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臣：西方國家站隊澳大利亞毫不奇怪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最近在推特上發出一張照片，描述一名澳大利亞士兵持刀對一名阿富汗兒童割喉。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為此要求中國對此道歉。雙方由此引發推特爭端。

在這件事上，並非只有中國一家批評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國防部隊的調查結果引發了廣泛的國際譴責。《紐約時報》一篇報道的標題是“血腥的半神：在澳大利亞軍隊屠殺無助的阿富汗人背後”。

《印度快報》、《德國之聲》等多家媒體均對此調查進行了報道。既然全球媒體已經對該報告的大量細節進行了詳盡的披露，趙的推文對此事的譴責並沒有明顯添油加醋。然而，為什麼唯獨中國的批評引發了澳大利亞的憤怒呢？

首先，這個看似新的爆發點其實只是中澳之間一長串爭執的一小部分。過去幾年中，兩國在許多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其中包括特恩布爾政府決定將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和中興從澳大利亞的5G網絡中排除，以及引入被視為針對中國活動的外國干擾法。

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呼籲對冠狀病毒的起源進行調查，此舉激怒了北京。而針對這張渲染澳大利亞軍人戰爭罪行的推特圖片的爭吵，則進一步加劇了兩國關係的惡化。許多人認為兩國關係已經達到了最低點。

第二，澳大利亞也許還會感到冤枉，因為相比其他國家，即使它對自己的行為承擔了更多的自我問責，卻似乎受到了更多的批評。要知道，在這份澳大利亞報告公開發表之前，就存在針對9.11襲擊後美軍對阿富汗戰爭罪行的指控，以及英軍在以美國為首的入侵伊拉克行動後在該國犯下的戰爭罪行指控。

這些指控促使國際刑事法院（ICC）準備開展初步調查。但是，到目前為止，美英兩國都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正式調查（或者像美國通過硬制裁，或者像英國通過軟外交）。

根據指導國際刑事法院運作的補充性原則，只有當一國的法律制度不能或不願意真正地對該國國際罪行行使司法管轄時，國際法院才有權行使其權利。為了避免受到國際法院的起訴，澳大利亞通過對其自己士兵進行調查而展現出其主動擔當的意願。

然而，儘管澳大利亞做出努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是使用了一張漫畫圖片對澳大利亞進行了嚴厲譴責。這有可能也是將莫里森政府推到了憤怒邊緣的重要原因之一。

畢竟，過去澳大利亞一直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中國涉嫌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批評，但這次卻是澳大利亞士兵被指控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

更為弔詭的是，儘管已有澳大利亞士兵犯下戰爭罪行這個不爭的事實，西方其他國家均齊齊站到了堪培拉一邊，指責中國針對澳大利亞的批評帶有偏見和不專業。包括美國、法國和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均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澳大利亞的支持。

由於許多國家都作為北約盟友參加了阿富汗行動，因此，對澳大利亞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行為的譴責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對其他國家的譴責。但這樣的事實還不能將西方國家的選邊站隊完全解釋清楚。儘管犯下戰爭罪行的是澳大利亞士兵，但北約其他國家的高級官員可能會因未能履行阻止和懲治這些罪行的職責而負有國際法上的指揮官責任。在這方面，他們是綁在一根兒繩上的螞蚱。

西方對抗中國的集體行動同時源於其在民主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共同身份認同。由於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它們傾向於對彼此更為寬容，而對中國更為苛刻。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説的那樣，這種雙重標準其實源於西方人對中國的心態—“我可以，但你不能”。但這並不是説中國與西方沒有共同利益。比如説，在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方面開展合作均符合雙方利益。

近幾個月來，中國也因奉行所謂“戰狼”式外交而受到西方的批評，其根本原因當然是由於上述西方共同身份認同而產生的歧視性雙標。但在北京確實應該反擊西方雙重標準的同時，一些中國外交官也需要學習外交的藝術。如果中西方在合作上找到更多共同點，以更加優雅的方式處理外交關係，那麼雙方的外交爭端將會大大減少。

（作者：田士臣，國觀智庫副總裁兼國際軍事行動法中心研究主任，暴華英，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國際交流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