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還在幻想包圍中國？提醒西方認清自身的“斯賓格勒陷阱”！

編者按：12月11日，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案，啓動“威懾中國新計劃”。而在之前，受拜登選情鼓舞而成立的西方多國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聯盟”和“新跨大西洋議程”等紛紛出籠。而西太平洋上，美英日海軍的聯合部署動作頻頻……似曾相識的“包圍中國”的架勢已經蠢蠢欲動。但是西方應該讀一讀100多年前，他們的同胞斯賓格勒的大書中極其深刻的預言。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將中國定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挑戰美國的主要大國、構建反制中國的國際聯盟，已是美國兩黨共識和既定戰略。隨着大選結果明朗化，在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預期中出現了一個流行的邏輯：特朗普政府期間雖然大力推動了反制中國的戰略，但是總體效果並不好，反而因為與盟國爭端頻發損害了戰略的實施；隨着拜登執政的開始，美國有望修正特朗普/蓬佩奧的失誤，將“競爭性對華方針”調整到正確的軌道上，讓反華“包圍圈”切實成型。

受這一邏輯的激勵，一些早在醖釀當中的多國聯動重新開始活躍，例如歐盟旨在與美國協調對華立場的“新跨大西洋議程”、今年成立的由西方多國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聯盟”等，還有更實際的，如計劃中的美英日海軍在西太平洋的聯合部署、美法日在日本的聯合軍演等。

政治、輿論、軍事多管齊下，西方的老一套，然而在西太平洋的聯合軍事部署這件事含義頗深。英國即將派遣本國6萬5千噸的最強大戰艦“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組成的特混艦隊進駐西太平洋以回應“中國在這一地區不斷增長的硬氣（increasing assertiveness）”。這一最新軍事計劃極具象徵性，難免令人們聯想起這一地區在19世紀中後期的那段歷史。

2018年的“伊麗莎白女王”號，圖片來源：英國海軍

帝國主義歷史的解封

也許，即將遠航西太平洋的皇家海軍官兵們已經開始閲讀有關鴉片戰爭的歷史讀物了，然後伴隨着大海的波濤展開關於歷史輪迴的暢想——21世紀的八國聯軍，新的天津條約，列強瓜分豆剖，中國再次四分五裂，國家名存實亡，人民水深火熱……

美、英、法加上日本，在19世紀中期之後中國近代歷史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這幾個國家，一旦開始以中國為共同的假想敵，一旦開始在中國東南外海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不需要任何解釋説明，其行動本身就相當於是將各自的帝國主義侵略歷史重新解封。事實上，東亞地區的近代歷史從未遠去，帝國主義行徑並未被徹底清算，多個歷史遺留問題一直持續到今天，當這些國家將中國的強硬作為它們在這一地區進行軍事部署的理由時，它們自己卻在復活帝國主義時代的野蠻和驕橫！

帝國主義重現亞洲其實也很正常。西方的戰略家們整體上仍然信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在這種理論中，21世紀相比於19世紀國際社會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仍是無政府的叢林狀態，大國之間的關係也仍然猶如一羣關在鐵籠子裏的黑猩猩，表面上的和平共處絲毫掩蓋不了內心裏的你死我活。

中國歷史文化中具有“以和為貴”的傳統，甚至還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崇高情懷，和平時期久了就很容易產生今後永無戰爭、天下從此太平的幻覺，但務必別忘了西方國家骨子裏的暴力基因，更別忘了帝國主義近幾百年裏亡他人之國、滅他族之種的本事。

英國歷史學家傑弗裏·帕克在他的《軍事革命：軍事創新與西方崛起》一書中一語中的：“‘西方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使用武力，依賴於下述事實：歐洲人與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地有利於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間成功地創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於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對此表示同意並補充道，“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文化、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

今天也是一樣，在亞太地區的海空軍事力量集結，配合以“對華政策跨國聯盟”之類組織的輿論造勢，不過就是21世紀西方的“有組織的暴力”，企圖再次贏得世界的看家本領也就是這些了。

所以可以説，一旦西方開始準備訴諸它發動戰爭的能力、準備運用其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的時候，問題反而簡單明白了，因為西方頭上的所有光環都自動消失，各種歪理邪説也就統統失效，現代世界的本質直接暴露出來了，事情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了。

“斯賓格勒陷阱”

西方列強針對中國的“有組織的暴力”，從19世紀中期開始，持續了100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是在這之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逐步加速，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持續穩定地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得以大幅度提高，歷史終於發生了大逆轉，當年被西方當作殖民地壓在世界等級體系底層的中國，不僅實現了翻身解放，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開始引領世界。

如果説很多人沒有看清西方依靠軍事力量贏得世界這一本來面目，那麼可以説，很多人其實也沒有看清中國依靠經濟力量贏得世界這一本來面目。而隨着西方針對中國的“包圍圈”越來越成型，雙方都在迴歸自己的本真，現代世界的本質也越來越清楚地暴露了出來。

就在12月份，中國方面的消息是，前11個月的貿易進出口數據顯示，11月份的出口增長達到了創紀錄的21.1%，順差增幅為102.9%，中國將成為2020疫情之年全球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從西方傳來的消息則是，在美國的努力勸説下，除英國和法國外，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都將在2021年向西太平洋增派海軍艦船，一個“新八國聯軍”正摩拳擦掌。

既然現代世界的本質、西方文明及其歷史的本質就這樣赤裸裸顯露出來，那就有必要再次關注100年前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深刻洞見，他那本轟動一時、銷量創下了同類學術著作最高紀錄的《西方的沒落》一書，被評論家稱為“二十世紀的一部力作”、“一部真正里程碑式的著作”。此書甚至令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首次懷疑，“我的整個探討，在問題提出之前（更不用説找到答案了）就早已被斯賓格勒處理過了”。

斯賓格勒，圖片來源：wiki

在1831年完成的《人與技術》一書中，作者描述了這樣一幅令西方人深感悲觀無望的大圖景：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歐和北美在經濟、政治、軍事和財政權力方面顯示出驚人的優勢，其基礎是工業的沒有爭議的壟斷。”而世界其餘地區的各國，在這些工業國的殖民政策下都成了原材料區和銷售區，而不是生產區。“這就是白種工人的奢侈生活的基礎……，因為工資的高低完全有賴於工業的領袖們已為其周圍的工人建立起來的壟斷。”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西方犯下了決定性的錯誤，“著名的‘工業疏散’開始了，因為人們考慮到，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有必要使生產靠近買主。人們開始用秘密、程序、方法、工程師和組織者的輸出代替唯一的產品輸出。就連發明家也移居國外。”

這個錯誤導致的結果是，“今天，在世界各地，在亞洲東部、印度、南美、南非，均出現或正在形成工業區，這些工業區由於其工資低而成為我們的極大的競爭對手。”不僅如此，“這裏，被剝削的世界開始對其主人進行報復。有色人——他們同樣熟練地和更加知足地工作——用無數雙手動搖白人經濟組織的基礎。”

這是斯賓格勒在20世紀初期對於未來世界的深刻預判。他死於1936年，未能親眼見證中國這個最大的“被剝削的世界”的自我解放，見證中國勞動者用自己的無數雙手“同樣熟練地和更加知足地工作”，給西方經濟組織的基礎造成的地動山搖。

將西方面對今日中國時自身可能跌入的“陷阱”命名為“斯賓格勒陷阱”，有兩個非常充分的理由。

第一、是斯賓格勒最早將這樣一個對西方來説十分嚴酷的現實毫不留情地展現了出來：“白種工人的習以為常的奢侈將成為他的厄運。白人的工作本身正變得多餘。……這是白種人國家裏出現失業的根本原因，這不是危機，而是一種災難的開始。”

第二、斯賓格勒在描述了西方正在面臨的這個災難之後，不僅沒有指出任何出路，反而斷言西方只有一條絕路。他認為，西方文化將“像任何一種文化的一切偉大形式一樣從內部消耗殆盡”，而西方面對這種滅亡的命運，將採取“阿喀琉斯的世界觀”，即“寧願選擇充滿行動和榮譽的短命，而不願選擇沒有內容的長命”，也就是“堅守在毫無希望的崗位上，沒有希望，沒有救援”，直到“真心誠意”地死去。

中國拯救西方和世界？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陷阱”，一個足以讓西方陷入滅頂之災的、真正危險的“陷阱”。

做個對比，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描述了一個“修昔底德陷阱”，認為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必然要挑戰美國這個“守成大國”，而美國作為“守成大國”必然要遏制中國這個“崛起大國”，歷史上類似的國際關係危機將會重演。而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發明了一個“金德爾伯格陷阱”，認為中國如果在美國的全球治理體系下長期免費搭便車，一旦美國全球治理能力迅速下降，歷史上類似於20世紀初期因英國世界霸權衰落導致衝突不斷甚至戰爭爆發的國際關係危機將會重演。

這些“陷阱”，正如中國學者早就指出的，不過是西方理論家為了給中國發展設置障礙而編造出來的一種“觀念陷阱”、“政策陷阱”，並不現實。但斯賓格勒早在100年前就清楚地告誡西方世界的災難，卻是西方一直持續不斷地在為自己挖掘的一個巨大而且現實的“陷阱”。今日西方社會富人階級奢侈無度，窮人階級卻在失去工作，統治集團一方面深陷債務危機一方面卻還在增加軍費、窮兵黷武，方方面面不正是這個“斯賓格勒陷阱”的模樣嗎？

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美國最富裕的50個人身家接近2萬億美元，較2020年初增加3390億美元。圖片來源：彭博社

在斯賓格勒所描述這個歷史圖景中，中國所做的並不比其他“被剝削的世界”更多，不過就是為了自救而努力學習掌握了西方的各種發明和技術，不過就是像其他國家一樣“同樣熟練地和更加知足地工作”，不過就是將起源於西方的發展主義移植到了中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觀”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至於為什麼僅僅做了這些最基本的事情就導致了西方所説的“中國威脅”甚至“中國入侵”，其實完全是西方自己的問題，也就是斯賓格勒所指出的西方“習以為常的奢侈將成為他的厄運”。

斯賓格勒作出“西方的沒落”這個斷言，根據的是對西方歷史和文化本身的洞察，並不是基於對中國的瞭解。既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已經看到了西方發生危機和災難的必然性，那麼就可以認為導致西方今日衰落的主要原因與當代中國基本無關。

甚至不妨設想，如果斯賓格勒看到了今天的世界，反而會將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未來的希望。因為中國既具有他所説的“古老的文明的過分成熟的智力”，又沒有他所説的“浮士德式的文明”這種包含自我毀滅的基因。這也就意味着，如果説西方的沒落是歷史的必然，那麼中國這個具有和平主義傳統的國家作為超越西方這個榜樣的最大的非西方對手，其實反倒是西方不可多得的幸運。

今天的世界，正呈現出一個鮮明的對峙：一方面是西方緊鑼密鼓地構建包括軍事包圍在內的反華“包圍圈”，另一方面是中國反覆宣稱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並呼籲各國共同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現實的“斯賓格勒陷阱”上看，前者實際上正在加速落入自己早就挖好的這個“陷阱”，而後者實際上正在努力開拓着繞過這一“陷阱”的新的光明之路。

這就是今天提出“斯賓格勒陷阱”的重大現實意義。需要嚴肅地提醒西方：斯賓格勒關於未來西方將像阿喀琉斯一樣“真心誠意”地死去的預言也許是誇大其詞了，但如果今日西方執意要“真心誠意”地包圍中國、與中國為敵、與世界人民為敵、斷送全人類的和平發展之路走向戰爭，那麼，無論是斯賓格勒的預言還是馬克思的預言，都必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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