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30多萬條生命都不能讓美國進步，還有什麼能？
【文/ 範勇鵬】
觀傳媒的朋友們大家好，咱們又見面了。我研究世界歷史，在人類歷史上，平均身高、健康水平和可預期壽命，是一個文明發展、社會進步，以及其制度民主性的最主要的指標。
這幾年大家看到我們中國人的平均身高在迅速上升，而美國以如此之高的人均GDP，它的平均可預期壽命竟然在下降，所以我們在理解政治制度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維度。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題目，跟新冠疫情也有關係。我起了一個題目叫《危機鍛造制度》，我們知道人類制度就是為了解決問題的，那麼每當危機到來的時候，對制度是一個檢驗，同時危機對制度的發展演進也是一個契機，是一個鍛造。
今年的新冠疫情，大自然給人類提出了一個非常嚴酷的對照實驗，這個實驗裏邊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一溜，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表現是什麼樣的。今天我們還不能驕傲自滿地説我們已經克服了疫情。因為我們還是不能放鬆這根弦，要壁壘森嚴，要防止疫情的再次爆發。
“答案”現場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表現，我覺得已經是可圈可點，我們在全世界做到了最好。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成績？我們有些很重要的優勢，剛才李玲老師提到的我們人民本位，我們的科學理性精神，那麼我要強調的是制度的效率，因為幹什麼吆喝什麼，我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我主要講制度。
今天我只講制度的一個具體的維度——效率。效率的具體體現也是一個很狹窄的維度，叫制度的整合水平。
我們可以拿中美做一個對照，中國是上下一盤棋，令行禁止，美國是各行其是，雜亂無章，問題出在哪兒？我覺得有很多可以對比的角度，比如中國政治重視共識，美國政治喜歡競爭，中國有核心有權威，美國國家主權是分散的狀態，中央權力是分割的，縱向的權力也是分割的。
中國有一個黨來凝聚全國的機體，美國是兩個黨在分裂國家的靈魂，所以我今天要強調的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我們具體來比較中國和美國縱向的權力分割，對疫情產生的不同影響。
中國是單一制，美國是聯邦制，大家中學課本都學過。顯然單一制的整合程度是更高的，因為我們在歷史上長期擁有這種大規模的統一的政治經驗，加上我們新中國政治制度建設的這種內在的統一性，我們奠定了單一制整合的基礎。
但是我們看今天中國學術文化界有大量的學者，他們在玩命地反對這種高整合的狀態，我個人很費解。比如有人就一直在試圖解構中國的歷史敍事，告訴你中國歷史上沒有統一，或者統一不是一個好現象。有的人在解構中國的現實結構，他在提倡你要搞橫向分權，搞三權分立，鼓吹中國要搞聯邦制，大家可以上網看一看很多這樣的文章，其實這些觀點並不新鮮。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在“答案”現場
因為在近代中國就是清朝末年，我們遇到3000年未有之變局的時候，中國的文明遭遇了巨大的危機。當時的國人在痛苦地思考原因，很多人就得出了一些錯誤的歸因。比如最典型的嚴復，嚴復先生就講出了“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矣”。當然，嚴復老先生的思想一直在與時俱進，但是早年這樣一個觀點和今天我們知識界常見的這種觀點是有內在關聯的。
後來，在辛亥革命先驅陳天華、鄒容這些前輩身上，包括像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身上，都體現了這種希望中國要分治的觀念。
20年代，我們當時還搞了聯邦制的試驗，各省聯省自治。當時一個重要的參照系來自哪兒呢？美國的聯邦制。但是後來這些試驗都失敗了，所以孫中山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思，他説，中國歷史上已經合了那麼久了，我們現在要分，再重新去合，這是荒謬到極點。
對聯邦制本身存在的問題，歷史上有很多人評價過，包括美國的建國者漢密爾頓，美國一戰期間的總統威爾遜，都嚴厲批評過聯邦制的弊端。另外一個聯邦超級大國的領袖斯大林也曾經講過，他説聯邦制是什麼？聯邦制本質上是一種過渡辦法，這種局面是沒有辦法持續的。
我們再看今天一個重要的聯邦國家——德國。德國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叫施密特，他就講過，他説聯邦制度裏邊如果沒有一種政治決斷，能夠打破這種聯邦權力的平衡，那麼聯邦內部的衝突會一直存在。
這些先賢大哲都言猶在耳，但是那個時代都看到的問題，今天我們卻有這麼多的思想界精英在鼓吹開倒車，我覺得這可能不是自己被忽悠了，就是想忽悠別人。
德國法學家、政治學家卡爾·施密特
那麼從政府結構來看，怎麼來理解聯邦制？我覺得對照着中國歷史非常容易理解。我去年的答案年終秀講了一個觀點，就是人類歷史上不同的這種負反饋的制度結構，其中有兩個很重要，一個是封建制，一個是官僚制。
這個封建制跟我們日常用的封建概念不太一樣，不是説封建文化，它指的是一個政府結構概念，指的是一種基於地方性的主權分級的，然後權力只能有限穿透的鬆散的制度結構。
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西周，其實除了中國，其他大多數主要文明，它的制度裏邊到今天都殘留着封建的深遠影響，包括他們的封建制都是到一戰之前才基本結束。
章太炎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原話是：“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體。”西方的選舉制度本質上是封建貴族制度的一種主要形式，是一種貴族標配。在歷史上，選舉和民主沒有一毛錢關係，但是後來經過了現代化的改造。
官僚制是一種有機整合的制度，咱們中國人再熟悉不過了，社會是由官來治理的，國家是由官來管理的，在制度裏邊有一個最高的權力核心，然後有行政層級，有一套客觀的標準來選拔社會上的平民來做官，來治理國家。
過去很多人批評我們官本位，官本位確實應該批評，但是也要認識到官本位在人類歷史上是最為現代的一種制度形式，雖然有弊端，但是它比貴族本位，比神本位，比資本本位是要好得多。
今天的疫情，大家看到西方的制度裏，權貴、資本、神權甚至邪教，各種妖魔鬼怪都冒出來了。甚至前兩天美國最高法院公然出來給教會站台，反對一些州的防疫政策，所以我就想起了伏爾泰的一句話：中國人發明的這種官僚制度是唯一一種不靠愚昧和迷信來統治的制度。
中國從秦漢到隋唐，我們走出了封建進入了這樣一個官僚時代，當然它也有它的弊端，我們也要分析，而其他主要文明都是在19世紀才陸續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
比如印度1864年，土耳其1876年，歐洲大概都是19世紀中葉，日本也是19世紀60年代才進入這樣一個階段，而且至今這些國家都沒有達到中國唐宋的高度，這句話可能會有人覺得不太理解。
唐宋時期，假如你是一個平民，你可以通過科舉來做官，最後做到宰相。今天多數的西方國家，它的行政系統裏邊是搞政務官和事務官之分的，平民通過考試，最多隻能擔任到中低級官員，所以説白了你是一個工具人，用今天網上的話講叫什麼？大家都是“打工人”，你是不可能染指高層政治權力的。
而我們中國今天已經早早超越了傳統的官僚制度，我們發展出了黨領導下的這樣一個行政國家制度，實際上是我們毛主席一句詩裏面講的“百代皆行秦政法”，加上了我們馬列主義帶來的精神和組織因素的結合。那麼我們比一下封建制和官僚制，它沒有絕對的利弊，沒有哪個絕對好絕對壞。
所以顧炎武老先生講了一句非常好的話，他説：“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過於集權，過於分權都有它的問題。所以今天世界上也沒有純粹的官僚制，所以其專在上，還是權力下沉，各國都在不斷要應對這樣一個挑戰，要去調試，在動態裏邊尋找平衡。
比如拿我們中國來説，我們過去有一句話叫“一抓就死，一放就亂”。背後就是中央和地方權力關係，條塊關係怎麼解決的問題。我們是經歷過很多調整的，比如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提出了“條條為主，條塊結合”。然後到1956年，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就講到，我們要擴大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但是到了大躍進又變成以“塊塊”為主了，60年代初又開始搞“條條”為主，等等這樣一個很漫長的歷史演進。
當然這些它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我今天討論的是一個更廣義的縱向權力分割的問題，即我們怎麼看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裏邊的這句話——讓地方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單純從形式上看，他的這句話和歐盟的法律和美國的聯邦法律涉及一些同樣的問題，比如歐盟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叫輔助性原則，什麼意思？就是低層能夠解決的問題，不要把它拿到更高層級來解決，這就是一種聯邦主義的原則。
美國聯邦憲法也有很多這樣的原則，比如像有一條叫州際貿易條款，他就説你州能夠解決的問題不用拿到聯邦來，只有和商業相關的問題，把權力交給聯邦，和商業無關的問題，大多數交給州來負責。
看起來好像我們探討的是一樣的問題，但是區別在哪？這是一個要命的區別。
我們中國的條塊關係是放在統一的國家制度之下的一種權力調整，所以中央政府有權力、有能力來進行調整。而一旦出現問題，歐盟和美國是沒有這個權力來進行調整的，它只有通過修改憲法或者修改條約才能夠調整，而事實上大家知道幾乎不可能做到，這就是所謂制度的僵化。
我套用我們中國的這樣一個條塊概念，當然不是很嚴謹。我們來看美國和歐盟這樣的制度，它實際大體上是隻有塊，沒有條，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未完成狀態。
一個明智的國家，應該是在不斷地推動權力的集中，在統一的前提下，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性和多樣性的空間。美國和歐洲歷史上有很多的政治精英，偉大的政治家都是在這樣做，但是它需要一些特定的契機，甚至危機。比如羅斯福這樣的人，危機到來的時候，他可以推動制度的發展。
但是這一次新冠疫情，按道理來講，這樣一個巨大的危機，其實應該是帶來制度演化的時機。但是我們發現美歐錯過了這樣一個時機。
深陷疫情泥潭的美國，圖自新華網（郭克攝）
我們假設美國精英有共識，人民不分裂，國會不黨爭，那麼福奇領導的國家疾控中心是有可能對全國的抗疫進行領導，並在這個過程裏邊逐漸形成一套垂直管理的“條”的萌芽的權力結構，但是這一切假設都不存在。班農前幾天還在講要把福奇的腦袋砍下來，掛在白宮前面的欄杆上。
美國錯過了這樣一個機會，歐盟呢？歐盟的兩個國家前幾天還剛剛否決了疫情的援助法案，所以我們看歐盟的它的標語，叫什麼？叫unity in diversity。什麼意思？它是統一寓於多元之中，它的基本框架還是多元的，而我們中國則是多元寓於統一之中，我們的基本框架是統一的。
套用顧炎武的話，我們中國是什麼？類似於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就像我們黨的文件所講的，我們是在統一的前提下實現一致性和多樣性的統一。我們要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而美國包括歐盟的制度是什麼呢？叫寓郡縣於封建之中，它的封建結構鎖死了制度前進的通道。我們看到這次疫情鍛造了中國的制度，我們的很多問題也暴露出來了，但是我們會改變它，我們在未來會變得更強大更完善。這次疫情也證明了美國製度的衰敗，死亡30多萬人都不能夠推動一個制度的進步，還有什麼能夠推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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