，儘管精英和大眾對中國並不十分信任，也有很多不滿，中國崛起後甚至還有恐懼感和敵意，但整體上來看，對中國還是勉強可以接受的，頗有兩害相較取其輕、退而求其次的味道。
我曾經和一個長期激烈批評中國的學者有過一次辯論，他説根本無法接受一箇中國主導的世界，我沒有和他爭論中國是否願意、能夠和應該主導這個世界，而是説好啊，尊重你的看法。只是西方在衰落，出現真空，總要有力量去填補吧。中國不行，那麼下一個有實力的就是俄羅斯。他一聽臉變色道：“那更不行了。”“俄羅斯不行，那麼下一個就是伊斯蘭文明瞭。”他更是臉色大變説：“那更更不行了。”於是我笑道：“看來，只有中國還算是可以的。”他頓時沉默了。
2019年2月，華盛頓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各大洲26個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4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實力和影響是對他們國家的重大威脅。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韓國和日本，這個比例更是分別高達67%、66%。特別是韓國，竟然與認為朝鮮核武是主要威脅的人的比例旗鼓相當。歐洲盟友法國和德國都是高達49%；美國的南鄰墨西哥高達64%。幾乎同時，德國自己舉行的民調，民眾也將美國視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德國人最怕的有兩件事：一是美國，一是老年痴呆。
皮尤中心每年都會發布反映世界各國及其領導人影響力和民眾信任度的民調報告。根據2018年的調查報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中得分最低，只有27%的受訪民眾對他在國際事務中正在做正確的事情持有信心，歐洲國家西班牙只有7%的受訪民眾支持這位美國總統，其次是法國9%和德國10%。70%受訪民眾對他沒有信心。
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不僅促成了自己的迅速發展，而且還和歐美融入一體。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以致於歐美都到了連口罩、醫藥用品都依賴中國的地步。
中國文明這個特性對於追求全球霸權的美國來講沒有意義，但對不追求霸權的歐盟非常不同。歐盟很難和中國翻臉、承受攤牌的代價。對美國而言，霸主地位的價值超過任何其他利益，它可以為了捍衞霸主地位而放棄其他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中美貿易喪失了壓艙石作用的原因。但歐洲沒有這樣更高的利益，它既不可能和中國成為盟友，也不可能成為敵人。
至於半個因素，是經濟。本來以中歐這樣的體量，經濟不會是根本性因素。從道理上講，中國用經濟捆不住美國，也捆不住歐盟。但是歐盟有一個特殊性，它是由法德作為核心的。因為德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不能發展軍事，也不能有地緣政治戰略目標，它只有發展經濟。德國對中國經濟上的依賴本來就很大，在疫情時代，由於只有中國經濟復甦，這種依賴會更大。德國對華出口佔整個歐盟對華出口的一半。隨着中國經濟進步發展，這種依賴會更強。除非未來德國能夠成為正常國家，否則這種就很難改變。德國在歐盟中的份量決定了歐盟不會和中國攤牌和真正對抗，所以我把經濟算做半個因素。
圖片來源：新華社
我個人認為，這兩個半因素能夠決定中歐未來至少二十年左右的關係：既有合作，也有競爭，但不會有對抗。至於再遠的未來，可能不存在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中歐關係了，原因是歐盟的前景很暗淡。
歐盟處於一體化和應對危機搶時間的狀態。即目前全球性的挑戰和危機越來越大，需要歐盟儘快一體化來應對。但歐盟一體化在主權國家概念下推動遲緩甚至倒退，以致於出現危機和挑戰跑到一體化前面的狀態，導致歐盟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和挑戰。比如這次疫情，歐盟發揮的作用極小。歐盟對大規模難民問題的不當處理，也是英國脱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一體化逆轉的重要原因。
我們看二十一世紀以來，歐盟頻頻發生危機，一波接一波：2009年主權債務危機、阿拉伯之春引發的難民危機、2016年英國脱歐和民粹主義全面崛起、2020年新冠危機。歐元區用了足足十年才走出2008年的全球危機，意大利則一直都沒有走出來，然後就遇到了更大的打擊：新冠疫情。事實證明，現在歐盟的邦聯形態是無法應對外部重大挑戰的。
除了這些危機，歐盟內部經濟缺乏活力和競爭力，而且由於擴容過快，嚴重影響了其效率和應對危機的效能。目前的歐盟可謂內外交困。
經濟缺乏活力的原因，我簡單總結一下：
一是社會福利成本高，税賦高，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
二是工會力量強大，導致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機制，難以改革。
三是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人口下降，醫療開支沉重，生產率下降，養老金赤字越來越大。
四是由於傳統產業力量強大，導致歐洲互聯網經濟發展緩慢，創新不足。
五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崛起，歐洲難以與之競爭，許多傳統優勢產業喪失優勢。
六是歐元區只有統一的貨幣政策，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導致許多國家寅吃卯糧，演變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拖累整個歐洲發展。
七是新冠疫情應對失敗，疫情一波未平第二波又爆發，對經濟的打擊是全方位的：投資、消費、國際貿易。
歐盟各成員國大多存在人口老化、少子化和種族結構伊斯蘭化的致命挑戰，而且從目前看仍然是無解。未來不管是將之強制同化，或者將之驅逐，甚至種族滅絕，或者甘心接受伊斯蘭化，這樣的歐洲就不是現在我們談的歐洲了，很可能歐洲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了。
正是由於這些問題，現在歐盟對中國也基本上只有動口的能力，採取實際措施基本不可能，新疆和香港問題就是如此。有的國家對華為進行限制還是因為美國的巨大壓力，中國也把責任主要算到美國頭上。
最後做一個結論，沒有一個因素能夠根本顛覆中歐關係。可預見的未來，決定中歐關係的根本性因素是兩國的發展狀況，看誰能解決好自己的問題。至於更長久的未來，歐盟解體的可能性很大，歐洲伊斯蘭的可能性也很高。到那時，就不存在現在的中歐關係了。
今天的中法關係和中歐關係類似。雙方沒有壓艙石，既不會是盟友也不會是敵人，沒有哪一個因素可以直接決定兩者的關係。過去還有一個達賴問題和對台售武，現在這個也不存在了。從1964年雙方建交到現在，法國在中國外交的份量一直在下降，最根本的原因是實力對比。我2000年去法國時，中國經濟總量還落後於法國，現在已經是法國的6-7倍。2000年時，法國媒體很少報道中國，現在則是聚焦中國，每天都是媒體必報的話題。但現在中國媒體對法國的報道很少。
第二個原因，法國和德國不同，單純靠經濟是捆不住它的。更何況中法經濟互補性本就不高。中法貿易額僅佔法國國際貿易額的7%-8%之間。法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有全球利益。它的戰略眼光不僅在歐洲，還有非洲、中東以及北美。雙方都沒有牌能夠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影響對方，不像俄羅斯，有能源和地緣政治牌，法國必須正視它的存在。另外，由於文化的因素，法國不如英國務實，缺少實用主義。英國是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卻可以不顧美國的公開反對第一個加入亞投行，法國就做不到。戴高樂這樣的人物實際上特例，是非法蘭西特性的。
法國只有戴高樂和希拉剋兩位總統對中國是重視的，其他總統實際都不把中國作為外交重點，法國外交界和戰略界也不把中國當做重點。他們分析國際事務的順序是這樣的：歐洲（歐盟和俄羅斯）—非洲（前法屬殖民地為主）—美國—中東—亞洲，在亞洲部分又分中國和日本。而且在選舉的時候，中國很少成為議題，因為法國社會不關注，也就沒有政治價值。奧朗德、馬克龍在成為總統前，也都沒有訪問過中國。薩科奇也是很少，我印象中他被希拉剋排除在外那一段時期，曾來過中國。
第三個原因，法國的問題幾乎是歐盟的翻版：經濟乏力、福利高競爭力差、債務高企、種族結構、民粹主義崛起、反恐等，也都很難解決，最後要麼極右執政，要麼伊斯蘭化。
當然，中法這樣的關係也有好處，就是誰也不願意惹事，屬於錦上添花，但關係也不會真的很密切。而且隨着兩國國力進一步拉大，雙方未來的不確定性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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