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舊平衡難以為繼

【文/黃益平】

與“十四五”規劃和明年經濟工作相關的一個重要的政策思路，是以“雙循環”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格局，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結合。實際上，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政策一直在倡導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來支持經濟增長。當然，現在説國內大循環，除了需求，還有供給，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構成循環。

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舊平衡不再

經濟學分析經濟的推動力量，常用 “三駕馬車”的概念，即出口、投資、消費。改革開放的前30年-40年間，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量，第一是出口，第二是投資。

我們儲蓄率和投資率都很高，但消費相對疲軟。比如，從2000年-2010年，總消費在GDP當中的比重從62%下降到47%，10年下降15個百分點。投資很強勁，這在短期支持經濟增長，之後則形成龐大的生產能力。再結合消費相對不足，就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問題。產能持續過剩，就會影響投資回報，經濟增長很難持續。不過，中國改革開放的頭30年，和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高度重合。尼克松1971年把黃金和美元脱鈎，世界各國從固定匯率走向浮動匯率，事實上形成了全球化的起點，跨境資本流動和貨物貿易變得越來越活躍。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潛在的過剩產能的壓力其實是通過大量地出口到國際市場而被緩解了。美國經濟結構正好成了中國的鏡像，中國是高投資、高生產、弱消費，因此，經常項目順差越來越大。美國則恰恰相反，低投資、低生產、高消費，經常項目逆差越來越大。中國的很多產品都出口到了美國，兩者達成了一定的平衡。這樣看來，中國在改革前期的經濟增長確實高度依賴國外經濟大循環。

為什麼單靠外需會越來越難

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外部需求的增長模式已經變得越來越難持續，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對中國及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產品的需求難以繼續保持穩健增長。

第二，中國在國際市場開始遭遇一些政策挑戰，尤其是過去兩三年，中美貿易衝突頻繁，中國出口產品所面對的關税税率不斷提高。

第三，中國從小國經濟變成大國經濟。現在中國到世界市場上去買什麼，什麼就會變貴；賣什麼，什麼就會變便宜。這也是為什麼在二三十年前，中國不是歐美國家貿易爭端的主要對象。也就是説，不管中國做什麼，都可能對國際市場造成比較大的影響。如果繼續維持之前的出口增長速度，面對的政策挑戰會越來越大。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要像過去那樣持續地靠外部需求支持中國經濟增長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也是為什麼在全球危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要更多地靠國內需求來支持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希望國內消費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

國內消費持續增長靠什麼？

在疫情暴發和經濟恢復期間，國內消費復甦其實還是有難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低收入人羣受到疫情很大沖擊，使消費復甦成為一個兩極分化的新故事：高收入人羣的消費出現報復性反彈，包括一些奢侈品、房地產、汽車的消費，確實有很明顯的反彈，但低收入人羣的消費還沒有完全復甦。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消費要想持續增長，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社會保障體系需要進一步改善。

第二，收入分配有待進一步改善。現在消費市場的兩極化表現，歸根到底是有錢人消費傾向本來就高。低收入人羣雖然也需要消費，但沒有足夠的收入，這使得收入再分配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第三，挖掘城市化發展的潛力。過去幾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布魯金斯學會一起做了一個研究，看未來30年，尤其是面對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國的消費還能不能持續增長。我們發現城市化有着巨大的潛力。中國農民的人均消費只有城市居民人均消費的一半，這意味着未來30年如果能進一步推動城市化、讓更多農民進城，消費依然大有可為。這也是我們將來“雙循環”中內循環的重要內容。當然，國內大循環不僅涉及需求問題，還關乎供給問題。

第四，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最近我們一直在討論，要靠創新支持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要從過去的要素投入型轉向創新驅動型，這就要好好挖掘創新的潛力。

保持和推進開放是雙循環的關鍵

最近關於“雙循環”有很多討論，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提出的新戰略，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必然的選擇。不過在國際市場上也確實也有一些疑慮，一些國際投資者擔心 “雙循環”是不是意味着將來我們會走向內向型的經濟，不再持續地對外開放？

在打通和做強國內大循環的同時，還是要堅持開放政策，甚至要不斷地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這其實是真正實現“雙循環”良好運行的關鍵。更多靠國內經濟循環，並不是説將來就完全靠國內循環支持長期增長，而是需要進一步開放，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

金融開放可能是我國過去這幾年開放政策中的一個突出亮點。過去兩年，中國面對的貿易衝突越來越突出，但政府並沒有改變開放政策的大方向，尤其在金融領域的開放，政策力度非常大，這點已經獲得了很多國際投資者的高度認同。即便在和美國貿易衝突非常尖鋭的時候，我國政府還在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外資進入中國金融服務業的門檻在不斷地降低，原來很多持股比例的要求也被取消。整個金融服務行業，包括投行、資產管理、評級等領域，都在不斷地開放。這已經極大地增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將持續實行開放政策的信心。

用創新和開放面向未來的不確定性

明年經濟的不確定性非常大，甚至可以説，明年最大的確定因素就是不確定性。

在國內，政府在疫情期間採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業，支持老百姓，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很少能直接惠及中小微企業和個人，必須通過國內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來提供融資支持。

今年，國家要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小微企業貸款的增長速度要達到40%。我相信國內中小銀行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在疫情期間作為一個政策要求，沒有問題，但需要考慮我們明年的資產質量會不會發生變化。今年的政策是“應延盡延”，鼓勵大家敞開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這對於穩定金融、經濟和社會是必要的，但如果明年銀行的資產質量出現變化，該怎麼應對？對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會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出台一些預案，萬一這些問題帶來衝擊，要快速而精準地出手。大家知道，一旦我們的銀行資產質量出問題，政府肯定會出手，問題是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尤其是穩定市場和信心，最好有一些科學的預判和預案。

國際上，明天的經濟形勢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西方不少大國的疫情仍然非常嚴重，而且會怎樣進一步發展並不知道。也許還要維持一年、兩年甚至更長時間；也許疫苗很快研製成功並能馬上全面鋪開，明年春季疫情就能徹底結束，經濟就會強勢反彈。具體走向哪一個可能性，目前都不好確定。

即使疫情結束，我們還要面對經濟反彈之後的貨幣超發問題。美聯儲、歐洲央行將來會不會快速地退出現在的量化寬鬆政策？歐美央行一旦迴歸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往往會導致大量資本回流。這意味着我們可能會面臨新的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壓力。對此情形，我們也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面對種種不確定性，我們能把握的就是基本原則：

第一，在大方向上，中國的政策重點會轉向國內經濟大循環。依靠國內經濟大循環支持國內需求，中國14億人的消費需求增長，可能是下一個世界級的經濟故事。今年中國國內的消費開支、社會零售可能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品市場。即便國內經濟增長速度再微微下降，我們依然可能在未來很長時間保持全球最大和增長最快的市場地位，對此我有充分的信心。當然，這其中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具體工作來支持消費者的信心，提高他們的收入，並通過推進城市化等舉措支持國內消費更快地增長。

第二，我們要堅定地支持創新，尤其是金融部門的創新變得非常重要。我們的金融體系在歷史上比較擅長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長，如何支持創新驅動型的增長，一直是巨大的挑戰。銀行要轉型、資本市場要發展，包括現在的數字金融要想更長足的發展，都對國內金融體系的轉型提出新要求。

第三，我們要堅定地保持和推進開放。好消息是決策部門確實沒有停下金融服務業開放的步伐，這給了世界中國繼續保持開放的信心。壞消息是，金融開放也會提高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包括金融系統本身的不穩定性，這方面需要政府做出科學的預案，包括對潛在的大進大出跨境資本採取一定的措施，借用經濟政策裏的術語就是宏觀審慎。如果能對可能增加的風險提前做好預案，就能更好地推進金融開放和創新，以支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的高質量增長，通過良好的“雙循環”實現中國經濟全面現代化的新目標。

（文字整理：王志勤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