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的核心概念——統一性
【文/ 範勇鵬】
近年談中國話語、中國學術範式、中國知識體系者漸眾，帶來40年政治學發展之新風。在這種主體意識高揚的氛圍下，以中國政治實踐之鮮活、歷史積澱之雄厚、人文智慧之深沉，久之必能產生可觀成果，樹立中國政治思想、政治科學的世界領導地位。當然也存在問題，例如論述應然者多，立足實操者少；高瞻遠矚者易，夯土板築者難；理念談得深，方法和路徑探索尚淺。最可憂者，這些思考和探索，遠遠不到所謂“主流”成果之九牛一毛。
在政治學的大學課堂、學生論文、學術項目和著作發表中，西方政治學範式仍然處於強勢地位。**不少學者對中國學術範式的討論常常不以嚴肅的學術眼光視之，導致研究特朗普推特被當成學術、討論中國模式卻被認為是宣傳的現象。**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歷世界性轉型的大時代，我們的年青學生，仍被灌輸着充斥西方陳舊意識形態的偽知識，無視腳下活生生的時代脈動，殊為怪異。因而眼下提出中國知識體系正當其時。
為何要説知識體系，而不是簡單地説知識？不同於對自然世界的認識，人類對社會的認識不可能有純粹客觀而充分的知識，所有的知識都是在有限材料的基礎上、在特定時代、由具有主觀性的特定頭腦所發現的。所以關於社會的知識自然具有“建構性”。此外，社會知識的傳播也有賴於結構化的敍事，只有能夠形成一套故事、反映出一定意義的知識才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而獲得傳播。所以，有意義的知識往往呈現為一種體系，這種體系試圖基於某種範式或邏輯來歸納反映了事實的材料。而知識體系的基石，就是作為敍事出發點的概念。
二戰結束以降，西方政治科學和意識形態構建起來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就是基於一系列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權利、選舉、民主、程序、多元等。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西方學術思想和範式大舉進入中國，這些概念和知識體系也充斥了中國學術思想領域。如果不能跳出這些概念和知識體系，則中國政治的實質無法得到反映，中國政治取得的進步無法得到承認，中國政治存在的真問題反會遭到掩蓋或扭曲，中國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也將永遠脱節。
因而，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建設的第一步就是解構西方政治核心概念（筆者將於另文專門闡述），基於歷史、比較和實證研究，提出科學客觀的新概念體系。這方面，國內學者已經做了諸多優秀努力。當然，這是一項長期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今日學者所做之努力，均是在各自方向上之突擊，雖曰功不唐捐，畢竟尚未形成陣線。唯有假以時日，從者日眾，方能如武王《牧誓》所言之“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形成強大陣容。
若試舉當前一點不足，則多數研究多倚重於中國古代道統或當代政治實踐，部分研究也涉及當代中國與西方政治之比較分析，較少能將人類歷史上主要政治制度納入一爐、縱橫比較古今中外、建立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座標系、抽演出反映人類政治生活之核心要素的概念體系者。本文試從這個角度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
比較：中西政治學統之別
中國古代政治觀念比較意識不強，缺少對政體的關注，特別不重視形式化的分類。這可能是由於中國很早就進入了走向一統的歷史軌道，如康有為所説，“中國曏者非國，而曰天下”，政治發展具有內在的方向性張力。因而秦漢統一之前出現過的不同政體形式和因素，未引起哲人足夠關注，如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所説：“無一足為中國法，是故化成發達，鹹出於己而無取乎人”。
自秦漢大一統之後，中國政治即成為當時國人所知世界最高級的政治形態，即便是少數民族政權，也無不借鑑中原政府形式，發生“漢化”。史家的確注意到並記載了各種不同的政府形態：歷時地看，北朝、遼、金、元、清等朝代均有獨特的制度創造；共時地看，歷朝歷代均有與郡縣制並存的王國、都護、土司、羈縻州縣、宣慰、萬户、衞所、盟旗、將軍、伯克、苗防以及地區性的政教合一等制度。但是這些不同形態的政府形態大多被視為向中原制度演進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未得到同等重視。
何尊銘文“宅茲中國”
相反，地中海世界長期處於小型國家並存的狀況，而政體不同是當時人觀照自身和別國時得到的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因而西方人產生出較強的比較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這兩種文化各有利弊。中國政治觀念更擅長於思考政治道統、實踐智慧及具體的統治技巧，但是除了持續兩千年的封建-郡縣之辯和清末以降的國體辯論外外，缺少對不同國家制度形式的理論關切。[1]無比較則無抽象，“屹然出中央而無校讎，則其益自尊大”，限制了中國人對制度演化的開放性想像，並導致一惡果：如同缺乏免疫力的人面對瘟疫一般，中國人一旦長期習慣的制度失敗，便會無所是從。清末以降的中國人可謂是上下求索，君主/共和、立憲/復辟、總統/議會、聯邦/單一、漢地自治/五族共和、蘇維埃/法西斯均嘗試過，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新回到穩定的制度框架之下。
西方政治觀念則長於分類和比較，較早形成了政治科學的基礎。但是政治生活的複雜性遠非形式主義的類型學能夠包容，長期沉迷於類型觀念也嚴重限制了西方政治思想，從古典哲學到啓蒙思想，再到二戰後政治科學，乃至晚近的一些制度史研究，[2]多散發着“得形而忘意”的陳舊氣息。
在今日劇變時代，西方政治學和新聞報道仍然戴着政體類型的老花鏡來看世界，把問題都歸結為政府形式（津津樂道於民主化等形式概念），習慣於從政體更替等外科手術式方案中找藥方，似乎制度只是處於社會生活頂層的可替換標準件，可以用工程學的方法來隨意更改。
基於新比較提出新概念
新的政治知識體系要借鑑古今中外的一切資源，擇善而從。從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我們可以借鑑比較的意識，以及一些講求邏輯的分析方法。從中國政治思想傳統中，我們可以吸收其對政治本質和實踐智慧的關切。同樣，對於波斯、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偉大文明的政治經驗，也要抱以同樣的尊重和關注。因而，我們需要一種“新比較”：
首先，跳出中西比較，將古今中外各種主要政治制度納入視野；其次，超越簡單的形式比較，避免脱離於政治實踐的學究式研究，更多關注政治制度的實質和深層邏輯；最後，運用科學的方法，在比較的基礎上探尋制度發生和發展的原因及規律等。
基於初步的比較研究，筆者嘗試提出漫長曆史進程中人類政治生活所面對的核心命題，並提煉出了諸如統一性、平等性、公共性、客觀性、人民性等核心概念。基於這些概念，我們可以更客觀、更科學地理解人類政治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可找準中國政治在人類歷史和當代世界政治座標中的定位，重新發現併科學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歷史的有機聯繫、與中華文明的內在統一，以及在當代世界上的巨大優越性。同時，基於這些概念的分析也能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製度的侷限和弱點，有助於未來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探索。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統一性問題。
統一性：人類政治的“第一價值”[3]
《易經·繫辭》上傳有一句話，“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這本是對人的修養提出的要求，但是其中兩個概念“可久”、“可大”卻對理解政治極有啓發。人類歷史上所有文明的政治生活，首要的正義原則和功能就是提供普遍的秩序，而秩序的實現永遠面臨兩個根本挑戰，就是可久和可大。所謂可久，即政治秩序在時間中的持久性、穩定性。所謂可大，即政治秩序在空間中的規模性、統一性。
從國家的歷史來看，首先遇到的通常是可大的問題。如果説人類政治發展有什麼規律的話，那麼第一條就是政治共同體的規模由小到大的發展。從原始部落到大規模帝國的發展在各主要文明均有出現。但是在中古時代，中國之外的多數大規模國家均未能持久而解體，特別是地中海地區普遍出現了封建化或半封建化。
自中世紀末期，這些地區又進入了新一輪追求“可大”的潮流。知識界往往過度關注歐洲、特別是西歐啓蒙運動之後的發展，其實從大規模政治制度建設的角度看，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成就更為顯著，遠遠領先於歐洲。直到歐洲民族國家、殖民帝國以及美國、俄國乃至歐洲聯盟等大規模製度的出現，西方文明才又一次進入到可大的實踐階段。[4]至此，西方在規模維度上才達到了與中華文明大體相近的政治文明水平。
大規模製度實現後的問題就是能生存多久。從系統論角度來看，也就是一個複雜大系統能否維繫穩定。“盈不可久”，越大、越複雜的系統，穩定的條件要求越高。歷史上，在從城邦進入帝國階段之後，除中國之外的其他文明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規模瓶頸，很多文明崛起成為帝國之後即面臨無法長期維持穩定秩序的困境。只有中國跳出了合久必分的歷史陷阱，成就了可久的偉大傳統，使今天之中國，成為歷史文化沒有中斷的唯一原生型文明。
可大可久即為“大一統”。姜義華教授稱“自秦漢以來，政治大一統成為中華文明一個最顯著的特徵”，[5]非常準確。問題是，中國的統一性傳統自近代以來卻常常得不到學界正視，甚至會成為自我矮化的理由。“近百年來，人們在揭露和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黑暗統治時，經常漠視傳統的政治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6]究其原因，是近代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的崛起做出的一個錯誤歸因：因其分裂、分權，故其科學、工業、制度得以革新和強盛。嚴復的“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矣”是代表性觀點。[7]
姜義華著《中華文明的經脈》
雖然世界歷史中的政治實驗不斷證明分之弊端，知識羣體中仍存在着一種崇尚西方分裂分權的潛意識。改革開放之後的思想解放給這種潛意識以流向地表的自由空間，其影響縈繞至今。法學、政治學、歷史學中以分為美、熱衷於多元主義、否定中國統一傳統和世界政治發展之統一性前景之類的觀點仍大行於道。
統一性有幾層含義，一是大規模政治秩序的實現（小國寡民即便實現長治久安也與統一性無關）；二是文化上“定於一”（揆諸歷史，凡大國之多元文化未能凝聚成共識合力者，國恆亡）；三是國家和基層社會單元之間的直接聯繫（如果國家意志和法律不能穿透權力的分層，直接抵達個人或家庭等社會單元，則不能算是達到了國家建構的統一性要求）。[8]
基於這三方面對統一性的研究，可由以下幾條可能的理論路徑展開：
1、從空間維度，基於規模來研究統一性問題。
這方面已有諸多嘗試，例如將規模視作因變量者，有趙汀陽、[9]徐勇、[10]蘇力[11]等，關於運河、灌溉等基礎設施[12]和中國地方行政制度[13]的不少專門史著作也在這方面做出了貢獻。將規模作為自變量者，張維為、[14]林尚立[15]等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規模對制度的影響。
除上述研究路徑之外，對於規模問題尚缺乏更為科學化的研究，包括但不限於借鑑系統論、晶體結構、拓撲學、生物學（如黏菌）、網絡理論等科學技術理論和方法的研究。[16]使用科學方法，對於研究統一性制度的規模效應問題十分必要。
過去的政治制度研究比較忽視規模效應問題。國家的治理不是簡單的規模疊加，不是像積木一樣把不同的模塊組合到一起就行。到一定規模，就會從量變到質變。一定的制度，只能適用於一定的規模。
希臘城邦，不管是雅典的奴隸制民主還是斯巴達的寡頭貴族制，在規模稍微擴大之後就持續不下去了。羅馬共和國的制度，一旦超出意大利就行不通，只能改用帝國制（羅馬帝國實際上缺乏成熟的制度建設，一直到15世紀東羅馬最終滅亡，主要都是靠軍事聯盟體系支撐）。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共和國制度雖然派系紛爭、內鬥頻繁，畢竟還運行了幾百年，但傳播到荷蘭、英國之後就要改變。英法之間、德奧西之間都由於複雜的封建權利變革而形成過不同規模的實體，瑞典、丹麥、挪威之間也形成過卡爾馬聯盟，但這些鬆散的實體均未能避免最終解體的命運。
美國建國時，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體選擇和國家規模的問題。在美國制憲會議的辯論中，很多討論都是圍繞着瑞士的共和制能否適用於一個大規模的國家（實際上當時的北美邦聯並不大，只有區區二百餘萬人口）。美國最後採取聯邦制，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按照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的想法，只要有辦法，決不會採用聯邦。聯邦制本身就包含着十分危險的分裂因子，時不時會冒出來。[17]這些現象表明，規模的問題不是終結了，而是遠遠未能解決。
再看中國，秦、隋這樣的朝代之所以短命，通俗史觀都説是因為殘暴。其實，它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制度能夠適應大規模國家的問題。大國怎樣統治，怎麼汲取資源、收税，怎麼維持信息和物流的暢通，怎麼保障邊疆的穩定，都需要付出試錯的成本。歷史上的各大帝國都是一種制度嘗試，但是歷史證明，只有中國成功了，沒有陷入長期分裂，而是向着統一的方向不斷發展。我們不能説中國的成功沒有偶然性因素，[18]但是肯定是必然性為主。
有些方面，歷史上各大統一帝國的選擇差不多，無非是修建道路、驛道系統，實現信息、人員和物資的流通，有時還需要長城、運河、海塘等基礎設施的支撐。這些事情羅馬、希臘、波斯都做過，中國做得更好一些而已。
區別比較大的就是制度方案。**從封建制到郡縣制，把政治主權收歸中央，中央權力直接插入到地方，並構造良性的央地關係，是中國製度歷史的一個主題。顧炎武説“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應該説各有長短。但除了中國之外，世界各主要文明在建立現代國家之前都沒能解決這個“其專在下”的問題。**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都沒有能解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成績略好。美國這樣的聯邦國家和歐盟這樣的超國家共同體，其實也依然面臨着其專在下的挑戰。美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州際貿易條款”，歐盟法的“輔助性原則”，都是要解決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之間的博弈關係，遠遠未達到制度的統一性標準。
所以對於秦、隋這樣的朝代，它們面臨巨大的挑戰，就是開創人類前所未有的統一的制度。新制度不可能非常成熟，也面臨着阻力，它們用自己的犧牲，趟掉了地雷，為後面的漢、唐奠定了穩定的基礎。對於中國這一獨特歷史經驗，相比起傳統史學和政治學研究，使用科學方法的研究還極其有限。
2、從統一的文化角度來研究統一性問題。
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定於一”。我們今天講社會主義價值觀，講初心使命，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講“一致性與多樣性相統一”，都是追求一種凝聚性的文化、一種向心的觀念力量。[19]中國是在從先秦到漢武帝這個漫長時期中，基本奠定了這個定於一的基礎。
秦統一之後，統一了文字、度量衡等標準層面的東西。這只是給統一的文化提供了一種基礎設施，還不足以讓文化自動地趨同發展。這就有點像羅馬人給帝國內所提供的拉丁語、羅馬法等，這些東西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商業發展和社會流動，但還不足以提供觀念的共識，沒辦法產生一種道統。只有後來基督教才提供了這種東西。
**秦的滅亡，除了制度試錯外，未能在觀念上建立起共識有很大關係。西漢儒家提出獨尊儒術，《春秋》“大一統”就是“以一統為大”，就是要給天下提供了這樣一種“一”。**獨尊儒術讓中國的統一過程產生了一種“棘輪效應”，此後疆域上的重構，近代以前在觀念上從未離開過儒家所奠定的底色。
等待發掘清理的秦始皇帝陵二號兵馬俑坑，圖自新華網。
中國文化的很多特點，都可以從這個“一”中找到根源。比如和諧文化。為何中國能產生和諧性文化，就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一種道統，當集團、朋黨、民族、地區等發生利益矛盾時，中國會發生衝突，但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多多少少能約束人們的行為，連皇權都要受到這種價值觀的約束，不僅皇帝在後世的形象由它決定，王朝本身的合法性也由它規定，符合它就事半功倍，不符合它就事倍功半。
這種定於一，在其他國家是不是也需要呢？回顧西方現代國家建構，也存在這樣一個定於一的過程，具體而言是伴隨着中央集權、宗教戰爭和民族同化的過程而實現的。比如法國就是通過專制集權把政治統一了，通過宗教戰爭把文化統一了，通過民族主義把語言統一了。歐洲各國大多經歷了這個過程。
歐洲國家這種定於一的過程往往是同時通過同化與排斥完成的，這與中國有極大不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歐洲國家首先要儘量把一些難以同化掉的因素（如摩爾人、猶太人、吉普塞人以及其他無法同化的羣體）排擠出去或消滅掉，然後再把各自的民族、語言、文化同一化起來。其實這是地中海諸文明的一個共性特徵，地中海歷史中經常出現“民族逃離”現象（Exodus），一直持續到二戰後，今天在中東地區又一次泛起。
美國建國曆程中也多次發生類似現象，如摩門教徒的遭遇。但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更主要是靠同化、歸化。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都還在實施強行同化政策。中國歷史上則主要靠自然而然的融合，不僅較少出現對某一羣體或族羣進行系統性排斥的現象，[20]主流文化也是採取“未聞往教”、“修文德以來之”的態度。[21]
西方在現代民族文化建構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大問題：二戰後，定於一的過程沒有完成，就遇到了蘇聯的挑戰和國內階級鬥爭的威脅，只能靠建構一套“權利”話語來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這個過程借鑑了大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因素，比如普選權、性別平等、勞動權利等等。
但是社會主義是集體本位的，這些權利的基礎是階級、人民本位。而資本主義是個體本位的。在個體本位的社會里，強調集體性權利，必然會導致權利的個人化、原子化、多元化。將社會主義價值移植到個人主義本位的文化中，產生水土不服，結果就是“文化多元主義”氾濫。從7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各種羣體都積極要求自己的權利。在權利話語的泛濫之下，社會已經沒有多少基本的價值和道德共識。
過去人們認為西方贏得了冷戰，蘇聯失敗了。但現在看，冷戰的競爭也給西方留下了“內傷”。歐美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定於一”尚未完成，就開始搞“多元化”，這就帶來了“逆共同體化”的惡果。
在1980-90年代，美國發生了嚴重的“文化戰爭”和政黨極化，保守派學者亨廷頓、保守派作者希默爾法布（Himmelfarb）等早在90年代就指出了美國的人口和文化危機，保守派聯邦法官羅伯特·伯克認為自由主義全面腐蝕美國文化，布熱津斯基也認為價值的崩潰威脅到美國文明。今天美國的社會和文化撕裂印證了當年這些保守主義者們的擔憂。多元文化有可能成為壓倒西方文明的一根稻草。
今天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在面臨着文化共識解體的威脅，即使是主流文化傳統強大的中國，也因文化代際演進、新技術新媒體、權利思潮和宗教/文化保守主義等因素的影響而面臨巨大挑戰。因而，對統一性的研究，要將文化統一性作為一個核心性的要素來處理。
3、國家與基本社會單元之間的直接聯繫
從政治角度看，人類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怎樣實現國家的公共性，也就是讓國家成為所有人的國家，實現所有人的身份平等，保持權力和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避免權力和財富世襲的過度發展（具體分析見筆者後續關於平等性和公共性的專文）。
古今中外的政治失敗，大多是由於這個方面出了問題。古代的貴族制度和現代的代議制度顯然都是解決不了這一問題的，因為它們都是服務於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唯有統一性的制度發展，可以產生打破橫向和縱向社會分隔的本能衝動。隨着橫向的分裂割據和縱向的社會等級被打通，就出現了廣泛平等的人，以及國家與包括個人在內的社會基本單元之間的直接關聯，也就是福山所説的現代國家。
反過來，以廣泛平等和個人與國家直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也被歷史證明具有遏制貴族割據、資本肆虐的動機和能力。這樣，具有“穿透性”的中央權力的集中和流動性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種正向反饋機制。
統一性的這一方面，確實是中國歷史的獨特經驗。譬如秦以後郡縣制對封建制的勝利，士人官僚對貴族的取代以及兩漢均產、魏唐均田等歷朝事例所產生的小農社會，在世界歷史中都是極其獨特的。
早有先賢發現這一點，如梁啓超就認為中國專制之下無階級不平等；胡漢民早年曾在《民報》撰文稱貴族階級絕滅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特色；章太炎説中國二千年秩級已弛，人民等夷，名曰專制，其實放任，他認為專制之國無議院，沒有議院則不存在貧富之間的差異，自然也就不存在橫亙於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阻礙。
為何中國產生此獨特歷史經驗？研究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釋，例如何柄棣從黃土的特性出發，解釋了中國定居農業的出現如何催生了人本主義。[22]由人本主義來看，作為與奴隸主的人身依附權、宗教神權、貴族土地權相對的普遍人權，最早是在中國出現的，而且領先歐洲至少15個世紀。溝口雄三則從中國“公”字的起源指出中國具有普遍性道德化的公共觀念。[23]中國這一經驗雖然獨特，卻並不“地方”，而是代表着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性。[24] 事實上，英國代議制度和文官制度，法國專制王權，普魯士官僚制度，美國的文官改革和行政權的不斷擴大，均是公共性國家演進的關鍵進步，亦是這種普遍性之體現。
從基於特權的貴族政治，向基於一個地理空間內所有人與國家之間直接聯繫的“現代”政治的轉變，在現代以前只有中國取得了持久而大規模的成功，國家成熟程度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所有文明。現代世界各國貌似普遍實現了這一點，實際往往只是用現代性的平等面紗遮住了封建性的胎記。
以美國為例，人們通常認為美國誕生於平等，崛起於平等，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獨立之前，美國社會仍然是英國社會的一部分，有很強的封建傳統，身份之別仍是社會主要鴻溝，王權仍是通過層層社會關係才能抵達社會基層。[25]建國立憲之後，聯邦制結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因素。[26]
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國家與社會基本單元的對接，但是代議制“民主”使地方性因素頑固化；歐洲一體化受到國家主權的阻擋，也未能在更大空間拉動現代大規模國家的現實。這些因素導致美歐的統一性仍然處於未成熟狀態，很有可能在未來的挑戰下爆發危機，導致現代國家“可大可久”追求的又一次失敗。
當然，作為統一性制度的主要表現形式，官僚制度本身也會成為癌症病灶，導致了中國歷史上週期性的揭竿而起，王朝更替。這是很多人批評中國大一統政治的一個主要論據。但是，這是人類政治的基本宿命，迄今沒有任何文明找到了解決辦法。[27]任何制度都會腐朽衰敗，唯一能抗衡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中的人——死的制度中的活性力量。不同性質不同形式的活性力量都可以發揮作用，比如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精英階層、活躍的民主、組織力量等。
以當代中國為例，黨的領導以及鮮活的協商民主實踐都是克服官僚國家走向僵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從更深處講，從荀子、唐太宗、毛澤東到霍布斯、傑斐遜，都道出了人民的意志和反抗權利乃是政治“合法性”的終極來源。[28]
相反，西方現代政治學所講的程序正義、自由、法治，從來都沒有提供過真正的合法性。程序只能在既得利益和權力結構穩定的情況下，用來裝點門面。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2020年德國圖林根州議會選舉都暴露出，當程序的結果不符合某一集團利益時，他們一樣會棄如敝屣。
更遑論社會發生總體性危機，那時任何程序、法治或“憲政”都不可能解決問題。今天英美等國的政治程序都已經處在臨界點，正在勉強維持均衡狀態，下一步的發展非常值得關注。
常有人拿歐洲歷史上很少有大規模人民起義來反推中國製度之弊端，其實這有點類似於拿昆蟲不會得癌症來論證它比哺乳動物高級（實際上渦蟲、水螅等也會得癌症，只是因為低等生物的生命週期太短，通常難以表現出來）。歐洲自羅馬之後到近代之前幾乎沒有出現過達到一定規模和制度成熟程度的像樣國家，就像一個四處漏汽的鍋爐，壓力根本就達不到臨界值，自然不會爆炸。
相反，**歐洲歷史上王室和宗教戰爭幾未中斷，與中國歷史上常見的長達數十年上百年的均衡狀態相比較，高下立判。**到近代，西方國家建構過程甫一開始，就陸續發生了德國農民戰爭、英國憲章運動、法國大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此足以説明“程序”邏輯無法掩蓋“反抗”邏輯，西方國家的統一性之路達到一定水平後也存在着所謂“歷史週期律”。社會革命其實是國家與社會基本單元開始建立直接聯繫階段的一個必然產物，也是社會消除積弊而實現自清重構的一種機制。
統一性的意義
從古到今，統一性提供了普遍政治秩序、安全、法治、市場分工、貿易條件、以及文化凝聚和共同體的產生。這些東西是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都需要的基本條件，而且是最難以實現和得到保障的條件。美國聯邦國家的建立和歐洲一體化是統一性追求之“普遍性”的最好證據。美國憲法序言第一目標就是實現“更完善的聯合（A more perfect union）”，美國整個歷史就是統一性上升的過程；歐洲一體化幾乎所有的條約（從《羅馬條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流產的《歐盟憲法條約草案》到最新的《里斯本條約》）都希望消除分裂、加強經濟整合、完善內部市場和要素自由流通。
統一性在國家克服危機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也有重要意義。温鐵軍新著《去依附》提到現代國家克服危機的重要手段是以國家意志來“做多”。但是20世紀以來能夠成功的均是美、蘇、中等大國。這背後的原理顯然與統一性分不開。統一性的優勢在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得以顯示。過去不管是歷史學還是政治學，對一個文明或國家的“自足”性關注不夠。
**一個文明，總要有一定的規模，才能夠支撐起相對獨立的經濟循環，才具有抗危機能力。歐洲、中東的國家，歷史上很少能夠實現這種自足性。今天也許只有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這樣的國傢俱有一定的自足性。**當然這種自足性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後，都是不夠的，全球化更是將世界經濟連成一個整體。過去西方國家的興起，主要的原因就是殖民擴張，也就是靠外部資源來供養內部的現代化。
美國相對好很多，原因就是美國的地理空間大，對殖民帝國依賴較少。所以美國外交政策在19世紀到20世紀都是反殖民主義的，當然它不是出於正義，而是要打破勢力範圍，因為自由貿易對它有利。正是因為美國的現代化比歐洲對外部資源的依賴要小得多，美國才能夠產生不同於歐洲列強實力政治原則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觀念。
新中國建立以來，長期受到封鎖，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每一步都是由中國人民做出了巨大犧牲而實現的，這個過程裏總有一部分人受損、一部分人受益，所以今天社會上一些矛盾，一些怨氣與此有關。西方人也喜歡拿這些問題，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但是，中國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部分人的犧牲和受損，實現了國家的總體發展，很多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被超越了；一些權利最初受到壓抑，但隨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當然，中國共產黨要不忘初心，要維護這個社會的總體公正，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
比較來看，中國是近代以來唯一一個不向外轉嫁矛盾和戰爭而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也是最小的。對於指責中國低人權優勢者，其實可以反問一句：如果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以歐美的方式完成現代化，你們受得了嗎？地球受得了嗎？正是由於這種統一性，給中國完成現代化，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也要看到統一性的弊端。毫無疑問統一性會扼殺掉一部分豐富多樣的天賦、才華和權利，會壓抑部分人性，約束創造力，抑制企業精神和社會活力，會削弱社會的自組織性，導致社會對政治穩定的依賴更高。這些方面怎麼平衡，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沒有一種政治理論可以回答，也永遠不應該指望哪種政治理論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極端的情況下，甚至需要極端的手段。
當分裂威脅過大的時候，人類是有一些政治經驗的，比如美國的林肯訴諸戰爭，英國、西班牙的中央政府一度訴諸國家機器。但是如果遇到統一的弊端過大時怎麼辦？這方面人類還極其缺乏政治經驗，因為擁有過中國這樣成功的統一經驗的國家太少了，需要在未來實踐中深入探究。
《亂世佳人》劇照
但毫無疑問，統一性是人類政治發展的大趨勢，人類政治的終極方向，人類所有政治問題的最後解決，一定是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空前嚴酷的方式提醒了人類的確已經是一個命運與共的整體。從這個角度講，統一性是真正的“普遍性價值”，是中國政治經驗能夠提供給人類的寶貴財富。
未完成的統一性
中國從上一次的分裂中，還未完成重建。國家統一完成之前，不能稱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各國今天也都面臨着新的分裂挑戰。[29]但在此傳統意義外，統一性還面臨着新性質的考驗。
在農業時代，國家需要壟斷暴力才能克服分裂性的力量。在工業時代，國家需要克服資本對國家權力的侵蝕和俘獲。除中國外，其他文明幾乎都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這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也離不開長期的統一性政治傳統。但是即便是實現了國家統一穩定，解決了國家對資本的良好管理，人類也永遠不能説解決了統一性問題。因為新的技術、新的權力資源會不斷湧現，不斷地對國家形成挑戰。
比如，在今天這個時代，暴力、資本依然是最主要的權力資源，但是信息、數據、計算能力的重要性在上升。這些新的權力資源，有些控制在國家手中，有些控制在資本手中，有些甚至控制在個人手中。這就形成了個人、企業分享國家權力，分擔國家治理的局面。處理得好，就是一種協同治理，處理不好，就會形成新形態的分裂、割據和對抗。而怎樣保證數據、算法、科技掌握在人民手中，受到民主的控制，是新時代國家面臨的巨大挑戰。
西方的方案，簡單地靠選舉、靠法治、靠分權制衡和程序正義，勝算不大，因為自由制度在設計上就是為了便於社會性權力對國家的影響和俘獲，今天資本能做到的，未來的新權勢也能做到。中國的方案，傳統的官僚制度、新中國的人民民主，也都不是註定能夠輕鬆獲勝的，一刻也不得鬆懈。因而，新時代仍要繼續探索實現新的政治統一性的道路。
註釋：
[1] 周振鶴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曾出現兩次大變局，其一是封建改而郡縣，其二是專制改而共和”。見周振鶴：《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頁。
[2] 如【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英】芬納：《統治史》，馬百亮、王震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
[3] 林尚立較早提出了“統一性”問題，見《大一統與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緣起》，載陳明明主編：《勞工政治》（《復旦政治學評論》第十六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頁。筆者較早亦在一部網絡視頻演講中提出“統一是最大的普世價值”，見範勇鵬：《又見中國：中國政治模式》，《觀視頻工作室》，2018年4月13日-5月19日。儲建國等基於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提出了包含着結構與意志雙重含義的“統一性”概念，見儲建國、陳剛：《政治有機體視角下的政治健康度指標體系構建》，載《比較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輯。
[4] 筆者在一篇文章中重點分析了地中海各文明的小規模政治傳統，見範勇鵬：“重思規模：探尋有關可久可大之道的政治學”，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總第3期）。
[5] 姜義華：《中華文明的經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6頁。
[6] 姜義華：《中華文明的經脈》，第6-7頁。
[7]《嚴復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65頁。
[8] 關於這一方面，參見範勇鵬：《統一性、聯邦制與美國製度中的“封建性”因素》，載《東方學刊》2019年冬季刊。
[9] 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0] 徐勇：《歷史政治學視下的血緣道德王國——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與悖論為例》，載《雲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11] 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12] 如大量運河史方面的著作以及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等。
[13] 如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 張維為：《文明型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36頁。
[15] 林尚立：《大一統與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緣起》。
[16] 金觀濤等做過有價值的嘗試，但是其歷史概念本身存在較大問題。許倬雲等以及歐陽瑩之的《龍和鷹的帝國》均為有益嘗試。
[17] 範勇鵬：《統一性、聯邦制和美國製度中的“封建性”因素》，載《東方學刊》，2019年冬季刊（總第6期）。
[18] 如周振鶴普提出假説：如果是齊而非秦統一中國，可能制度路徑會有不同，參見周振鶴：《假如齊國統一天下》，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第2期。
[19] 比較來看，歐盟的官方哲學表達在這樣一句口號中：“多元中之統一”（Unity in Diversity）。顯然其本體仍是多元，只是希望從多元之中生出最低限度之一致，此與中國的經驗大相徑庭。
[20] 如果從中國局部地區來看，的確有諸如河西前涼、南方客家等漢族居民大規模逃亡遷徙現象，北方和南方邊緣地區也有民族逃離現象，如匈奴、突厥。但是在中華文明核心區，政治統一性帶來的共同文明空間的實現使之轉化為一種內部的流動組合，避免了大規模的文明排斥。有一些西方學者試圖從中國或東亞歷史中找到類似於地中海的民族逃離現象，如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統治説，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西方歷史經驗來想像中國和東亞歷史的產物，參見其《逃避統治的藝術》，王曉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
[21] 中國主流文化形成背後的機制值得研究，例如科舉等制度為多元文化下的不同羣體提供了一種獎勵機制，使其自願接受主流文化來換取權力資源；也提供了一個尊崇感的來源，成為各種文化主動效仿的模範，比如北方民族政權和王朝的主動漢化和越南、朝鮮等藩屬國的跟隨。
[22] 參見何柄棣：《華夏人本主義文化》，載《何柄棣思想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一章。
[23] 【日】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孫歌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24] 如張光直就認為中國歷史有普遍性，而地中海文明才是特例，見張光直：《青銅揮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第212-213頁。
[25] 參見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26] 範勇鵬：《統一性、聯邦制及美國製度中的“封建性”因素》。
[27] 美國學者也逐漸認識到制度衰朽的問題，只是認為法治、民主等能夠克服，無疑過於樂觀，且待歷史的檢驗。參見【美】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28] 當然，中國政治傳統不存在“合法性”概念，而是講“有道”和“無道”。此處使用之合法性概念是為順應當前語言流俗，在中國知識體系建設過程中，合法性概念本身也需檢討和解構。
[29] 見範勇鵬：《重思規模》，第17-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