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陽子：日本為什麼把自己看作戰爭的“受害者”？
【文/加藤陽子】
説不出死者陣亡地的國家
與德國人相比，日本人常常被指責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不夠。僅僅是對珍珠港的偷襲，日本就奪去了3000名美國年輕人的生命，他們許多人甚至還在星期天早晨的睡夢中，就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毫無疑問，日本確實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根據中國的統計，從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中國共有330萬軍人、800萬平民傷亡（這個數字因為統計主體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同時，也不能忘記中國台灣、朝鮮及南洋羣島等日本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居民所遭受的苦難。根據1938年制定的《國家總動員法》，日本在第二年發佈了所謂“國民徵用令”，認可了國家以命令的方式將所需人員安排到戰爭所需的產業進行勞動。根據國民徵用令，日本從殖民地強徵了許多勞動者到國內進行採礦、機場建設等勞動。以朝鮮為例，到1944年為止，據説有16%的朝鮮人口被徵發到了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區。
但是，日本為什麼總是以被動的方式來闡述太平洋戰爭呢？為什麼日本人認為自己是“被害者”呢？這麼多的日本民眾選擇這種表達方式，無論對錯，必然有其理由。就像巖手縣的情況那樣，九成的陣亡者都死在了日本戰敗前的一年半時間裏，他們在距離故鄉數千千米的遙遠戰場上丟掉了性命。國家甚至無法告訴陣亡士兵的家屬，這些士兵是在何時、何地失去生命的。現代的我們對於當時追悼死者的想法可能有些難以理解。
日本傳統的慰靈思想認為，年輕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況下，背井離鄉，死於非命，靈魂就會作祟。對於戰死在外地的青年的靈魂，必須在弄清楚死亡地點和時間以後，舉行葬禮。想了解日本人關於靈魂和慰靈的相關思想，讀一讀折口信夫的著作應該最適合了。折口信夫與柳田國男並列為日本民俗學與國學研究的第一人。關於折口，還有另外一些令人感傷的故事。
折口最喜愛的弟子名叫藤井春洋。據説這種喜愛，並不僅僅停留在對於自身藝術與學術繼承者的愛上，他們的關係已經超越師徒關係。1945年的春天，日軍在淡水和糧食雙雙告急的情況下，在這個遠海孤島上與美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藤井就是死於這場戰役。對於硫磺島戰役，大家可以看一看2006年上映的《硫磺島的來信》（Letters from Iwo Jima），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渡邊謙主演的這部電影，可以作為影像參考，讓大家對硫磺島戰役有一個較為生動的認識。
《硫磺島的家書》劇照
折口曾經寫過一首短歌，其中寄託了對於藤井的思念：“如月二十，夜月深邃，生者猶戰乎。”美軍在2月19日登陸硫磺島，3月17日，硫磺島的日本守軍全部被殲，陣亡者達到了23000人。“如月”是對陰曆二月的雅稱。已經是陰曆二月二十日了，夜空中的月亮看起來那麼深邃，我所愛的春洋現在還沒死的話，是不是還在繼續着那場必敗的戰鬥呢？折口用“釋迢空”的筆名創作短歌，是一位優秀的短歌詩人。他吟詠的這首短歌，確實觸動了很多人的內心。
折口在這首短歌中，平靜地傳達着對於滿不在乎地將自己所愛之人投入一場必敗戰爭的國家的憤怒。他認為，那些遠離故鄉死於非命的人不夠被供奉的條件，所以靈魂會在後世作祟。折口的這種想法也在普通人之間廣泛存在，通過下面的例子可見一斑。
一位陣亡者的父親在戰後寫給國家機構的信被保留了下來，信中這樣寫道：“如果無法救出被遺棄在山中的愛子，身為父親深感不安，同樣也有違天理。”不管是在萊特島還是在瓜達爾卡納爾島，如果不找回死在那裏的愛子的遺骸，作為父親就無法原諒自己。從這位父親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與折口相似的情感。
滿洲的記憶
置於太平洋戰爭的背景之下，日本民眾將自己想象成“被害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對於滿洲的記憶。1945年8月8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以後一直沒有加入對日戰爭的蘇聯，依照與英美在雅爾塔的協定，在德國投降3個月後對日宣戰，出兵滿洲進攻關東軍。德國是在5月7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確實是相當準確的3個月後呢。美國已經在8月6日用原子彈轟炸了廣島，日本的戰敗只是時間問題。蘇聯在這個時候進攻滿洲，作為開拓團移民移居滿洲的許多日本人也被捲入了與蘇聯的戰爭中。戰後的日本長期存在着對蘇聯的憎恨情緒，某種程度上也來源於此。
在日本戰敗時，有150萬日本人生活在滿洲地區。除了這些普通民眾，還有50萬關東軍。也就是説，當時共有200萬日本人身處滿洲，其中有63萬人（根據1990年公開的俄國史料）被蘇軍扣留在西伯利亞和蒙古地區。因為與德國之間的激烈戰爭持續了數年，使得蘇聯國內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因此蘇聯就把日本俘虜派去從事修築鐵路、伐木之類的工作。在被扣留的63萬人中，有66400人在西伯利亞的苦寒之地丟掉了性命。
到戰爭結束時，身處海外的日本民眾有321萬人，再加上大約367萬名陸海軍軍人，總計有688萬日本人滯留在海外。其中，有200萬人在滿洲。包括那些被扣留最終死在西伯利亞的人在內，蘇聯發動進攻以後留在滿洲的200萬日本人中，有245400人喪生。
這個數字真是驚人。除了死者和因為種種原因與親人離散而無法回國的滯留孤兒和婦女，在滿洲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撤回到了日本。如果以剛剛提到的人數計算，日本戰敗後，有8.7%的日本人體驗了從海外撤退的行動。
上百萬男女老幼同時經歷的歷史事件，無疑是一個民族的深刻歷史記憶。因為漫畫《明日之丈》而聞名的漫畫家千葉徹彌，以及2008年去世的《天才傻鵬》的作者赤塚不二夫，都是從滿洲撤退回到日本的。芥川獎獲得者安部公房也經歷過撤退，他以這些經歷為基礎寫成的小説《野獸們要回家》，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大家可以找來讀讀看。
赤塚不二夫
毫無疑問，從滿洲撤退回國之路充滿艱辛。許多人因此不斷訴説其中的苦難，甚至以“被害者”自居，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絕對不能忘記的是，造成這種慘禍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的政策。這裏我們用一個例子來對這些政策加以説明。長野縣有許多人作為開拓移民去了滿洲。在長野縣內，相較於縣政府所在地長野市或松本市的周圍地區，長野縣南部的南信有更多的村莊送出了大量移民。
飯田市歷史研究所編纂了一本題為《滿洲移民》的書，屬於南信地區的飯田市的歷史學家們研究了這個地區滿洲移民的有關情況。南信地區送出了大量的開拓移民，這些被送到滿洲的人在戰敗後又體驗了艱難的撤退之路。現在由生活在這個地區的人自己研究過去的這段歷史，所得到的成果可以説是劃時代的。
在飯田市周邊，開拓移民最多的村莊，移民滿洲的比例為18.9%，也就是説，平均每5個村民中就有1人被送到了滿洲。飯田地區養蠶業發達，以生產遠銷美國的優質蠶絲而聞名，但是大蕭條之後，蠶絲價格暴跌，農村經濟受到了巨大沖擊。歷史學家通過調查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個村莊的主要經濟來源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較為順利地從養蠶業轉向其他種植業，那麼這個村子的移民就相對較少。至於那些平地較少、山地較多的村莊，就往往難以實現這種轉型。也正是這些地區，積極（甚至可以説是過於積極）地響應了國家和農林省從1938年開始推行的滿洲分村移民的招募計劃。
為什麼我要説“過於積極”呢？其實，試驗性的滿洲移民從1932年左右就開始了，村民們從那些初期移民傳回的消息中瞭解到，滿洲並不像國家宣傳的那樣，是“流奶與蜜之地”，實際上非常嚴寒，日本人並不容易適應那種環境。所以從1938年左右開始，願意移民的人數急劇減少。為此，國家和縣政府出台政策，如果村中的一部分居民願意移民滿洲，政府就提供各種特別補助來幫助村莊進行道路整修和產業振興等事業。
以這種方式送出的移民就被稱為分村移民。苦於生計的村莊為了得到國家的補助款，紛紛配合負責縣移民工作的拓務主事，進行了分村移民。這些移民中的許多人最終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故鄉。但是，其中也有大下條村村長佐佐木忠綱這樣具有遠見的領導者。佐佐木反對分村移民，他認為這是國家和縣政府以補助款為誘餌，草率地對待村民性命的行為。佐佐木沒有被矇蔽。
當人們講到從滿洲撤退的苦難時，總是很容易就聯想到蘇軍的突然襲擊，以及沒有通知開拓移民就自己撤退了的關東軍。但是，在這之前我們需要弄清楚，在推行分村移民政策時，國家和縣政府做了什麼？使用補助款來“購買”分村移民這種做法，難道沒有問題嗎？
在下伊那地區擔任町村會長的吉川亮夫也頗有見識，他批判那些為了取得分村移民補助款而幾近瘋狂的村莊，一語道破這種狀況只是“為了補助款而爭奪開拓民”。通過開出在某一期限內召集多少分村移民，就可以得到多少預算的條件，讓村莊之間展開互相競爭，即便到了現在，國家和縣政府還是會有類似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否也是這樣，一個人對於事實的瞭解，是會影響他對於現代社會以及歷史的看法的。我對於寫出《滿洲移民》這本書的鄉土歷史學家深表敬意。在這本書中，有大量的內容是唯有紮根於當地的人才能弄明白的。一些開明的開拓團長，從到達目的地開始，就盡力與腳下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在得知戰敗的消息後，從而得以立即與中國的農民代表進行溝通，通過出讓所有的農場和房屋來換取中國人的幫助，抵達安全地帶，最終以較低的死亡率回到了日本。其中又以死亡率最低的千代村為代表。這些例子明確地揭示出，面對歷史的必然，個人也能憑藉資質與努力，對歷史施加相應的影響。
俘虜的待遇
在日本人當中，相信有不少人對於“正視過去的德國人與不這麼做的日本人”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感到不滿。但是我認為，日本人在面對戰爭時確實表現出了某種特殊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能夠將這種特殊性用數據正確地總結表示出來，就可以加以正視了。
其中一項數據就是俘虜的待遇問題。美國的一個組織根據被俘虜的美國士兵名單，計算出了不同地區被俘美軍的死亡比例。日本與德國的數據出現了相當大的差異。被德軍俘虜的美國士兵的死亡率是1.2%，但是一旦成為日軍的俘虜，死亡率就上升到了37.3%。這種差距非常大，明確地凸顯了日軍對待俘虜的殘忍程度。日本的士兵一直被灌輸不能當俘虜的思想，所以就產生了不把投降的敵國軍人當人看的結果，但是原因還遠不止於此。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日本軍隊忽視本國士兵人權的特質，使得這樣的軍隊也不會重視俘虜的權利。曾經在一橋大學擔任教授的藤原彰先生在戰前就讀於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前往中國戰場服役。在日本投降以後，他復員考入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習近代史。雖然先生已經去世，但是希望大家都能讀一讀他所寫的《餓死的英靈們》這本著作。
藤原彰
戰爭需要糧食。在新幾內亞北部的叢林裏，根本沒有可供汽車通行的道路，運輸差不多隻能依靠人力。如果限定士兵一天的主食為600克，在需要出動5000名士兵時，就算只是搬運主食也需要大約30000人。當然，這個數字還會隨着基地與前線的距離變化而變化。然而在新幾內亞，沒有一條戰線上的日軍能夠在這樣的糧食補給計劃下作戰，所以才會説在那裏沒有戰死者，都是餓死者。
日軍的這種特質，也影響到了國民的生活。戰時的日本可能是最輕視國民食物的國家之一，在臨近戰敗時，日本人每天攝入的卡路里已經降到了1933年的六成。1940年，有41%的人口是農民的日本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日本當時的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明明需要大量的人手從事農業，國家卻把農民徵召進了軍隊。
雖然對工廠的熟練工人實施了延期徵召，但是農業學校出身的人們還是沒有逃過徵兵，這些人知道肥料的使用方法和蟲害的防治知識，可以説是支撐農業發展的人。在他們應徵入伍以後，農業生產就全無技術和知識可言了。到1944年以後，農業出現了減產。當政府在這一年注意到農民之中也存在技術者而開始實施暫緩徵召時，已經太遲了。
相比之下，德國則大不相同。雖然德國的各種工農業設施遭受的破壞比日本更為嚴重，但是在1945 年3月，也就是德國投降之前的兩個月，德國人的卡路里消耗居然還比1933年增加了一到兩成，比戰前還多。德國堅持不能減少分配給國民的糧食，這是為了避免國民出現不滿情緒。
不論對士兵還是民眾來説，太平洋戰爭都是悲慘的。在日本的礦山裏，有大量的中國俘虜以及從朝鮮半島強徵來的勞工們在被迫勞動。對於俘虜，本來應該提供充足的糧食和薪水才能要求他們勞動，而且不能要求軍官從事勞動，但是這些規則完全沒有被遵守，並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死傷者。然而，在日本士兵和民眾的心中，這些悲慘的事實並沒有比他們自身所遭受的惡劣待遇與痛苦生活來得刻骨和鮮明，以至於這些事實漸漸從日本人的記憶中遺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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