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就卻：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都經歷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丘就卻】
他們是猶太人，有的篤信猶太教，生活方式傳統；有的是世俗人士，卻也坦然承認自己的猶太背景。與此同時，他們卻對以色列國——戰後猶太人公認的新家園——報以激烈的批評。因此，他們被一些人看作數典忘祖的叛徒，乃至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者”和“自我仇恨的猶太人”（Self-hating Jews）。而另一些人則誇讚他們是淳樸的傳統猶太人以及正直而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他們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批評以色列？他們的批評是基於怎樣的事實和思想背景？
無論如何，他們的存在讓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審視“猶太”和“錫安主義”、“現代以色列國”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同時，他們也反映了不同社會力量圍繞民族、宗教、佔領、正義、迴歸、發展等困擾着巴以和平前景的重要概念，曾產生過怎樣的摩擦與碰撞。
今天，就讓我們走進他們當中的幾個代表，看看這些“反錫安主義”而並不“反猶”的猶太人到底説過什麼，做過什麼。
“城市守護者”及其他正統猶太教徒
在以色列分佈着不少正統猶太教徒社區。正統猶太教徒往往篤信宗教，比較傳統而保守。從穿着上看，正統猶太教徒男性穿大體（黑色為主，也有其他顏色），戴禮帽，留鬢髮。女性則一般穿長裙，可能包頭。一般情況下，男性一生學習猶太宗教經典，女性負責生育和撫養孩子。他們一般排斥現代科技，在某些社區，最常用的公告方式可不是我們這種微信羣或公眾號，而是在公告欄裏面貼告示。在經濟方面，他們需要拿國家資助，但因為孩子太多，妻子往往需要靠打零工補貼家用。
然而就是這樣一羣拿着以色列政府資助讀經學院的人，卻有相當一部分反對以色列政權，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呼籲摧毀“錫安主義政權”。這裏面最激進的一派恐怕就是曾經會見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城市守護者”社團（Neturei Karta）了。除此之外，還有Satmar、Toldos Aharon等若干團體。
別説以色列政府和世俗人士對此大為不滿，是不是我們這些局外人剛剛瞭解到這一現象的時候，都難免詫異：為什麼被政府養着，他們還反錫安主義？反過來，為什麼以色列政府即便如此還要養着這羣人呢？
正統猶太教徒在遊行時高舉反錫安主義口號和巴勒斯坦國旗（https://www.adl.org/resources/backgrounders/neturei-karta）
説來話長。從神學信仰上來看，傳統的正統猶太教徒反對世俗錫安主義政權倒也不難理解。在他們眼裏，猶太人在政治上的復興要等到“彌賽亞”救世主到來之後。對於他們而言，這是神的工作，人力不可干預。而作為一種世俗民族主義運動的錫安主義，就自然被解讀為對天意的粗暴干涉，其罪當誅了。此外，從生活方式上看，正統派比較保守，對錫安主義早期倡導的世俗生活方式比較牴觸，這更是不難理解。
因此，正統猶太教徒一邊領着資助，另一邊還和政府對抗。他們寧死不服兵役，上街遊行與軍警發生衝突時，激烈程度不亞於巴勒斯坦青年與以色列軍警的碰撞。他們甚至曾經毆打闖入耶路撒冷正統社區Mea Shearim的以色列士兵，引起這位士兵母親的大為不滿。她表示這些正統猶太人“和加沙的‘恐怖分子’一樣”。她質問道：我的孩子在前線打擊“恐怖主義”，保護的不就是你們這幫不勞而獲的教徒？
這質問是不是挺振聾發聵的？但正統派未必那麼想。他們可能確實無法理解：你們去轟炸加沙和我的安穩生活之間，到底有怎樣的因果聯繫？
其實，這個説法也不無道理。正統派定居奧斯曼巴勒斯坦的歷史，其實遠長於世俗錫安主義移民。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正統派移民是出於宗教信仰而非政治上獨立建國，也沒想過自己是這片古老而複雜的土地唯一的合法主人。錫安主義背後的現代西方民族主義和殖民擴張背景，在十九世紀其實並不為大多數傳統猶太人所熟知。對於正統派而言，在錫安主義者到來之前的那麼長時間，即便自己和當地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的相處未必完全和睦，但後來從三十年代開始打打殺殺的局面卻並不常見。從他們的角度看，混亂是你們帶來的，建國本身違反神的意圖，而現代性又打亂了自己的生活節奏。現在你們居然還要強迫我們也去服兵役殺人？那自然是寧死不從了。
耶路撒冷Mea Shearim正統社區；旗幟上寫着“我們不當兵”（作者攝）
嚴格地説，正統猶太人和世俗錫安主義者的真正矛盾所在，乃是傳統文化與一種西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矛盾。具體到二者身上，這也是關於誰才能代表“猶太”這一身份的爭奪戰。與此同時，對於以色列政府而言，正統猶太人又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生育率高。只要他們還在繼續繁衍猶太后代，只要以色列對他們有一些表面的容忍和幫助，那麼在國內外輿論中以色列的“猶太性”就不容置疑。
當然這種容忍不是沒有限度的。政府致力於迫使正統派年輕人入伍當兵以接受錫安主義大熔爐的改造，如此一來，正統派高生育率所造就的下一代就可以忠於錫安主義並接受錫安主義話語體系中“自我”（處於“危險時刻”的猶太民族）和“他者”（周圍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民眾乃至全世界對猶太人“不懷好意”的“罪人”們）構建。到那時，正統派的轉化就成功了——就好比曾經的東方猶太人最終變成了“宗教—錫安主義者”，而且比歐洲裔猶太人還要敵視阿拉伯人一樣。錫安主義化的正統派，也就不會再是世俗政權的敵人。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城市守護者”們能守護的那座“聖城”，徹底改旗易幟也是早晚的事情。誰能代表“猶太”？這場爭論還在繼續，但勝負的天平肯定會向掌握着輿論和教育工具的現代國家機器傾斜。
美國左翼猶太知識分子：諾曼‧芬克爾斯坦
但上文提到的現代猶太國家，一定要走堅定的“錫安主義”道路嗎？即一定要號召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擠走當地人，並在此建立一個排他性的世俗民族主義猶太政權嗎？這種行為所引發的地區緊張和人道主義危機如何處置？此外，猶太民族主義的宏大敍事會不會掩蓋以色列這個移民社會內部本身具有複雜的社羣關係和階級矛盾？
隨着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有一些猶太（包括以色列籍）知識分子，也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着“誰能代表猶太人”和“如何建立猶太國”的問題。一些繼承了歐美左翼猶太人傳統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到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左翼運動影響的猶太知識分子，成為了這場爭論的積極參與者。
很多人可能聽説過，著名猶太裔語言學家諾安‧喬姆斯基不僅反越戰、批評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且還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批評家，並曾因此被以色列拒絕入境。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第一位左翼猶太學者就是他的晚輩朋友，美籍猶太人學者諾曼‧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
芬克爾斯坦1953年出生在紐約，父母都是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青少年時期，他受父母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反越戰運動，同情社會主義。八十年代中後期，芬克爾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他就生活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城Beit Sahour。當時以色列軍警和巴勒斯坦民眾之間的衝突對他衝擊很大。之後三十年，他一直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以及兩國解決方案奔走呼號，並撰寫了多部有關猶太曆史和巴以關係的著作。
然而，與喬姆斯基的功成名就不同，芬克爾斯坦的政治立場卻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在一部關於他人生經歷的紀錄片中，喬姆斯基曾提過：因為芬克爾斯坦對以色列某些舉措及其對美宣傳的批評，他的博士論文在普林斯頓大學無人審讀，幾年後才勉強獲得博士學位。他之後的工作經歷也不順利。幾經輾轉之後，48歲才在德堡大學（DePaul University）找到助理教授職位。2007年，54歲的芬克爾斯坦因批評某哈佛猶太裔教授的論述抄襲而捲入紛爭。巧合地是，在那一年他沒有通過德堡大學的終身教職評估，從此失業至今。
芬克爾斯坦的成名作《大屠殺產業：反省對猶太苦難經歷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
不過，職業發展上的不順並沒有耽誤他的研究和寫作。九十年代他就出版了兩部關於巴以衝突和巴勒斯坦歷史的專著。之後，芬克爾斯坦的研究重心轉向了“反猶主義”及對“反猶主義”的濫用。在《大屠殺產業：反省對猶太苦難經歷的利用》（The Holocaust Industry: Reflection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Jewish Suffering）一書中，他認為，西方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在當代已經被某些政治團體所利用，成為了他們攫取政治資本、為自身行為找正當性的藉口。
他大膽地指出，戰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敍事就反映了某些猶太政治精英和後來的以色列官方對猶太曆史的濫用。戰爭是殘酷無情的，而且成千上萬的歐洲猶太人和波蘭人、蘇聯人、吉普賽人一起遭到了納粹分子的壓迫和屠殺。他自己的父母便是這一場浩劫的親歷者。但他表示，在自己的童年時期，幾乎很少有人提到“大屠殺”（Holocaust）這個詞。大約在六七十年代之後，這個詞才越來越多地被提及，並且變成了一場不可更改的、正典式的宏大敍事。而“大屠殺”和猶太之間也被劃上了等號，似乎其他民族、其他羣體都不曾或不配遭受過能與之相提並論的迫害和災難。
這當然只是芬克爾斯坦的一家之言。不過，筆者曾讀過一本出版於二戰後期（1944年）的書籍，作者是紐約的猶太學者。這本書中，作者討論了歐洲猶太“戰爭難民”的處置問題，也討論了在巴勒斯坦繼續建立猶太“殖民地”（原文如此）的可能性。但確實沒有將猶太羣體單獨拿出來看作二戰最大的殉難者。“戰爭難民”是當時猶太知識分子對歐洲猶太人的定位。
芬克爾斯坦在書中説很多個人曾經從將猶太曆史遭遇產業化的過程中牟利。有些人甚至不惜偽造自己的經歷，甚至少數“大屠殺倖存者”都無法證明自己在任何集中營生活過——更有甚者，有人甚至無法證明自己是猶太人。另一方面，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在戰後早期對於歐洲猶太人的“軟弱可欺”形象是不屑一顧的。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甚至會稱大屠殺倖存者為“人體肥皂”（這在一些電影中也有所體現）。恰恰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後，以色列開始愈發重視對“大屠殺”宏大敍事的宣傳和研究。
芬克爾斯坦在滑鐵盧大學與人辯論（視頻截圖）
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一場講座中，芬克爾斯坦的言論顯然對一些青年學生產生了衝擊。一位女學生淚如雨下地“控訴”芬克爾斯坦無視猶太人民的悲慘遭遇。而這位習慣於跟人硬碰硬的猶太學者如此回應她：
“我不尊重，也不喜歡，這種鱷魚的眼淚……”
台下一下子炸了鍋，很多聽眾紛紛讓他閉嘴。但芬克爾斯坦的聲音壓過了他們。他繼續道：
“我從不願在聽眾面前打‘大屠殺’牌，但這次我不得不這樣：我已故的父親，曾在奧斯維辛；我已故的母親曾在邁達內克集中營。我父母兩邊每個家庭成員都被處決了。我父母也都曾在華沙隔都。他們教導了我和我的兩個兄弟——面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罪行，我不會沉默。在我眼裏，沒有比利用他們（猶太人）的苦難和犧牲來為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辯護更令人不齒的事情了……如果你還有一點善心，你應該為巴勒斯坦人而哭泣。”
再後來，芬克爾斯坦的研究重心再次轉向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多次軍事行動，並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牛津大學的一場辯論中，他和一位聽眾就以色列空襲造成加沙過萬平民死亡以及以色列一方有幾個平民傷亡發生了爭論。最終，對方不得不承認：“數字不重要，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還是以色列人，無論多少人死亡都是悲劇！”而他馬上接過了話茬：“如果我們猶太人可以抓住六百萬這個數字不放，為什麼巴勒斯坦人不能強調傷亡數字呢？”當今西方，除了猶太學者，恐怕沒有人敢説這種話。
他還曾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探望難民後代，並在黎巴嫩的電視台上表示，納斯魯拉（真主黨總書記）是你們國家唯一能抵抗外敵入侵、捍衞民族獨立的人。在西方，他又因此飽受批評。
芬克爾斯坦在紐約的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示威中被捕（https://www.worldbulletin.net/america-canada/norman-finkelstein-arrested-in-new-york-pro-palestine-protest-h141674.html）
這位即將年滿67歲的老者，一生沒有取得世俗意義上的巨大成功。他靠著作和演講謀生，沒有穩定的收入。他丟了工作，曾因參加示威在美國被捕，也曾被以色列拒絕入境。連他的律師弟弟都納悶：為什麼自己的兄長因為立場倒了一輩子黴還不改悔？而芬克爾斯坦坦承自己受到了母親的巨大影響。他的母親是一位左派，一直告訴他解救歐洲的是蘇聯而非美國，並且是一位積極的反越戰活動家。
在一場講座中，當一位聽眾問芬克爾斯坦是否覺得自己“親巴勒斯坦（pro-Palestine）”時，他當即否認：“我只是親正義（pro-justice）。”
以色列左翼學者：依蘭‧帕佩
依蘭‧帕佩（Ilan Pappe）差不多是芬克爾斯坦的同齡人，出生於上世紀1954年的海法，父母系德裔猶太人，於三十年代離開了納粹德國，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父母雙方都有多位親屬在二戰中喪生。因此，錫安主義運動——如果只看在遠離德國的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政治實體的這件事本身——實際上是值得帕佩一家感恩的。
這位以色列歷史學家也並不否認這一點。只不過，他對此有極大的保留。在一次採訪中，他曾説：“我從未低估過（錫安主義運動）的那些成就。但我的父母並不能預見到建立猶太國的方式是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掠奪。”
帕佩（中）與另兩位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合影。左為法國製片人Frank Barat，右為著名猶太語言學家諾安‧喬姆斯基
佩普曾入伍並參加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而這場戰爭中，阿拉伯聯軍攻勢頗盛，以色列一方勉強不敗。因此，這一場戰爭在以色列的宣傳工作中遠不如第一次和第三次（即六日戰爭）搶眼。第四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社會開始反省六年前的大勝所帶來的自負和浮躁氛圍。在這個環境下，帕佩踏入學術圈，於1984年在牛津大學取得中東研究博士，進入海法大學任教。
帕佩自認為屬於以色列的“新歷史學家”一代。這些學者的作品顛覆了傳統以色列歷史學家關於錫安主義和以色列建國曆史的經典敍述——即大衞對歌利亞式以弱敵強的正義事業。特別是有些學者通過新採訪和新解密的檔案，指出以色列軍隊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曾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包括屠殺，迫使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背井離鄉，形成了二戰歐洲、猶太難民潮式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
一本出版於1944年關於猶太二戰難民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書籍（作者資料圖）
帕佩並不滿足於調整戰爭史敍述本身。在《現代巴勒斯坦史》一書中，他試圖書寫一部從每一個巴勒斯坦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奧斯曼時期的本土猶太人——角度去審視巴勒斯坦現代化進程的歷史。他想分析在這個過程中外來者——不論是奧斯曼官僚、錫安主義移民還是後來的英殖民當局——與原住民之間圍繞着權力和話語的互動。在他眼中，巴勒斯坦這篇土地應該有自己的一套歷史話語，而不僅應該囿於某一方的民族主義敍述。
跨越民族主義的思想背景是什麼？作為芬克爾斯坦的同齡人，帕佩在青少年時期或許也經歷了類似的社會和思想風潮。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曾在1999年作為由以色列共產黨領導的某黨團的候選人蔘加了議會選舉。
帕佩對於錫安主義運動的批判似乎比芬克爾斯坦還要直白和深入。在他眼裏，戰爭暴行以及對猶太人悲慘遭遇的濫用只是表象。他認為，錫安運動本身就是一場殖民主義運動，是西方殖民主義的一個分支，只不過這一支的執行者不是某個帝國，而是在歐洲無力圈地建國的世俗西方猶太精英。
因此，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從一開始就纏繞在了一起，同時還要加上對宗教典籍和古史的利用。面對着早已世代居住於此，操阿拉伯語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基督徒乃至本土猶太人，西方錫安主義者將其視為“他者”。他們是落後的象徵，而自己則代表着先進的西方文明。
更有甚者，有些敍事不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於是，彼時的巴勒斯坦，被稱為“留給無地之民的一塊無主之地”。筆者曾親耳聽過以色列在華留學生説過這種觀點，讓人哭笑不得——聖經傳説尚且承認古代以色列部落到來之前此處有迦南人、赫梯人等原住民。因而，除了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成分也摻雜在內。而這一切，都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思想和政治潮流息息相關。
錫安主義移民運動宣傳畫（圖底為歐洲猶太人的意第緒語：幫他建設“以色列地”；英文為“幫他建設巴勒斯坦”）（https://hautevitrine.com/2011/09/20/1930-united-israel-appeal-poster/）
土地上已有的居民，卻完全不配擁有這片土地，這種敍事還在哪裏出現過？不外乎北美、澳洲、南非。因此帕佩認為，以色列和這些地方一樣，就是一個完全一樣上的“移民—殖民”政權。只不過，北美和澳洲原住民在政治意義上已經完全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還沒有完全放棄。一次在澳大利亞參加訪談節目上曾出現滑稽的一幕：帕佩這位以色列人激烈批評錫安主義，而幾位澳大利亞嘉賓則極力維護錫安主義。帕佩毫不留情地對他們説：不意外，反正其實你們都是一路貨。
帕佩將以色列這個西方眼中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稱作殖民政權，對巴勒斯坦人實行了“種族清洗”（他一本書的題目），引起了軒然大波。實際上，赫策爾《猶太國》和直到四十年代的猶太作品中，都從不避諱猶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只不過後來，隨着反殖民運動的開展，“殖民”成了貶義詞，稱以色列“殖民”也就成了西方輿論中大不敬的罪過。
2005年前後，帕佩覺得自己在以色列已經無法生活下去。在一次報刊採訪中，他表示那時候自己已經收到死亡威脅。以色列議會譴責他，教育部長公開呼籲海法大學開除他，甚至有專欄作家稱：我不會讓你殺掉他，但有人如果這麼做了，我也不奇怪。在海法大學，同事已經不敢和他交往。他支持和指導的碩士論文被勒令修改，學生被起訴，只因論文揭示了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前人未知的一場戰爭暴行。最終，帕佩遠赴他鄉，至今執教於英國的埃克塞特大學。
作為一個老左派，他的理想是建立和平共處的兩族國家——除了古代的傳統帝國和社會主義國家，還有誰做到過呢？他説，自己曾統計過，即便幾百萬巴勒斯坦難民都回歸故土，巴以地區也有足夠的土地讓他們安家。他只是想説：為什麼從未涉足於此的很多猶太人有“迴歸權”，而真正被趕走的巴勒斯坦難民後裔卻只能生活在難民營中呢？他認為，在一個殖民氛圍濃厚的地方建立兩族一國，第一步就要給以色列社會“去殖民化”。這種觀點在很多人眼裏，自然又是異端學説。看來，這位老者可能終將只得在異國結束自己的學術生涯。
尾聲
其實這些人，只是千千萬萬不認同某些宏大敍事的猶太人的代表。這個名單遠未完結：以色列著名記者Gideon Levy，以色列開國將軍後裔Mike Peled，猶太歷史學家Avi Shlaim，曾經駐紮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軍士兵，等等等等。甚至以色列某大學一位並不著名的古代語言教師，都曾經在講解某個語言現象時説：“你們覺得這個錫安主義政權，還能撐到希伯來語變化到那一步的時候嗎？”
作為他的學生，我也曾詫異：你為什麼那麼“恨”自己的國家？
當我後來瞭解到那些或傳統或現代的“反錫安主義”猶太人的言行時，我才明白，他們對猶太民族、猶太文化其實充滿了熱愛。他們只是在爭奪——在有些人眼裏，或許是以某種堂吉訶德式的方式——“猶太人”的代表權和解釋權。在他們眼中，猶太或許是一個古典的文化傳統，或許應該是與巴勒斯坦兄弟共存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的成員，只是未必應該是現在這副樣子。現實令他們苦惱、憤怒、反抗。同情弱者、反抗強者，絕不是什麼營生的好活計，但他們甘願付出代價。
我們不必同意他們説的每一句話。我們只需記得，有那麼一羣猶太人在默默地告訴這個世界自己本應是誰。他們可能被一些人批判為“反猶”，但恰恰是他們的存在告訴我們“猶太”或任何民族、宗教是一個多麼複雜的標籤，而“反猶”是一種多麼無知的錯誤行為。除了正義以外，別忘了那裏所發生的，所宣傳和塑造的，與我們中國的歷史經歷和現實利益息息相關。我們更不應該模糊了焦點。
參考資料：
J. Jalil, “IDF officer attacked in Jerusalem’s Mea Shearim,”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df-officer-attacked-in-jerusalem-ultra-orthodox-neighborhood/
Chris Arnot, “ ‘I felt it was my duty to protest’ The Israeli historian, Ilan Pappe, tells Chris Arnot that speaking out for the Palestinians turned him into a pariah”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09/jan/20/interview-ilan-pappe-historian
Simon McGregor-Wood, “Noam Chomsky Denied Entry to Israel. Israel admits error in denying Chomsky entry into controlled territory,”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noam-chomsky-american-left-wing-intellectual-denied-entry/story?id=10664920
Neturei Karta官方網站
Noam Chomsky, Ilan Pappé, and Frank Barat, “New Texts Out Now: Noam Chomsky, Ilan Pappe, and Frank Barat, On Palestine,”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31957
[以色列] 艾蘭·佩普（即依蘭·帕佩）著，王健，秦穎，羅鋭譯，《現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以色列] 依蘭·帕普（即依蘭·帕佩）著，張金鳳譯，《以色列理念：權力與知識的歷史》，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
Finkelstein, Norman G. 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appe, Ilan.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Simon and Schus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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