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誰最有資格提供政治學知識產品？答案是“一流強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楊光斌
【文/楊光斌】
我今天講的問題主要是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轉型與升級。我在對國際關係的研究中，提出了“世界政治學”概念，主要是國際關係學的轉型與升級。同樣，與國際關係密切相關的比較政治研究，我認為也需要思考轉型問題。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學的“國家之問”，或者説政治學的“國家身份之問”。我和蘇長和院長在私下也聊，軟科的學科排名把中國的政治學都排得非常靠後。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政治學如果不能發揮政治作用，還叫政治學嗎？顯然那就不叫政治學了。很多排名非常靠前的外國政治學研究機構，其實在政治生活當中毫無影響。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誰最有資格提供政治學知識產品？
我們要從中國政治學自身的發展來看這一點。中國政治學（其實也包括“社會科學”）有百年的歷史。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學，當時的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可能是最強的。它們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法條主義的，就是介紹總統制、內閣制這樣一些東西。換句話説，這些政治學是從哪裏來的？是從英國、德國來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強的國家當然是英國、德國這些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第一個30年裏，我們名稱上取消了“政治學”，那時的政治學其實叫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中國的政治學。第一個30年，我們學習的是蘇聯政治學。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學的政治學就是理性選擇主義、個體主義政治學，其實就是美國政治學。
從這一路走來的100年曆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誰最有資格提供政治學知識產品？答案是“一流強國”或者説“一流大國”，政治學知識產品都是它們提供的。******中國走到今天，中國政治學在哪裏？中國是否應該有自主性知識產品、知識體系的政治學？這是我們政治學的“國家之問”。**這是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問到這個問題？我們熟悉的知識範式能否回答政治學的“國家之問”？
我們熟悉的政治學範式基本上是“冷戰政治學”，或者叫“冷戰社會科學”。熟悉美國社會科學史的人都知道，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出台了一個文件，定位是這樣的：社會科學要以自由為核心來建構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在這個文件之前，民主叫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大家都很討厭，尤其是知識分子很討厭，因為資本都要帶來不平等，知識分子天生愛自由、愛平等。
但是，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民主被置換成自由主義民主，這時候知識分子都“嗨”了。美國知識分子，包括國外知識分子，包括世界上的人都“嗨”了。但是，我們所熟悉的一套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或者研究範式都來自“冷戰”。
談到這裏，有一個小故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 Waltz）在1991年談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為什麼贏了？蘇聯為什麼輸了？”時説，因為蘇聯沒有社會科學。這句話雖然是半開玩笑，其實真是這樣的。
蘇聯的社會科學就是“高、大、上”的，與老百姓沒關係。我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政治學就是把自由主義教材化、社會科學化。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懂。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自由主義社會科學化，它做到了進教材、進課堂、進大腦，真是做到了“三進”，這是美國成功的經驗。
這是我們熟知的“冷戰政治學”“冷戰社會科學”的一個簡單知識背景。但是今天的時代發生了鉅變。**可以這樣説，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摧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冷戰”結束以後“後冷戰時期”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我們熟悉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學”“自由市場之經濟學”“投資人民之社會學”“權利至上之法學”的説法，都需要重新思考。這是一個簡單的背景。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説，政治學、社會科學是時代的產物。那麼，新時代到來了，中國政治學的議程設置應該是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學少有自己的學科性研究議程，或者説議程設置能力差。我從比較政治講，因為比較政治是政治學的知識增長點。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是從哪裏來的？當然來自比較政治，最早從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158個城邦國家展開的比較研究中來。本國政治是比較政治的一部分，看研究者站在哪兒，站在中國是本國政治，但美國人研究中國政治就是“比較政治”。所以本國政治也是比較政治的一部分。比較政治事實上是政治學的知識增長點。
而我們的“比較政治”長期以來幹了什麼？就是比較制度，以政體論為中心，這在西方有2000年的研究傳統。沿着這個傳統——政體論、國體論，在中國，這個概念也就100年的歷史。在此之前，我們中國就從來沒有“政體”之説，這就是“中國融入世界以後受到世界影響”。在教育部專業劃分的學科目錄中，我們現在不是叫“比較政治學”，而是“中外政治制度”，課程設置是“比較政治制度”，這都是本科生的必修課。制度研究很重要。但是，我現在感覺到，制度研究相當於什麼？相當於演繹法。一個“好制度”立在那兒，大家都去追求。它是一種演繹性的。因此，它具有目的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必然是意識形態。
但這個研究議程持續到什麼時候？美國兩位學者大致在2014年有了一個“轉型學的終結”觀點，就是説，根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教訓，呼籲別再搞轉型學那一套了，不解決問題。所謂的轉型學就是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在1986年出版的《威權統治的轉型》中創造的，這本書大家都熟悉。不管A、B、C、D的原點在哪裏，最終都要走向美國式的政治制度，大概就是這個東西。
很多國家轉型了，六七十個國家轉型了，這有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很多新興國家獨立了。“冷戰”以後又出現了第三波，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國家。
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出現的新的國家，再到國家轉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制度轉型了，治理改善了嗎？看到的情況是，印度在政治制度上更像英國、菲律賓在政治制度上更像美國，實行的議會制或總統制，就是這樣的模仿。它的治理結構變了，但是它從國家治理到地方治理到城市治理，治理狀況改變了多少？有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更糟，是典型的“無效的民主”。
因此，我們政治學的研究議程到底應該是什麼？
政治學的研究應該是“國家治理研究”。在我們學院和福山還有拉里·戴蒙德的對話會上，我也呼籲，**比較政治研究的轉型應該從比較制度研究轉向比較國家治理研究。**當然，國家治理研究不單是國家層面的，還有地區層面的，包括城市和社區層面的、基層層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毫無疑問比比較制度研究更加困難。比如具體到中、印兩個國家，比如孟買和上海的比較、德里和北京的比較，把一個邦和一個省加以比較，這個比較顯然要比簡單的制度分析難上許多倍。
但簡單的工作不管用。我們真實感覺到，中國政治學100年以來，一直都圍繞着制度轉。講制度分析很簡單，從書本到書本，看前人怎麼説。這種研究不管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好的比較政治研究題目，就是説通過現實的檢驗，發現同樣的制度有不同的治理結果；或者説，不同的制度，比如説中國和韓國有着不同的制度，卻取得相似的治理結果。我認為，治理研究比制度分析要難，但是正是因為它難，它才具有挑戰性，挑戰性的東西可能還更有實際意義。******我稱為歸納法，治理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涉及大量案例的比較分析，它是歸納法的實踐理性，它是科學實證。**這是比較政治的研究議程的轉型與升級問題。
其次，就是國際關係研究的轉型與升級的問題，即世界政治研究。在提出“世界政治研究”，也就是“世界政治學”之前，在學科意義上的“世界政治研究”產生之前，大家説的“世界政治”指的是什麼呢？中國以外的政治就叫世界政治，包括國際關係、地區政治、國別政治，這些都叫世界政治。世界政治是一種政治現象。
若干年前，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在教育部的會議上提出，應該將學科目錄上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改成“比較政治或世界政治”。因為我國的學科目錄是因人而設的，包括很多大學的課程都是因人而設的。王老師的呼籲雖然非常理性、非常前瞻，但是最後沒有變成現實，很遺憾。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哲學家趙汀陽在2010年寫的，是在哲學意義上的論證。在論“天下體系”的時候，他就認為，基於民族國家的國際關係研究根本不能回答很多問題，他從“天下無外”角度明確提出“世界政治學”這個概念，主張以“世界政治學”取代國際關係學。
應該説，從王老師到趙先生，他們都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但在研究路徑上怎麼推進世界上的研究？這大概是我們要做的。
為什麼要推進世界政治學？首先，大家知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霍夫曼稱“國際關係”是什麼嗎？他認為，國際關係是美國專屬的社會科學。所以國際關係有理論困境，國際關係研究追求預測，但是總是預測失敗。
這時候，我注意到，亨廷頓在1995年出的轟動世界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序言中説，大家都在問他，你為什麼能夠準確地預見到世界政治的走向。我總結了（因為這個書我讀了好幾遍），我稱之為“亨廷頓繪製的21世紀頭30年的世界政治路線圖”，這個路線圖非常精準。包括2011年前後，“阿拉伯之春”，包括烏克蘭的分裂，包括土耳其出現“政治強人迴歸伊斯蘭化（埃爾多安）”現象等，包括大家都知道的“9·11”。為什麼他能夠預見得那麼準確、精準？在該書序言當中，他説，“我試圖提供一種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顯然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不同於傳統的國際關係的思維框架。
那麼，什麼是“世界政治學”？
我有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建設世界政治學科的初步思考》，發在《世界政治研究》雜誌上，另外一篇就是今年《世界政治研究》第1期的《世界政治的研究範式》。在這兩篇文章中，我還把世界政治學侷限於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結合，後來我想來想去，沿着這個思路論述還是不準確。
我最近的想法是在我剛完成的一部書稿《世界政治理論》（待出）中提出來的，世界政治是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製度變遷，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國關係和世界秩序。因此，世界政治學至少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研究的集成式學科創新。我們想想，200多年以來是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平常説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什麼？改變了中國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度體系變革，東亞的國際關係就變了。
我們熟悉的歷史，其實是沿着這個一路而來的。當然如果你要窮追到底，什麼東西引起了世界政治思潮的變化？毫無疑問就是權力、財富。因此，世界政治學最重要的研究主題是什麼？或者用沃勒斯坦的話説，研究單元是什麼？因為政治形象非常繁雜，世界政治，我將其稱為“多層次性”，“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層結構，有單元層次，也就是國家之間的關係，有次單元層次，就是國家之下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我稱之為三種層次，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研究單元。
世界政治學主要研究“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層結構。理解了深層結構，就理解了它的單元層次和次單元層次。現在國內、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深層結構的理解。國際關係，説到底它就是一個現狀性結構或者是一種結果性結構。而世界政治，它是一種歷史進程，是一種過程性結構。因此，我們如果不理解過程性結構，只談結果性結構，很多時候是流於形式的。我們關於國際關係的預測是非常難以做到的。所以説，我推崇的世界政治學的研究主題或者研究單元，代表性的如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亨廷頓的“文明的範式”。從研究單元來看其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在此，人大和復旦有一個初步的知識產品的合作項目，想組織一個“世界政治學”專欄。我想，這個專欄出來以後，會對推動世界政治研究起一點作用。這是我講的國際關係研究的轉型與升級。
那麼，如何研究比較國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學？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共同點，它是“歷史政治學”。而歷史政治學在國內基本上可以説是“聲勢有了”，在座的任鋒教授他們都是主力軍，可能會形成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學術共同體。為什麼是“歷史政治學”？原因是，理性人假設的政治學方法論、世界觀、認識論，它不單招致了政治學研究的困境，很多時候它是政治問題本身的誘因。大家想一想，政治是什麼？政治是公共性生活，理性人假設講的是個人權利，個人權利和公共生活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理性人假設可能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很多時候它反而是問題產生的原因。我最近梳理了一下，但不一定準確。目前中國政治學有兩個取向：一個是政治學的馬克思主義化，直接的現象是，很多政治學專業的同學到馬克思主義學院去就業；另外一個就是政治學的量化，就是數學化。我覺得這兩個判斷都對。但是我再加一個，就是“歷史政治學方向的出現”，形成三種取向。
什麼是歷史政治學？或者説，歷史政治學是什麼？具體的我就不談了，我從認識論、方法論、本體論上來談。尤其是本體論，我現在新的認識是這樣的：歷史是什麼？它是一種結構性關係主義，其實個人權利主義、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也屬於結構性關係主義範疇，只不過它解構了關係主義，好像只有個人權利，個人權利在哪兒發生的？在哪兒實現的？不都是在結構性關係當中發生的嗎？這是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
歷史政治學，它的功能是什麼？第一個功能是它的“知識論功能”。我們現在的政治學，理論太多了，我稱為理論“富氧”。政治學的知識來源，一個是歷史，一個是實踐研究，一個是理論到理論。而我們中國政治學的現狀，是“理論到理論”特別多。所以説，歷史研究是概念、知識發現的一個重要來源。
在這裏，我順便簡單介紹一下人大政治學在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比如姚中秋教授的中國性研究，屬於國家理論。按照現在政治學的概念，我給他排了一下，在國家理論上，姚中秋教授的“中國性研究”就是回答“什麼是中國”，這個是根本命題，是我們中國人理解中國、理解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命題。他提出了“一種文教、多種宗教、多種民族”。文教是什麼？就是儒家，儒家文明、中華文明。宗教，多種宗教，無論是道教、佛教還是後來的基督教、天主教，無論是什麼教，其實都是過了儒家的生活方式。這個論述非常厲害。而無論是哪個民族，你是胡人，到後來是滿族人，最後都是漢化、儒家化，因此，也是中國人。這個理論，能夠很有力地回答哈佛大學相關學者所謂的“新清史”。“新清史”講的是什麼？講的是，滿族統治者不是漢族人，因此它具有“非中國性”。但是，只要看到從第一代皇帝到第二代皇帝開始的自我儒家化，那麼姚中秋教授的這個理論就很容易地證明，“新清史”是意識形態，哪裏有什麼“非中國性”？
在政府理論方面有任鋒教授的“治體理論”。任鋒教授長達十來年都在從事這個工作，從西漢到宋再到明、清的經典文獻和政治史當中梳理出“治體理論”。治體理論是相對於政府政體理論的一箇中國的概念。政體理論很簡單，就是政治權力的組織形式，它不能回答很多問題。任鋒教授的治體理論包含治體的價值、治體的維度、治理的方法，是“三位一體”的概念，我覺得非常好。我在比較歷史分析中，提出“政黨中心主義”，就是政黨理論。我們希望，未來的方向是通過歷史政治學研究，重構政治學原理的知識體系。重新理解政治，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政府和政黨，包括國家與社會關係、民主等這些東西都需要重新理解。
歷史政治學的第二個功能是“求善治”。理論研究方法，比如歷史社會學，它有很強大的知識論功能，可以提供知識，很多概念都是來自歷史社會學的。但怎麼治理國家？制度設計是什麼？制度的好壞是什麼？這些問題，不是歷史社會學關注的。而恰恰相反，歷史政治學特別關心這些問題。邊疆治理也好，幹部制度也好，在歷史上是什麼樣，今天又是什麼樣，等等，都可以發掘。這是歷史政治學的功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政治學、比較國家治理研究的作用。我剛才提到抗疫，為什麼德國、韓國、中國，這三個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國家，在抗疫過程中都有着不錯的成就？這個問題只有歷史政治學才能夠回答。因為它有求善治的功能，就是國家治理的功能。
世界政治學研究主要是以深層結構、歷史進程為研究對象。因此，歷史政治學在某種意義上也為世界政治學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我7月要發表的《歷史政治學視野下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文中提出，要“重新理解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另一面就叫“帝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來，沃爾茲刻意地“去帝國主義化”，但是回到歷史政治學，現實主義的另一面其實就是帝國主義。因此，歷史政治學是比較國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學的一個共同的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