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啓正：浦東開發的思想歷程——浦東開發的“軟成果”
趙啓正：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餘，上海浦東開發開放30年。
中國改開的成功已是眾所周知的事，那麼浦東和深圳、天津濱海有什麼區別呢？僅靠一些數字，人們記不住，也體會不了改革開放中的艱苦。所以今天我想談談這個過程中的思想歷程，可能會有新的體會新的想法。
當時我們怎麼想的、怎麼做的？哪些成功的、哪些失敗的？我們不是那麼聰明，每件事、每個項目，大部分都成功了，但有一部分並不太成功。為什麼不成功？要和大家做一個交待。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講話，上海決定加快開發開放的進程。當時，我負責浦東新區的籌備工作，1993年1月1日浦東新區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我以上海市副市長、市委常委的身份兼任浦東新區書記和管委會主任，一直到1997年末，離開上海到北京，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工作。
有人説，你講講上海浦東的軟實力，但我覺得軟實力不太好講，因為它往往最後歸結於文化、制度等層面，這些優勢不只上海有，北京有、深圳也有，仍講不出上海特色。所以，我今天談浦東開發的軟成果。硬成果是看得見的，可以拍照錄像，也可以是數字，到底用了多少錢，整體經濟有什麼增長等等。但除此之外，實踐證明了浦東成功的一些收穫、思路、方法和體驗，這些容易被忽略，因為既沒有照片，也沒有數字，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體現在成果中。經濟的起飛騰躍，不只是中國，還有四小龍，那麼為什麼我們就有中國特色？
首先，大家看得明白，四小龍發展的時候，西方沒有過多遏制，不像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打壓，高技術、貸款、貿易關税等等都不行，對他們沒有，比較寬鬆。雖然第一手的科技不給他，但其他的科技，還是放心的，還是給他貸款，還是給他們税收，還是照顧的。
其次，中國特別大，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不一定能跑得一樣快的，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先成功的省可以提供經驗人才給其他省，因此必然是少數地區先試點。沿海地區已經比較發達了，還讓它先發展，還給優惠政策，其他地區會不會有意見？比如在美國，要讓某個地方先做，肯定做不成。所以話説回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決定一些地區先行先試，其他地區明顯支持，而上海或深圳也必然報答這些地方。這就是中美兩個國家的不同。
當然，軟成果和硬成果是孿生兄弟，如果開發不成功，那今天談軟成果就是吹牛。如果當初沒有正確思考，硬成果就出不來了，所以兩者相輔相成。在這裏，我只舉一個數字：在2009年合併南匯縣之前，浦東的經濟規模是浦東開發前整個上海市的兩倍。那麼浦東本地增加多少倍呢？去掉通貨膨脹因素是33倍。這是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通過一套模型計算出來的。但是，上海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主要不是輕工業，大白兔奶糖、輪胎橡膠都不是高科技，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上海佔主要地位，這是一個重要成果。
前年，韓國舉辦學術討論會，主題是“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他們邀請我去參加，將浦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縮影。後來外交部還給配了六個人，組成一個小代表團去韓國開會。
一位韓國知名經濟學家跟我説，韓國太小，韓國的生產力很強，但產品在本國銷售額非常少，必須大量出口，以出口引導；不像你們中國，有14億人的市場，我們連半個億都沒有。那麼，往哪出口？首先要看我們的鄰居中國，我們要搞什麼樣的計劃，就要先看看中國的計劃、要做什麼，因為中國不可能沒有弱點，不可能不依靠進口，中國不做的，我們來補，所以你們發展，韓國人還是高興的。當然，這個説法不能代表全部韓國人，但至少説明在韓國經濟界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浦東開發和其他的開發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稱其為新區，是指綜合發展、全面進步的一個區域，是上海的新城區，目的就是把上海壯大起來，成為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那樣的城市。國際間的交流有兩種，一是政治交流，比如首都，二是經濟交流，經濟大城市對經濟大城市，雖然全國那麼多城市，但能在國際上進行經濟對話的通常是一些最發達的城市，像融資、貿易、航運、人才，特別是銀行業務交流、投資往來，都是通過大城市對話，然後疏解到其他地區。但30年前上海的水平和這些國際大都市差的太遠，沒有對話資格，怎麼辦？通過浦東開發，把上海建設成具有對話資格的、國際重要經濟城市之一。
1995年，央行上海分行浦東新大樓落成儀式上，時任上海副市長、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趙啓正贈予小白羊，寓意金融“領頭羊”。
陸家嘴的建設和其他開發區很不一樣，建了大量為金融業做準備的房屋和設備，大銀行、保險公司、諮詢公司、律師事務所、貿易公司、國際公司總部請到浦東來。
今天我給大家講故事，是用當年的語言講當時的故事，不用今天的名詞，否則我們好像太聰明瞭；30年前，我們是很笨的，需要不斷慢慢進步，當時要怎麼搞金融業，我們不是很懂。反正要有銀行、保險公司，那必然是一幢現代化的大樓，必然要有通訊，必然要和外國能24小時聯絡，要外匯交易不停，必須有一個大金庫，要有高級辦公室。
陸家嘴1.7平方公里，將來就是金融核心區，起初規劃420萬平方米，規劃做得很細緻；等到建造的時候，建築商有可能多蓋半層一層，結果達到470萬平方米。但是大家覺得還是比較精確的，這麼大的地方，建了這麼多年，面積基本上在我們控制範圍之內，沒有任何一個豆腐渣工程，沒有任何一棟樓蓋完了空着，也沒有任何一棟樓還沒用就得重蓋。這些情況在其他地區是發生過的，我們是作為學生得到的經驗教訓。那為什麼是這個面積？我們當時是這樣算的，每20平方米一個職員，算上訪客到訪需要的空間。如今，金融中心有23.5萬人全部充滿，全上海從事金融業人員是30多萬。這意味着房子蓋對了，到今天發展也很好。
那麼，上海是不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我們自己還不好説。有一個排名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每年發佈兩次，其中各項指標包括資金流動，兑換效率，金融人員，國際聯絡密度等等。今年9月發佈第28期，第一是紐約，第二是倫敦，第三就是上海，東京排在上海後面，這樣的成績日本還能小看你嗎？第五名是香港，榜單上前五沒有新加坡，所以香港還能繼續鬧事嗎？要是鬧，還得往後排。可見，上海這幾十年的努力沒白費。當然，排名隨時會有變動，但至少現在上海應該能保住第三名，畢竟中國經濟復甦相對比較好。
回到浦東開發開放的軟成果，我們當初是怎麼思考的，哪些被證明是對的？這裏只能挑一些最重要的來説。
第一條，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有攻堅克難的信心。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1990年我們宣佈浦東開發是在什麼背景下？那時網絡還不發達，中國到1997年才開始有網絡，逐步進入家庭是2000年以後的事；國際社會信息不像今天這麼暢通，沒有智能手機，沒有微信，當時人們對外部世界可能不太清楚：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經過10年奪權成功；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同年12月羅馬尼亞倒台。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倒台分裂。而浦東開發就在1990年4月底。西方人説，蘇聯都快垮了，共產黨朝不保夕，中國還搞浦東開發？這不是真開發，是分散世界注意力，是政治口號，是安定民心。這是西方媒體一致的看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在浦東開發後幾年來到上海，他説，不過是建一個波將金村。弗裏德曼懂貨幣，懂經濟，但不懂中國，也不懂上海，看不清楚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傳記作者，後來説了一句話，如果弗裏德曼在世，他會糾正自己的發言。
浦東開發初期，西方世界是向我們吹寒風的，不要指望他們來多少投資，反倒是全國各省市，像浙江、山東、江蘇比較富裕的省份，是不是先來蓋個樓幫幫我們，所以當時還是出現了幾個起重機。
浦東開發之初，趙啓正曾多次接待來訪的基辛格。
不過，就在這時來了一個人，基辛格，他認為為了美國利益，也要跟中國溝通；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跟中國搞好關係，對美國有好處。他説，瞭解政治，到北京，瞭解經濟，到上海，到浦東。基辛格來了以後，我們就帶他看浦東規劃藍圖，第一次給他看地圖，第二次給他看模型，第三次看起重機，詳細介紹我們的想法。他説，浦東開發是行動，不是口號。這是第一位世界重要人物講這樣的話。當時我説，你到美國、歐洲也説説你的觀點，給我們推薦一些投資者，告訴大媒體和美國人，讓他們到浦東來看看。他説，行，我願意做。
1994年1月，浦東新區成立一年，老布什來了。這時，陸家嘴建成後的模型已經做好了，我拿了一個激光筆指給他看，這是貿易區，這是隧道，這是橋。他説，你們這些東西，我很熟悉，1991年海灣戰爭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就用這種方式跟我講戰爭形勢。我説，他的激光筆照到哪，哪個樓就炸了；我的筆照到哪裏，哪裏的樓就長起來了。他説，你説的對，高科技可以用於戰爭，也可以用於和平。
接着我們進行座談，對於浦東開發開放，是怎麼想的、準備怎麼做，對美國有什麼好處。跟美國人講話，一定要講清楚我們做的事情對他們有什麼實質好處，如果只談政治、談社會主義好，他們是無感的。美國有市場，中國人可以去美國，浦東機場這麼大，你們飛機也可以來。老布什當時説，你們的計劃周密、充滿希望，如果我年輕一點，我也來投資。這就又説服一個。跟美國鬥，還得講利益，理直氣壯在心，心平氣和在外，娓娓道來，利益能夠感動他，主義感動不了他。
1994年，趙啓正向到訪的老布什總統介紹浦東未來規劃
浦東開發開放的第一個軟成果就是信心，要堅持把浦東建好。我們對浦東干部、上海乾部，説了一句話，開發浦東是在地球儀旁邊思考的。為什麼這麼説？浦東的盤子太大，政府籌資、普通投資，沒那麼多錢，差得遠，既然長江的魚不夠吃，轉過身是太平洋的魚，吸引國際投資，才有可能把浦東建起來。而且這不只是投資問題，還有外國投資帶來的技術。比如建摩天大樓，當時我們沒有掌握技術，建築要求太高，這實際上不是硬的是軟的；即便到現在，能設計出一流摩天大樓的，還是美國，裏面涉及到的數據太複雜，用多少鋼筋水泥，地區怎麼搞，地震怎麼防，消防安全怎麼做，尤其是“911”之後，又增加了很多要求。
浦東開發也是考慮到全球化的趨勢。1990年全球化還不普遍，我們可能剛聽到這個詞，到底什麼意思，國內有一些爭論，比如全球化我們不參加，WTO不參加，帝國主義全球化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後來知道這是錯的，全球化對中國太有好處了。全球化讓全世界到中國投資變得方便，到中國建工廠，想想通用汽車在中國開了多少工廠？每年產量幾百萬輛，原來這些是在美國做的。現在特朗普着急，要讓他們回去，但回得去嗎？中國汽車生產成本低，銷路廣。
如果只説改革開放就是要吸收世界的資金和智慧，外國人聽得懂嗎？還得細説。當時我們就説提出一個詞，亞太經濟走廊，從東京、大阪、漢城、上海、台北、香港、東南亞各國到新加坡，這條經濟走廊囊括東亞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是站在T字形的焦點上，面對長江沿線和沿海發達地區，轉過身是太平洋，和世界各國聯繫方便，左手是東北亞，右手就是東南亞。當時還沒有海上絲綢之路一説，但是大家看它的內涵，的確有絲綢之路的意義，我們也是靠着這個想法説服了一些外國投資者，跨國公司來了不少。
特別是1998年1月，我已經到北京了，從中央部門的角度策劃了財富論壇，當時很熱鬧，全世界主要跨國公司都集中到上海，討論中國的未來，亞洲的未來，世界經濟。人們到上海一看，浦東已經很像樣子了，有點起色了，立即決定增加投資。
這時候，外國輿論又有了變化。1996年1月7日，波士頓週日環球報，一份非常有名的報紙，突然發表一篇文章，畫上一個中國人吃油炒美國國旗，題目是“我們該懼怕中國嗎”。1996年1月中國GDP只有8000億美元，美國GDP是8萬億美元，只有美國的1/10，而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相當於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1/40。但當時美國人已經在想問題，中國這幾年進步飛快，GDP增長10%，這樣下去不就要超過美國了嗎？我們是不是該怕中國了？那時，還沒有“中國威脅論”一説，但美國媒體已經在討論該不該怕中國的問題。
我沒有訂這份報紙，這是當時一位中國在美留學生寄給我的。原文是這樣寫的，“我訪問上海市副市長趙啓正，他坐在一個破沙發上操縱着多媒體，講解一個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夠建成的話，中國不僅是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也是經濟大國，到時候我們該泡湯了。”
現在看來，趙啓正身體不錯，確實在他有生之年建成了。美國現在也真開始怕中國了，我們讓他們不要怕，但他們不願意，我們也沒辦法。“懼怕”二字就成了今天中美矛盾的一個焦點，英文就是用的這個詞。後來也發展出了一本書，叫《註定一戰》。所以，現在美國的狀態絕對不是特朗普一個人的焦慮，而是有國內基礎，即便換了總統，仍會擔憂中國崛起。
一個浦東在中國是小地方，把整個中國都建成浦東，那才是大工程。這需要多少年努力？一開始我們就説了，浦東開發，不只是項目開發，而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不能只建工廠、修路和蓋發電廠，還得建醫院和學校。當時浦東沒有三甲醫院，只有一個浦東人民醫院，我就把院長找來，説：“一擴建，二填一張表，到底要哪些好的設備；浦東進口有些可以免税，你不填表上報是你的問題，我不批是我的問題，趕緊把醫療搞上去。”此外，還要有學校、公園。中學先建幾個，大學建不起，可以慢慢來。公園也建不起來，怎麼辦？世紀公園1.4平方公里，先徵地，不讓那塊地做別的用途，過幾年有錢了再修。當時，有遠見的人，在、修公園前就開始在附近買房子，到現在就賺錢了。
陸家嘴延安路隧道出口左邊有一塊綠地，還有吳昌碩紀念館。我們把原來那裏的3500户破舊居民區拆了，得到十公頃土地；給每一户花20萬蓋新房，總共花了七億，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改革開放以前，整個上海是沒有街頭綠地的，這是第一塊。很多人是不贊成的。泰國的一個華人投資商，也是我的朋友，他對我説：“趙先生，你不要這樣慷慨，這樣修綠地，要花多少錢？你把它批給我，你説要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我説：“謝先生，上海市要喘氣，留一點‘肺’。”他説：“這‘肺’太貴了。”有一張報紙寫，上海人氣魄大，七億元修綠地。朱鎔基同志到上海來，要看看這綠地，見到我説，啓正啊，能花錢啊。我説，您聽我彙報，3500户貧困户，一家花20萬，不貴。我修了綠地，周圍地價都漲了，將來在綠地地下修停車場，還能賺錢。就這樣過關了。
陸家嘴中心綠地舊貌（1994年） 圖自浦東新區檔案館
陸家嘴中心綠地
綠地旁邊還有一個吳昌碩紀念館，紀念館的房子是清朝末年設計，民國初年建的。主人是一位姓陳的先生，做買辦生意的；房子修得很好，英國瓷磚，法國圖案。當時有人説要拆，異地重建，修路規劃方便。我不同意，萬一拆了以後編號出現遺漏差錯，拼不起來怎麼辦，於是我説：“我健在，是決定，我英年早逝，算遺囑。”這才把它留了下來。現在絕對不會拆了。這是浦東開發前留下的幾乎唯一像樣的建築物。對於浦東開發，我們不只做經濟規劃，而要全面發展。
還有一條，就是金融先行、高技術先行、基礎設施先行。高技術先行是我們的想法，但很難，因為外國人不讓先行。你要好技術？不給。二等技術？拿錢來。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工程師，拿來也繼承發展不了。那時全國進口幾十條電視機流水線，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但技術水平不夠，基礎不行。所以，浦東張江高科技園發展相對較慢，不是我們無能，而是真的很困難。在基礎設施方面，沒有別的辦法，就是做硬件，把樓蓋好，築巢引鳳，這也是本事。現在跨江大橋12座，跨江隧道12條，浦東浦西實際上已經不用分了。當時泰國總理來參觀浦東第一座橋，他問我動遷花了多久，我説一年多，他説：“這麼快，泰國十年也遷不完。”
另一項軟成果就是法規和規劃設計。當時，我們缺法律依託。《憲法》第10條第4款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全民所有，國家所有，土地沒法定價。上海還是比較謹慎的，先開始調研香港土地怎麼出租的。前思後想，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辦法》，我們轉讓的不是土地所有權，而是使用權。憲法裏沒有提到“使用權”這個詞。接着，趕緊向北京彙報，如果不承認“使用權”，往下沒法做，全國要亂。
1987年12月通過“使用權”這個概念，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一句話：“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土地使用權”這個詞就這樣出現在憲法裏面。沒有法律依託，我們就想辦法制定法律；上海是遵紀守法的，“殺出了一條血路”。
土地使用，要嚴格按規劃進行，不能邊設計邊規劃邊建設，那就亂了，一定先規劃後建設。規劃好了，誰也不許違規。我請胡問遂先生寫了“惜土如金”四個字，掛在辦公室裏。誰來買土地使用權，先請他欣賞書法，還沒欣賞夠就免談。除了讓他知道土地貴，還要問買的目的是什麼，要蓋好的樓、好的工廠，才賣給他。
接下來我要談談“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放”。有人可能會説這個口號很空。浦東是一個新興的改革開放地區，環境很重要，如果烏煙瘴氣，就是一個壞環境。政治局常委、紀委書記尉健行同志到浦東來，我跟他説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他讓我解釋一下，我説，假設一個投資者到了浦東，想要土地批租，雖然獲批了，但也遇到種種刁難，今天要這個證件，明天要那個批准，就會有行賄，這就破壞了我們的投資環境。正經公司不願意做這種事，他們具體項目的開銷都很清楚，如果到中國來投資還有一個“行賄項目”，就必須做假賬。這會腐蝕我們多少幹部？這種風氣傳出去，能行嗎？所以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
尉健行同志説，你這話我很贊成，改革開放一定會衝擊原來的法律和紀律，改革一定會改原來的規矩，但一改就去查，我們好像也成了改革開放的阻力？你這樣一説，我們應該是，凡是改善投資環境、破了原來規矩的，我不查，但破壞投資環境的，我要查，你把剛才的話寫成文章給我。我寫好後給他了，現在叫《口述浦東》。
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是個口號，廉政是重要投資環境，如何保證黨員做到呢？黨課，養成教育，這是我從部隊裏搬來的，養成勤政廉政好習慣。那麼，有人人問，養不成好習慣怎麼辦呢？我再設三條“高壓線”。第一條，最容易貪污的就是土地批租，因為金額太高，你給他稍微省點，可能就上千萬，他拿10萬行賄，這不很划算麼。我説：“以我為首，各位主任副主任，不得參加批租的操作過程。批估小組不要向我們報告標底是多少，我們只負責公正性和合法性。”有些人説，這樣就大權旁落了；我説，這樣挺好，省得投資者包圍你。
第二條，項目招標的，標底我們不知道，也不參加。否則各大建築公司都能把你包圍了，下班門口有車等你，請你吃飯，你去不去？
第三條，浦東大量動遷，土地要規整，不能給朋友、部下、親戚開條子，給他們多分幾套房。
上海市紀委非常支持，説這三條線如此具體，非常好。
此外，我們還做了一件大事，“精兵簡政”。這一點不容易。政不減，兵精不了，部門不減，怎麼能減人？我們先減政，再精兵。當時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又是教育局，又是衞生局，又是計劃生育委員會，又是體育局；組織部，又是統戰部，又是台辦，又是農村發展局，又是水利局……總之就是一個局有五六個任務，這樣節省了800個幹部，但是不容易。
有人説：“你們堅持得了嗎？”“戴着鋼盔也得頂着。”大家真要明白，精兵簡政非常難，真是難以堅持。改革開放不容易，要上下左右一致才能進行綜合性規劃改革，內外不配套就沒法進行下去。
有人問，浦東怎麼建這麼快？就是一種使命感。就我的年齡來説，解放後的全部運動，我都是有記憶的。抗美援朝時，我還在上小學。老師説，大家去撿廢鐵，捐獻給志願軍造槍炮彈藥；廢鐵撿完了，撿碎玻璃賣廢品，捐給志願軍，這是愛國主義。
1958年，中蘇關係破裂，“兩彈一星”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央説，我們專家不夠，原來蘇聯幫我們培養，現在也不幫了，留蘇學生都回來了。在蘇聯學尖端科學的科學家有，但數量很少。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一共三四百人，留蘇的兩到三個，微不足道。所以，中國決定自己培養“兩彈一星”的大學生，老師是從美國和德國回來的，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兩彈一星”的大學。我高中畢業後，就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核物理，畢業後到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到了以後，他們説，蘇聯專家撤走帶走了一批圖紙，燒了一批，還剩了一點。大學剛畢業不做別的，就把圖紙複製一份。我是1963年畢業，苦難時期沒有複印機，那些圖紙都是硫酸紙，半透明的；蓋上紙，一根一根地描。幸虧我們學過俄語，能把它抄上去。但是，蘇聯專家撤走時很多關鍵部分沒留下來。我在西北很長時間，不容易。
現在改革開放了，這不是三生有幸嗎？老一代沒趕上，我們這一代趕上了；但並不是開天闢地，而是繼承着做。大家要大膽，也要謹慎。不大膽，你就走不出去；大膽了不謹慎，就是盲目，大量開工，大量地做，最後失敗告終，這樣的情況是有的。謹慎不大膽，那還要什麼改革？少請示，多承擔。我和別人説：“你不要什麼事情都來請示我，你決定的事情自己做，允許你做的有毛病，只要沒有大問題。”
除了少請示多承擔，有時候還要爭一爭。比如，最初上級主管部門是不同意建浦東機場的，“上海有虹橋機場了，幹嘛要再建一個機場？”我説，這麼大的上海一條跑道不夠，兩條跑道也不夠。再説，萬一有大霧，兩條跑道得一起封。浦東離虹橋四五十公里，一邊有霧，另一邊就可能沒霧。
上海市委很有勇氣，“我們自費改革，不讓中央出錢，爭取國際貸款、國內貸款和自籌。”同意了，接着問“修幾條？”我們説，修四條，一條一條修，第一條四公里。他們認為3.5公里就夠了。但我們考察了一些外國的新機場，波音也宣佈747等要投入使用，如果是最大的飛機，滿載，在夏天，順風起飛，就得4公里。
現在，機場忙呼得四條跑道都不夠，於是修第五條；第五條又不夠，還要第六條。可見，我們的思想跟不上我們自己的行動，我們做的絕對超過我們原來的預料。為什麼能這樣？因為全國一盤棋，我們有中央的領導，地方的努力，同志們的團結奮鬥。
所以，浦東有很多精神，我覺得“大膽謹慎”是很特殊的一點。這實際上不是我們的想法，小平同志就是這樣提倡的。
建設中的浦東國際機場
那麼回顧一下，我今天報告的開頭説的內容。浦東開發提出之後，全世界不相信我們，説這只是口號，不是行動；諷刺我們，説我們做不成。開始有起色了，就説我們有可能是美國的威脅。
但是今年，我們找不到一家報紙説浦東開發失敗的。這説明我們跟世界競爭時，言論和行動是一致的。至於他們感覺受到威脅了，那是他們自己過敏，我們沒有威脅過他們。
今天的世界怎麼談浦東，我可以舉一個典型例子。去年5月，世界銀行發表了一篇報告，叫“邁向大達卡”。達卡是孟加拉國的首都，世界銀行要在那開會，請我去介紹浦東經驗。我回答説，浦東的經驗未必有效，在今日浦東也未必能全部重複。我只能講浦東的案例，僅供參考。但當時我退休了，辦護照麻煩，種種因素就沒有去。
但我做了20分鐘演講，達卡這個地方，有一塊是沼澤地，還有稻田，另一塊和浦西很像，交通擁堵，這樣的城市不正常也不健康，如果不改革，作為首都是不行的，因此將浦東經驗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發展的成功案例，向東亞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做重點推薦。如果你們參考浦東經驗，有望15年以後，也就是2035年躋身全球先進城市之列。
世界銀行的一個作用是，既然説了支持，如果達卡進行城市革新，那麼在資金貸款上，世界銀行會給予支持。我參加過世界銀行的會議，哪個城市能借錢、能善於用錢、能及時還錢，下次還有機會借錢。我也到世界銀行做過報告，他們認為上海能借錢、會用錢。現在我們有點錢了，還能對外援助，就不能再借錢了。
當然，今天我們的問題是，很多人認為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了。德國大使在北京跟我説，我最不能理解，你們是發展中國家。我説，那是你看錯地方了，你看北京、上海，當然發達，再看奧運、世博，那是兩件外衣，開完就脱了，你看看裏面，我的衣服還有補丁。
今天我們回憶浦東的目的，就是我們今天還得像當初一樣，還得有幹勁。
第二是治理知識產權。現在的中美矛盾，實際上是西方和中國的矛盾，貿易戰只是形式上的、簡單的，複雜的是知識產權。中國做任何東西，他們就説是盜竊知識產權。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東西是自己學來的，比如汽車，是中外合資，中國出了錢的，怎麼是盜竊呢？當初通用、福特來上海，兩家企業我都會見了，都説自己的汽車好，都要把好的樣本給我們，是你們爭着要來的。
第三條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西方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是計劃經濟，因為國企太多、不公正等等。是中共領導，它們不認可，認為中國是不是跟蘇聯一樣，我們説我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們不相信。
第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是不是要對國際秩序有發言權，是不是要稱霸？美國人對這些問題，是睡不着覺。
所以我們不要試圖説服特朗普、説服拜登，即便要説服美國人民都不容易。我們要如何向美國社會講清楚，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國夢和美國夢不一樣，中國是遵守並維護國際秩序。不久前，中國宣佈疫苗參加國際分配，非常了不起。我們靠實際行動，一定能戰勝目前美國等國企圖孤立中國的野心。
今年是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支持浦東在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強配置全球資源能力、提升城市現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創造經驗，對上海以及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乃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戰略意義。這是習近平主席於2020年8月20日在紮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就按照習主席的講話，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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