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斯普羅斯:喬·拜登的四年計劃
【文/傑夫·斯普羅斯】喬·拜登(Joe Biden)贏得了2020年總統大選,不過2024年大選的影子已經隱隱浮現。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共和黨已經被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刻下了深深的印記,而且四年之後他也許會再次參選。無論特朗普是否參選,共和黨都可能再次掌握權力,那個代表共和黨再次掌握權力的人也許不會再像特朗普那般愚蠢和無能,但他一定還會是一個獨裁者並高舉種族主義的旗幟,這一點與特朗普應該是別無二致的。
為了避免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民主黨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好手中的時間做滿兩個總統任期,迫使共和黨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政治路線和施政風格。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在羅斯福新政之後,共和黨就改變了曾經那種過於極端的政策。如果民主黨人不想只是贏得暫時喘息的時間而是真正擊敗特朗普主義,那麼他們就必須再次做到羅斯福政府時期民主黨人所做到的那些事情。

《美國展望》雜誌網站2020年11月20日刊發了《美國週刊》(the Week)經濟與商業新聞記者傑夫·斯普羅斯的評論文章:《喬·拜登的四年計劃》
民主黨人該怎麼做呢?答案貌似十分簡單。當我説出來,每個人都知道那是正確的答案,但政治家們若要真正實現我所説的內容將是非常困難的:從根本上來説,民主黨必須改善美國人民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大多數選民持久的支持;民主黨應該向美國人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脱離困境,幫助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容易被大家看見越好。
這件事的難度在於,在掌握權力之前,你是沒有能力着手做任何事情的。回顧歷史,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美國老年羣體對選舉來説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這一狀況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羅斯福總統簽署《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建立老年醫保制度(Medicare)之後才發生了變化。美國老年羣體如今已經是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力量。今天,殘酷的參眾兩院選舉已經讓民主黨人在電視辯論、宣示政綱和政策包裝這幾件事上用盡了力氣,似乎這樣做有助於他們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獲勝似的。
一些人以為,只要能夠向選民推出正確的施政綱領並傳遞出正確的價值觀就可以贏得選舉,然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初選中的落敗和拜登在普選中遭遇的一些挫折説明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拜登在辯論中很明確地提出了“15美元最低時薪”的主張,特朗普也很明確地表達了反對立場。然而在佛羅里達這個有六成選民擁護“15美元最低時薪”的州,拜登還是以微弱劣勢敗給了特朗普。共和黨在減税和放鬆對富裕階層監管這兩方面一直是執迷不悟的,雖然拜登的政綱比共和黨的上述兩項主張在紙面上獲得了更加廣泛的支持,然而在一些搖擺州,拜登也只是以微弱優勢取勝。因此,在大選中宣示政綱的作用並非如想象中那般顯著。
真正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其實是一個黨派的聲譽(無論好的聲譽還是壞的聲譽)。對於大多數選民來説,一個黨派的聲譽來自於其解決問題的行動力:該黨都為選民們做了哪些具體的事情呢?該黨執政時期選民的生活狀況和社區狀況是否有所改善呢?
回顧歷史,政治學告訴我們一項政策應該具備哪些特徵才能夠讓大多數選民對政策制定者給予可持續的良好評價。民主黨執政時期簽署《社會保障法案》並建立老年醫保制度的例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黃金標準:政策制定者應該讓民眾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政策應該惠及大多數人口,惠民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能夠直接被大家看到,這樣選民們才能明確感受到自己是政策的獲益者,才能意識到是誰讓自己獲益。美國老年羣體之所以能夠從選舉中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轉變為重要的投票力量,就是因為民主黨的政策讓他們在政府政策中擁有了重大的切身利益,他們從此有了資源和物質條件組織起來去參與政治並在大選投票時有了可以為之奮鬥的目標。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即便在執政時,民主黨在過去數十年裏的表現也未能符合上述幾項“黃金標準”。似乎是有意為之,民主黨完美地避開了那幾項標準。民主黨總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宏大的公共投資項目,他們總是被奧巴馬醫改計劃(Obamacare)或税收抵免(tax credits)這樣的議題所吸引。那些議題往往會被反對者盯上,拖延多年,而且即便實施也是在僵化複雜的行政體系內進行,選民們很難有真切的感受。
在過去幾十年裏,由於身份戰爭和文化戰爭在美國社會的爆發,美國政府的政策一直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劇烈搖擺。其實,這樣一種狀況並非不可避免。由於兩黨都沒有為選民們做什麼實際的事情,美國社會至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滑向社會不平等、收入增長停滯和安全感缺失的深淵。選民們迫切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種狀況,而民主黨最終必須給他們帶來這種改變。
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民主黨將拿下佐治亞州的兩個參議員席位並就此掌握參議院的控制權。與1935年羅斯福總統簽署的《社會保障法案》相似,那幾位來自民主黨的參議員席位競爭者的一些政策主張看起來的確具備一些吸引人的符合“黃金標準”的特徵,不過那些政策主張與拜登的競選綱領有諸多重疊之處。例如,每個家庭都應享有未成年人津貼(相當於每個有未滿18週歲孩子的家庭都將享受到《社會保障法案》中所規定的福利待遇)、把規模高達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推行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以增加就業崗位和公共建設,以及每個未滿25週歲的年輕人都應獲得類似老年醫保(Medicare)那樣的待遇等等。其實,如果能夠讓民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且明確宣示資金由政府提供,拜登所提出的“醫療保險公共選項”(public option for health insurance)主張本來也是能夠符合“黃金標準”的。
此外,民主黨還提出了“15美元最低時薪”、“擴大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覆蓋範圍”以及“大麻合法化”三項主張,這些主張在全美各州的公投中都獲得了不錯的支持率(由於醫療補助計劃並非在聯邦層面實施而是由各州獨自運營管理,其魅力相較於直接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還是有些遜色的)。我們還迫切需要推出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的新冠疫情紓困計劃,所有的家庭都應獲得現金支援,中小企業應獲得財政補貼,而且各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也都應在資金上獲得幫助。
此外,民主黨還應該在國會中推動改革性法案的通過以擴大投票權的覆蓋範圍。特朗普最近在大選中的表現説明只是簡單地增加投票人數是不夠的,民主黨必須讓那些新增加的投票者真正理解把選票投給民主黨的原因,否則他們的忠誠就是不可靠的。
為了讓上述提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民主黨就必須阻止那些反對者在參議院裏以妨礙表決為目的繼續發表那些長篇大論,並想辦法消解掉在聯邦最高法院裏佔多數的那些保守派的聲音,以便在法案通過後使政策能夠真正落實。不過,最根本的一點在於,正如當年美國老年羣體從《社會保障法案》中獲益那樣,今天民主黨也要讓儘可能多的美國人從政府政策中看到與自己相關的重大利益,要讓他們擁有更多資源以提高其政治參與度。民主黨需要儘快落實這“最根本的一點”,而且毫無疑問應在下次總統大選之前實現。我們基本可以確定,“發放未成年人津貼”和“擴大醫療保險覆蓋範圍”這兩個議題在2022年中期選舉時就會被正式提出。
當然,也可能最終是由共和黨控制參議院,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繼續擔任多數黨領袖,這種糟糕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甚至會更大一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議程就全都無從談起了。在那種情況下,在民主黨執政的前兩年裏,拜登政府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將難有作為,而社會不平等問題也將持續惡化,這肯定會有助於共和黨贏得2022年中期選舉,而2.0版特朗普甚至特朗普本人也有可能2024年再次入主白宮。
已經有幾位共和黨參議員在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問題上對採取更積極措施表現出了開放態度,因此我們不應排除兩黨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建設性妥協的可能性。從長期來看,我們必須有效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因此民主黨不妨在富人減税問題上作出妥協以換取共和黨在紓困計劃和創造就業機會兩個方面的合作態度。這樣做是值得的,至少短期內對民主黨是有利的。而且,時間最終也是有利於民主黨的:如果按照媒體報道的那樣美國民眾能夠順利接種疫苗,那麼在2022年中期選舉前美國就能夠完全控制住疫情,屆時美國經濟很可能會出現強勁反彈,而民主黨也將因此在政治上獲益。
不過,我們不應對上述可能性抱有過高期待。雖然時間有利於民主黨,但情況每天都在變化,共和黨領袖們肯定不會去做任何有助於拉抬民主黨選情的事情。至於前面提到的那些民主黨希望實現的目標,雖然米奇·麥康奈爾控制着參議院,但拜登和民主黨還有一張牌可打,而且這張牌還頗有些分量。
事實上,現有的美國法律在事關美國民眾日常生活的數百個政策領域給予了白宮廣泛的監管權力(there are literally hundreds of instances where existing law gives the executive branch wide latitude to set regulatory decisions with real impact on Americans’lives)。雖然這麼做與在國會通過正式法案相比會稍顯笨拙,但有時候作為總統不得不這樣做,此前奧巴馬和特朗普在某種程度上也都採取過這種做法。如果拜登希望展現出自己的創造力、主動性和政治抱負,他應該在這一權力的使用上再向前邁出一大步。
當然,並非白宮的任何行政舉措都會產生預期效果。我希望再次指出,拜登政府需要給美國民眾帶來改變,在諸多方面給他們帶來有意義的、肉眼可見的利益,而且越快越好。此外,有大量問題正迫切等待拜登政府解決,從應對氣候變化到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該如何作出裁決,拜登政府能夠而且也應該在這些領域把重大監管改革(major regulatory changes)向前推進。不過,拜登政府的這些工作未必符合上文提到的那些“黃金標準”。
在這裏我們要談一談學生債問題,這個問題還是非常符合“黃金標準”的。拜登政府可以單方面宣佈免除大部分(若不是全部)學生債。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已經對這一做法表達了支持,而拜登本人也曾表示要把這個問題當作優先工作來對待。的確,學生債免除問題涉及階級政治,它並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若能獲得解決,勞工階級就能夠獲得大量利益,而且這樣做背後也有着廣泛的民意支持。
除了免除學生債,降低藥品價格是另一個符合“黃金標準”的問題。有兩項美國法律可以幫助拜登政府降低藥品價格,拜登政府可以授權仿製藥製造商製造某些藥品。從技術角度來説,那兩條法律可以用在任何一種享有專利權的商品上,不過目前不斷攀升的藥價可能是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往屆美國政府曾為了滿足自身軍事需求動用過這一法律工具,甚至曾有一兩次動用這一工具迫使製藥公司降低了藥價。不過,美國的監管者通常來説還是有些神經過敏,他們覺得這樣做會顯得自己過於激進,甚至擔心會因此招來商業遊説團體的反擊。希望拜登政府還是不要有這樣的想法,他應該毫不猶豫地用好手中的法律工具。
我們能做的還不止於此。進步派力量和左翼人士經常談論美國的低收入羣體是多麼需要負擔得起的銀行服務,他們認為郵政部門可以提供此類服務。不過人們後來發現,其實並不需要通過立法,美國郵政部門本身就有資格開展銀行業務。
至於民主黨提出的“大麻合法化”、“15美元最低時薪”以及“擴大醫療補助計劃的覆蓋範圍”三項主張,首先拜登政府可以把大麻從聯邦管制藥品清單中刪除,這樣無論醫學研究人員還是正在迅猛發展的大麻產業就都可以好過一些;此外,拜登政府可以幫助數十萬工人加入工會,工人安全法已經存在,政府要做的就是促進其落地實施;最後,拜登政府可以就提高聯邦貧困線標準的問題展開探討,如果成功,更多美國家庭將自動獲得既有福利政策給予貧困家庭的待遇。
如果拜登政府真地希望能一展抱負,法律和公共政策專業教授羅伯特·霍基特(Robert Hockett)指出,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綠色新政這兩個領域,不必經國會立法,財政部和美聯儲手中其實已經有現成的權力去做一些工作。甚至有法律規定,美國行政機構可以讓任何一個在“暴露環境”中受到傷害的人享受醫保待遇(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give anyone Medicare coverage if they’ve suffered a harmful “environmental exposure”)。由於目前整個國家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威脅,如果拜登發佈總統行政命令讓所有美國公民都擁有醫保(Medicare for All by presidential decree),真會有人反對嗎?
只要在上述問題上全力以赴,拜登就能夠為民主黨贏得足夠的政治資本,民主黨就可以藉此在2022年中期選舉時翻盤,而民主黨那些涉及眾多領域的立法計劃就有可能在拜登後兩年的總統任期裏重獲新生。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實現的。比如被保守派把持的聯邦最高法院,它就可以讓那些雄心勃勃的監管議程(regulatory agenda)完全落空。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政府監管機構(government’s regulatory bureaucracy)的核心職能在於對各種行為加以限制,但這套監管體制本身也是被限制的對象。對於民主黨希望完成的那些任務來説,也許最大的問題在於,拜登需要一些有政治抱負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可靠的人來執掌各個政府部門。在表面上,那些人選是需要獲得由共和黨控制的帶有敵意的參議院認可的。在這個問題上,拜登政府並非沒有政治招數可用。尤其是那些次要崗位的人選,他們並不需要獲得參議院的批准,而那些次要崗位可能只是他們最初的提名崗位。對於特朗普來説,耍這樣的花招不過是家常便飯。雖然不是很體面,不過在當前這種情況下,拜登這樣做也是非常必要的。
最後,我們還是要談一談最關鍵的問題:拜登的執政心理。拜登和他的行政團隊會毫不留情地堅決行使自己的權力嗎?很顯然,這位候任總統的表現給我們留下了比較複雜的印象。一方面,拜登經常扮演調解人的角色,給人一種循規蹈矩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時常思索着該如何在任期內像半個多世紀前羅斯福總統那樣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負責幫助拜登過渡到總統角色並物色各部門人選的過渡團隊是由温和改良派和進步派兩類人士構成的。我們這些左派其實很擔心拜登會採取克林頓或奧巴馬那樣的執政風格。當然,那些保守派似乎很確信拜登其實是一個披着羊皮的激進派(a radical in sheep’s clothing)。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無論從民主黨的角度來説還是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説,我們反而更希望那些右翼人士的判斷是正確的。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11月20日《美國展望》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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