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可是沒有精彩的殺馬特，只有生命極其貧乏的殺馬特
【文/李一凡】
大家好，我叫李一凡，是一個紀錄片導演，也是一個美院的老師。
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殺馬特，我非常興奮，因為我看見那些五彩繽紛的頭髮和爆炸的造型的時候，我覺得中國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開始特別主動地去抵抗消費主義的景觀了。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審美自覺，特別了不起。
01.找殺馬特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殺馬特找着，拍好殺馬特。但我不知道殺馬特在哪。網上的殺馬特從哪裏來？完全沒有信息，沒有任何一個殺馬特的具體地址，也沒有一篇現場報道。那個時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們有很多QQ羣。
於是我開始在各種各樣的殺馬特QQ羣裏留言，説想要加入殺馬特，但都沒有迴音。後來我想我是不是太老了，語言太過時了，是不是他們年輕人的黑話我不懂，我就發動我的學生幫我去加殺馬特，但都沒有成功。
直到後來拍了殺馬特，我才明白殺馬特的羣是很難進的。他們的羣分兩種，一個審核羣，一個正式羣。審核羣我們就進不去，你需要有殺馬特的髮型，還要有殺馬特的審美，你QQ空間裏還得有火星文等殺馬特的各種裝備。
我拜託三教九流的各種朋友幫我找殺馬特，大概四五年都沒找到，沒有任何回應。
2016年，有一個深圳的朋友跟我説，他認識羅福興——傳説中殺馬特的創始人。我一直連個殺馬特都找不着，沒想到一找就把教父給找着了，我就想這事成了。
聯繫上羅福興後，我就去找他，但是他見我的時候特別緊張。那個時候羅福興已經把頭髮剪短了，我覺得他是有話想跟我説的，但是他特別恐懼。當時我們是三個人去，他讓我那兩個朋友走開，然後他開了一個小旅館的鐘點房，只和我談。
廣東的天氣熱得不行，那個鐘點房空調又是壞的，什麼也沒談成，但是我們兩個留了微信，説以後慢慢聊。
我後來想，羅福興願意給我留微信其實有一個原因，他當時問我：你到底要幹什麼，你要拍什麼？我説，我就想讓殺馬特自己講一講自己在幹什麼，講一講殺馬特是什麼。我覺得是這件事情，讓羅福興願意跟我聊。
後來我們在網上東一下西一下地聊，反正聊不到一塊兒。他講的都是他父親，他家裏的事情，還有他玩殺馬特怎麼打遊戲，家族很温暖等等。而我想的是文化抵抗，用身體改造來抵抗消費社會。有時候天會聊死，不過還好我們總能儘量去遷就對方，而且都願意相向而行。
2017年底，深圳建築雙年展給了我一點錢，我就決定要去拍殺馬特。
02.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殺馬特
拍紀錄片是這樣，你得有個中心人物，有個導演視點，跟着這個中心人物，把所有的事串起來，形成矛盾，形成衝突，把恩怨情仇、歷史事實全都拍出來，這就是最好的效果，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但羅福興其實是個宅男，一個線下的殺馬特都不認識。他認識的所有殺馬特都是線上的，而且這些人跟他沒有一點生命的交叉。這怎麼辦？
不光是這個問題，羅福興確實聯繫到了一些人，那些人都很不容易聯繫，但是大部分人就算聯繫到了也不出來。因為從2013年以後，殺馬特就被整個社會定義為“低俗”，他們會被罵，甚至被打，在什麼地方都會被查身份證。殺馬特在經歷了被整個社會嘲笑、打擊、蹂躪還毫無反抗能力後，他們對其他階級和主流社會心懷恐懼，恐懼已經嵌入了殺馬特的基因。
有一次羅福興幫我們聯繫好了一個殺馬特，在一個很偏遠的工業區，我們差不多走了兩個小時。到那以後，那個人非要説我們是同城代打，打死不見我們。我們在拍片過程中經常碰見這種事。
但這些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這些工人特別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只有一兩天的休息時間。
所有片子裏的殺馬特，我們都是晚上10點以後才見到，因為他們晚上10點以後才下班。下班了他們一般還要衝個涼、吹個頭，再吃個宵夜，等他們收拾好基本上已經什麼都做不了了。工業區的街道很黑，除了工廠裏面，外面都是漆黑一片，啥也做不了。我説看來找着也沒用，這片子拍不了。
但是這段時間我們見了很多人，大部分以聊天為主，還是很有用的。我們在那兒才知道網上關於殺馬特的觀點根本不靠譜。
我們知道了殺馬特原來是從《勁舞團》來的，《勁舞團》裏有千千萬萬個非主流網絡家族，殺馬特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個家族。那些大的家族，像葬愛、殘血、視覺系，還有皇族等等，這些要比殺馬特家族大得多。
殺馬特真正出名是2007年以後，因為2007年左右非主流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分裂，就是城市裏面玩非主流的不跟農村的玩了，大家越玩越細膩，不玩以前的粗糙的東西了。這個時候繼續玩這些粗糙東西的鄉村非主流，他們就開始走向了誇張審美的方向。2007年，以玩誇張頭髮為特徵的殺馬特家族突然爆紅。
爆紅以後，外界以為這種玩誇張視覺的都是殺馬特，碰見殘血、葬愛都認為是殺馬特。這個概念很重要，因為大家覺得這個也是殺馬特那個也是殺馬特，其實不是。殺馬特有個最重要的特點——誇張，頭髮立起來，不立起來的不是。
2013年以前，殺馬特的人數是相當多的。多到什麼程度呢？很多工人跟我們講，一條流水線上有七八個殺馬特，廣東、浙江、福建很多工業區裏面，滿街的殺馬特。
當時這在工業區裏是時尚的標誌，我採訪的一個殺馬特小孩説，他當年從東莞回雲南蒙自，三天三夜沒有睡覺，特別怕這個頭髮散了，回家老鄉看不着。
雖然我得到很多消息，但是羅福興叫來的殺馬特都是一些過去時的殺馬特，我以為只能拍一個回憶式的影片了。但在一次採訪的時候，有個過去的殺馬特告訴我們，東莞石排鎮有一個金豐溜冰場，那裏還有正在進行時的殺馬特。這是一個讓我覺得特別意外的好消息。
我馬上就開車到那去。在那個地方，我第一次見到了現實中的殺馬特。那幾個殺馬特小孩頂着鮮豔的頭髮，自豪、驕傲地溜着旱冰，他們非常熱愛自己的頭髮。我忽然明白我以前的認知完全錯了。我以前從網上得到的東西不是都是自黑嗎？怎麼變成熱愛了？
在那個地方我才知道，殺馬特有句名言叫“自黑不是殺馬特”，我們在網上看到的自黑內容都不是他們做的，而是別的人為了吸引眼球做的。
這個事情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無知者。我突然發現我們對工人不懂，對年輕人也不懂，非常愚蠢。
03.住在石排
第一期拍攝花了三個多月時間，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跑了4000多公里，見了所有羅福興能約到的殺馬特。
我們發現玩殺馬特的全部都是90後農民工，而且都是農民工二代，都有留守兒童的經歷。絕大部分人有中小學輟學的經歷，初次進廠打工的平均年齡在14歲左右，最小的只有12歲。
我開始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每個殺馬特的故事都和工廠密切相關，搞不懂工廠就搞不懂殺馬特。我覺得我們得到工廠去住一段，趕快搬到石排去。
石排曾經是殺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其實它是一個小鎮，在東莞不算大鎮，所有房子下面的一樓全部是工廠，每個廠裏都在忙，一天到晚隨時都是機油味，隨時都是“轟隆轟隆”的機器聲。
東莞石排
住在石排，我們知道了哪些髮廊是殺馬特喜歡的，知道了他們喜歡吃萬州烤魚，街邊賣得最好的手機是OPPO，整個工業區的消費都是非常低的。
我們到石排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每年“十一”長假都會有聚會。這個聚會對這部片子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有空讓我拍，我才能夠拍到他們是怎樣展示自己的頭髮，怎樣玩之類的。我曾經一度覺得這是片子最重要的場景，這次聚會成為整個殺馬特故事的入口，會為整個片子定調。這是我們2018年“十一”前後拍到的一次聚會。
石排公園殺馬特聚會
我真正開始理解殺馬特的精神世界是加了他們的QQ、微信、快手和抖音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深刻的變化，突然我所有的手機推送都改變了，甚至每天都會給我推送招工啓事，我突然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理解的世界。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閡太大了，相互之間的距離比貧富懸殊的距離還大。再加上現在的數字霸權，AI總是選你喜歡的，它認為你這個階級該看的東西推送給你看。最後每個階層的眼界都變得越來越窄，也越來越狹隘。
實際上殺馬特也不知道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當年出來的時候，他們以為他們已經是天下第一流行了。很多殺馬特跟我講，他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
想想這樣的認知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有多恐怖，我們的眼界有多麼狹隘，我們不到那兒，不加他們的手機好友的時候，我們永遠看不到這些推送。
04.成為殺馬特的理由
這讓我真正地開始理解，為什麼他們要去做殺馬特。成為殺馬特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先放一個視頻——
從山區來的這些殺馬特小孩，他來自於一個熟人社會，對外界是非常信任的。最開始出門打工的時候，他們可能剛到廣東就被騙了，被欺負了，或者被搶了，可能剛下火車行李就被人拎走了，好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我們先聽羅福興説——
還有另一種情況，這些殺馬特小孩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從小就特別渴望有存在感。到了工廠以後，周圍的人都不認識，也許有的人是跟老鄉一起到了某個廠，但是廠裏往往會把老鄉分到不同的部門，或者不同的班次，他們覺得老鄉老是在一撥的話，可能就會比較容易鬧事。所以這些小孩就特別缺少存在感，特別寂寞。
再加上長時間的工作，我覺得有很多工人都有抑鬱症。所以找到一個特別刺激的東西，可能就是自我治療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吧。
還有一種情況，這個是石排那一年最流行的衣服。
因為大家每天刷手機的時候都會看到，一個小項目一個億，拍個電視劇五千萬，一個代言費兩千萬，然後看到自己的工資，一個月三四千塊錢，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就休息一兩天的時候，就會覺得特別無望，所有的年輕工人都有一種無望的感覺。
他們跟自己父母那一輩人不一樣，父母們不管工資有多少，他們就會一直加班賺錢回去。而這些年輕人們實際上是想留在城市裏的，但是他們覺得根本沒有可能。羅福興經常跟我講，他從來不抬頭看一棟高樓，因為覺得跟他沒關係。
加入殺馬特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在流水線上女工都看不上男工，所以男孩打扮時尚一點，可以吸引一下女工。有很多男孩從農村到外面來打工的時候，家裏給的任務就是要找個女朋友回去，家裏沒有錢付彩禮，如果能找到一個真愛，少要點彩禮，也是一件很成功的事情。
在工廠區裏我理解了很多過去從來不知道的事，比如我們手機推送的招工啓事裏面，不交社保、不交醫保居然可以是優惠條件。去跟工人聊天的時候才發現，80%到90%的工人每年都是要辭工回家的，第二年重新找工作，光是如何續保一條他們就不知道如何處理。
住在石排特別重要，沒有肉身的體驗，我很難判斷工廠在片子裏的權重，也很難理解工廠在殺馬特審美形成邏輯中的重要性。
我過去一直自以為是相當瞭解農民工的，但是和他們相處的時候才明白，他們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到兩天，收入卻只有三四千塊錢。這三四千塊錢不僅是冷漠的數字，還是工人所經歷的極度的疲勞和生命的貧乏，以及面對階級固化後的無望。
不待在工廠區你是絕對體會不到工人那種疲勞和貧乏的。很多人都以為我能拍一個特別精彩的殺馬特的故事，可是沒有精彩的殺馬特，只有生命極其貧乏的殺馬特。
我知道工廠重要，但是怎麼拍攝工廠我不知道。工廠進不去，如果找關係進一兩個工廠，我又擔心我穿着一個黃馬褂進去以後，我拍的工廠會變形，拍不到真實的工廠。
怎麼辦呢？我就把大家叫過來想辦法。我們想得很簡單，辦一個工廠影像大賽，向工人徵集工廠的視頻。羅福興在一旁特別鄙夷我們，工人們根本看不懂我們寫的那些規則，也不會相信。羅福興説他來寫。
他就寫了兩句話，第一句：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賺千元不是夢。然後再把我們的技術要求跟在後面，馬上雪片一樣的工廠視頻就來了。
這些視頻都是我們買的，我們一共買了915條工人們拍攝的視頻。
05.回殺馬特的老家看看
其實得到工廠這些視頻的時候，片子基本上也就可以了，但我還想去看看他們到底是在什麼樣環境里長大的，而且我知道很多過去有名的殺馬特已經回到了老家，所以那年冬天我又趕到了雲南、貴州和廣西。這是我們一起的幾個人，烏鴉、羅福興，還有社科院的李人慶老師，我們就一起去看這些小孩的老家。
大部分回老家的殺馬特真的是不喜歡工廠，他們希望在家裏找到一些事情做。另外有一些殺馬特，像這個小孩，他就是因為父母生病，回到了老家。
還有最重要的原因，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複自己的命運，成為留守兒童。他們不希望孩子像自己一樣只對爺爺奶奶有感情，對父母心存恨意。但是這個願望是很難的，我知道他們現在大部分人又出去打工了，還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給了爺爺奶奶。
在那個地方他們給我們講了很多，每個人都不厭其煩地給我講當年做留守兒童時受的各種委屈，內心的孤獨，離開農村去城裏打工時對爺爺奶奶的思念。好多人拿出他們剛出門打工時的照片、短視頻給我看，十二歲、十三歲，那一張張稚嫩的臉，讓我震驚，把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都給翻出來了。
我是一個淚點很高的人，因為老拍這種片子，一般的事我根本不會掉眼淚，但在這個地方我不行了，經常忍不住掉眼淚。
我有時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為的通過自我否定來抵抗這個時代是多麼可笑。他們好多人連保護自己都還沒學會，哪裏有能力反抗啊。這其實是一幫最可憐的人，他們只是打開了一個保護自己的裝置而已。
但我們的社會真的非常不寬容，殺馬特不過是希望通過身體改造來保護自己的那麼一點裝飾，就那麼一點點異質的東西，讓他們被全社會視為異端。大部分殺馬特以為自己犯了多大的錯，最後只好剃掉頭髮，老老實實打工，重新迴歸生命的貧乏。
在接受我們的採訪之前，羅福興也接受過很多其它媒體的採訪，在那些採訪裏他最常説的一句話就是：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06.被遮蔽的
所有的素材拍完、收集完後，我就準備回家剪輯了。我們的素材來自三個部分，我們拍的採訪，跟工人買的工廠的視頻，還有殺馬特們開放QQ空間給我們的和影像資料。
剪輯的時候我特別痛苦，幾個月都不知道該怎麼剪。按照正常的剪法，我肯定有一個導演視點帶着大家去觀看，就從公園的聚會開始，先把殺馬特的視覺盛況展現出來，然後一個一個地介紹，做一個結構、視覺衝擊力很強的片子，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這樣做的，這也符合我受的教育和我自己的觀影習慣。
但我始終覺得不對，殺馬特最重要的一部分東西被遮蔽了。我覺得這個遮蔽很可怕，我必須把被遮蔽的東西展示出來。因為紀錄片做得好不好，其中有一個前提就是，你把拍的素材裏面最重要的東西剪進去沒有，讓它充分發揮作用沒有。
所有的方式都不對，於是有一天我決定先寫首歌，先給這部片子寫一個片尾曲。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殺馬特，用第一人稱寫了一首歌。
寫完這首歌后我就知道怎麼剪了，我突然明白了，我完全可以用第一人稱來剪。殺馬特的經歷確實很貧乏，比不上他們的頭髮好看，但是這恰恰是他們被遮蔽的部分。為了把被遮蔽的部分展示出來，我可以犧牲那些戲劇性，犧牲那些視覺衝擊，我得給殺馬特説話的機會，哪怕他們再貧乏。
所以本來是一個強結構的東西，我決定把導演的視點、導演的時間線都扔掉，做一個弱結構的片子。我就讓殺馬特們絮絮叨叨，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儘量把細節説出來，儘量充分地去表達。
我以為它一定會垮掉，但是恰恰相反，突然片子就好剪了。因為那些素材本來就是他們的，工廠也是他們拍的，那些空間也是他們的。當他們絮絮叨叨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可以恣意地把各種素材往片子裏面貼，完全沒有違和感，片子居然就這麼成了。
07.兩個問題
最後我想説兩句話作為演講的結束。第一是有很多人問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殺馬特史？我想跟大家説，我拍的不是殺馬特史，我拍的是殺馬特講述自己的個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後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很多人問我，拍紀錄片是不是因為情懷？我2002年開始放下書本去三峽拍《淹沒》，我其實是想知道農村在發生什麼。
李一凡作品《淹沒》
我在那裏看到了現代化的代價，看到了城鄉關係的急劇變化。我就想我應該把城鄉衝突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後我去了農村，花了兩年時間拍《鄉村檔案》。我希望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急劇變化，這些變化可能帶來什麼。
李一凡作品《鄉村檔案：龍王村影像文件》
我所有的作品，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影像作品，或者社會性藝術，都有一個共同的研究方向——城鄉關係，尤其是城鄉關係中關於城市化進程，以及這個進程中人的代價。
我覺得20世紀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城鄉關係問題，一個想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如果不處理好城鄉關係，就會出特別大的亂子。有社會學家説為什麼會發生“一戰”“二戰”，就是因為德國當時沒有解決好城鄉關係。
因為農業機械的進入，大量德國農民只好進入城市尋找生活，但是城市並沒有做好接納那麼多人口的準備，住房、就業、教育、社保、醫保等都沒準備好，一旦經濟危機來臨整個社會就面臨崩潰。為了轉移這種危機，德國錯誤地選擇了用戰爭來擴大生存空間。
所以每個人都是活在社會里面的，每個人的處境都是社會的處境，每個人的歷史都是社會史。關注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關注社會，只有在你對社會的觀看沒有盲點的時候，你才會發現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種歲月靜好之中。
謝謝大家。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一席（ID：yixiclub），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