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朝貢，只是明朝在賠本賺吆喝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人多了就會有江湖，國家多了就要有國際秩序，當代如此，古代也是一樣。當我們談起古代中外關係的時候，經常會提到一個詞：朝貢。

有人説，朝貢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也有人説，朝貢是大國身份的象徵；還有人拿今天的國際組織、貿易條約類比古代的朝貢體系。

那麼，究竟什麼是朝貢？為什麼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朝貢的現象？在整體上，我們又應該如何認識朝貢體系？筆者願就這些問題，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朝貢首先是政治事件，其關鍵是明確國際關係，中國是宗主國，前來朝貢的國家是藩屬國的關係。

作為藩屬國，這些國家必須承認中國在政治、文化上的優越地位，並且按照中國的要求，在規定的時間派遣使節朝覲，表達對中國的歸順與臣服，具體表現在謙恭的文書、使臣的跪拜禮儀等等。

作為對藩屬國歸順的政治回報，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統治政權給與認可，頒發金印、敕書等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憑證。

確定了朝貢視野下的政治關係之後，才會有為人所熟知的經濟交流。作為宗主、藩屬政治關係的延伸，藩屬國在前來朝覲之的時候，必須向中國皇帝進呈本地的土特產，以示恭順。

這些外國使節跋山涉水，甚至遠跨重洋而來，所帶的東西的實際價值並不重要，往往以新奇為主。中國沒有什麼，他們就帶點什麼。比如明朝的皇帝喜歡獅子，可中國又沒有獅子，於是外藩使者看準了皇帝的口味，既有走海路，也有走西北陸路，經常向明朝進貢獅子。

《皇都積勝圖》局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如此海陸並進，積極進貢獅子，固然有投其所好，討好明朝天子的目的，也是為了獲得豐厚的賞賜。富有四海的中國皇帝，接受了異域藩屬不遠萬里送來的禮物，當然不能讓人家空手而回。包括明朝在內，歷代朝貢都存在“薄來厚往”的情況，中國給予的賞賜在經濟價值上遠高於藩屬國的進貢。

仍以獅子為例，帖木兒王朝曾經嚮明朝進貢了一頭獅子，得到了三十箱禮物的回報。由於受益太過豐厚，各國熱衷於進貢獅子，甚至出現了假冒的“獅子”。成化年間撒爾馬罕進貢了兩頭獅子，卻“狀只如黃狗”，只不過頭大一點，尾巴長一點而已，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許就是藏獒一類的大型犬。

這種經濟上的交往，吸引了人們的注意，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抱怨，古代中國在朝貢的過程中吃了太多的虧，白白花費了真金白銀，只不過滿足了皇帝的虛榮心而已。但歸根結底，對中國而言朝貢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主、藩關係的互相認同，是一切有關朝貢的基礎，否則就會像清朝時的英國使團一樣，無論來得多熱鬧，不跪下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只能敗興而歸。

朝貢首先是政治，更確切地説，朝貢是一種外交政治體系，是傳統時代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基礎。近代以來，這一體系受到了許多人的詬病，主要是出自於兩個方面。

一是就此種外交體系而言，中國高高在上當宗主國，其他國家必須表示臣服，並且承認中國的優越感，這是一種自封“天朝上國”的自大。第二類批評則是朝貢體系之下的外交，以經濟意義衡量是得不償失的活動，屬於“花錢賺吆喝”。

這兩方面的批評，都或多或少存在失實與誇大。作為古代中國主導的外交體系，朝貢當然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今天看來，臣服具有不平等的屈辱屬性，但在傳統時代的政治格局下並非完全如此。

如航海家費信所言，當時各國使臣爭先恐後嚮明朝朝貢：“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貢獻臣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朝貢體系的建立不是強迫或征服的產物。較之於近代以來西方建立的殖民體系，朝貢體系要温柔地多。

作為朝貢體系下的世界中心，中國有責任維持這個世界的秩序，特別是調節各藩屬國的矛盾。但除非威脅到中國的安全，這種秩序的維持大多不會上升到武力層面。用明朝人的話説，“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為之佐鬥，不亦惑乎？”

雖然中國與朝貢國之間是宗主與藩屬國的關係，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對各國的內政並不感興趣，更不在意實際控制權。更何況朱元璋早早地就定下了十五個不徵之國，生怕子孫後代興兵。由此而言，較之於霸權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古代的朝貢體系更富有和平的因素。

“不徵之國”資料圖

第二類批評從純經濟角度來説是有道理的，但實際上混淆了作為國際關係的朝貢與作為對外貿易的朝貢之間的界限。梳理學術史會發現，用經濟得失評價朝貢體系，主要是在上世紀中葉，受到“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的影響。

從西方列強的發展經歷來看，殖民時代的對外關係促進海外貿易擴張，甚至鼓勵海外搶掠，由此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表現於朝貢貿易，而朝貢貿易在經濟上得不償失，西方在賺錢，中國在虧本，長此以往，最終中國全方位的落後了。

不過，這樣“算賬”，未免太過小氣。一方面，在傳統東亞世界中，中國無論在各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期處於輸出的地位，就經濟利益而言，與其大費周章從海外獲得資源，不如在本土深入發展。龐大的帝國體量與特殊的政治分量，使得明清中國在東亞世界裏缺少向外索取資源的興趣。西方人在東南亞收穫幾船的香料，就能引起轟動，但在龐大的明清帝國，只是不太重要的小事。

另一方面，雖然朝貢施行“厚往薄來”，但無論是“來”還是“往”，其數量都是有限制的，除了極少的情況，比如瓦剌的“索貢”，朝貢對國家財政的影響非常有限。

以被後人詬病的明代朝貢為例，翻閲明朝史料，幾乎找不到正常朝貢往來對國家財政造成衝擊的記載。反而是在朝貢體系下的國際秩序被打破時，明朝被迫親自出手收拾，才會真正耗資不菲。比如萬曆年間抗倭援朝的軍費，那才是真正的金山、銀山，相較之下，朝貢貿易的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

仇英《抗倭圖卷》局部  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

事實上，明朝君臣從來就不傻，關於朝貢貿易的得與失，他們心中的小算盤可能比後人還要準，不僅早就控制了“吃虧”的限額，還想法設法“找補”回來。

前來朝貢的使臣只有持有明朝官方頒發的“堪合”，才能與明朝商人、百姓進行貿易，朝貢與海外貿易事實上合為一體，規模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正德以後，明朝官府不僅約束朝貢貿易，還從中“抽分”。到了隆慶年間，隨着海禁的逐漸開放，朝貢貿易的獲利空間就更少了。

就歷史傳統而言，朝貢體系淵源於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是儒家“家天下”觀念的對外延伸。在這種外交理念下，中國要把各國都納入共同的大家庭之中，中國是家長，各個藩屬國則是家庭成員。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一套東亞版的“家天下”。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將朝貢體系稱作“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與國際秩序，

推行朝貢體系的，不只是中原王朝。南宋事實上就加入了以金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國家實力的強弱，決定了朝貢體系的中心與國際秩序的主宰。在以中國為核心的龐大國際秩序之下，傳統時代的東亞世界還存在次一級的朝貢體系，比如日本對琉球、安南對佔婆，都提出了朝貢的要求，並形成了相應的次級國際秩序。無論是從延續時間，還是從接受程度而言，朝貢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秩序，都曾是東亞世界國際關係的基石。

近代以來，由於落後的現實，中國的歷史遺產受到了西方人、日本人，甚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質疑。從中國屢遭侵略，不斷捱打的情形出發，人們審視朝貢體系，很容易產生嘲諷的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夢境，而以中國為中心，建立一套國際秩序更是不自量力的幻想。這種對朝貢體系的批評，很容易走入殖民主義的語境。同樣是以某一國為中心，殖民時代的“日不落帝國”與霸權主義世界觀下的美國，卻很少受到人們的嘲笑與蔑視。

在朝貢體系的經濟交往中，中國的有所損失，但在國際秩序的大局觀下，這並不是問題。縱觀世界歷史，凡是扮演核心大國角色，都或多或少得要承擔一定的國際義務，經濟上的負擔是最為常見的一種表現。這種經濟上的負擔，是獲得政治地位、維持大國形象的必然支出。

事實上，如果完整地考慮經濟貿易，朝貢貿易也未必就只是損失。外國使節獲得了中國皇帝的賞賜，他們又大多憑藉與中國商人貿易，在這個商貿交往的過程中，國家層面的經濟損失，完全有可能轉變為民間的經濟收入，甚至於再通過官營商貿、税收等形式返還於國家。

古代尚且如此，紛繁多樣的現代經濟自不必説。在評判國家對外政策的時候，如果只考慮直接經濟效益的得失，恐怕是一種不甚高明的認識。

需要説明的是，朝貢體系畢竟是傳統時代的產物，其效用是有限的。仍以明朝為例，在對外武力強盛的永樂、宣德年間，不僅有萬邦來朝，共尊大明的盛況，明朝對國際糾紛的干涉也頗為有效。

比如暹羅王朝入侵鄰國，經過明成祖的訓誡，暹羅派遣使者入朝請罪。安南發生弒君內亂，更是被明朝直接出兵平定。但從明代中葉以後，再無艦隊遠航，明朝國家的對外政策也趨於保守，對國際關係的維護停留於缺乏實際效力的紙面文字。

比如正德六年滿剌加被佛郎機（葡萄牙）人攻陷，國王派使節嚮明朝求援，明朝只是譴責佛郎機，並沒有更實際的行動。在缺少武力震懾的情況下，朝貢體系很難有效解決重大國際糾紛。

晚明以後，先有日本侵略朝鮮，引發明朝直接出兵，而後女真興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以明朝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遭受連番衝擊。面對來自朝貢體系內的挑戰，作為宗主與國際秩序中心的明朝已是應接不暇，一步步地走向兇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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