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棒醫生：短短70年，消滅存在至少3000年的瘟疫，中國怎麼做到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棒棒醫生】

在世界範圍內，被人類徹底消滅的瘟疫（傳染病）只有一個，那就是天花（1979年）。

而在中國，經WHO認證的已有三個，它們是：天花（1961年）、脊髓灰質炎（2000年）、絲蟲病（2007年）。

還有一個病，白喉，雖然沒有經過認證，但事實上已經消滅了，至少在2007年後，中國就再也沒有發生過一例白喉；如果這都不算“消滅”，那什麼才算呢？

所以，實實在在被中國消滅的傳染病應該有四個；而現在，第五個出來了：瘧疾。

據報道，中國已於近期正式向世界衞生組織申請國家消除瘧疾認證。

什麼樣的國家才算消除了瘧疾呢？世衞組織認為，只要證明連續3年無本國傳播鏈存在就行。而中國自2017年以來，已經連續4年本土零發病，完全達到了“消除”的標準。

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就在2019年，全球瘧疾發病仍然有2.29億例，死亡40.9萬例，恐怖程度絲毫不亞於新冠，就知道中國的成就多麼偉大和來之不易。

如果回顧歷史的話，這個感慨將更為深邃。

兩千多年前的《禮記》就明確記載了瘧疾：“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史籍中的瘧疾更是不絕於書，晚至清末，雲南思茅一鎮，人口原有七八萬之多，由於惡性瘧疾流行，從1919年到1949年，只剩下944人，一鎮幾乎被瘧疾滅掉。諸如此類的記載大量見於地方誌和清史稿。

據不完全統計，建國初期，我國瘧疾年發病人數高達3000萬。甚至到1970年，還發生過一次異常的流行高峯，年發病高達2411.5萬例，令人難以想象。但自1990年代起，就趨近於零；到2017年後，就真的是零了。

短短70年，消滅一個存在了至少三千年，且仍在全球肆虐的瘟疫，這是怎麼做到的？

第一是依靠科學。

瘧疾暴虐人類已經幾千年了。在古代，無論哪一方文明、哪一個民族，幾乎英雄所見略同，都認為其病因是某種“瘴氣（壞的空氣）”。瘧疾的英語是“Malaria”，即由拉丁語中的“壞”（mala）和“空氣”（aria）兩個詞組成。顯然，這種理論對預防瘧疾沒有幫助，“壞的空氣”怎麼躲得了？人類總不能不呼吸吧？

1880年，一位法國軍醫夏爾·路易·阿方斯·拉韋朗（1845-1922），在阿爾及利亞疫區瘧疾病人的血液裏發現了一種原漿蟲，猜測這就是瘧疾的病因。1882年，他在羅馬瘧疾疫區病人的血液裏找到了同樣的原漿蟲。隨之，其他科學家也都看到了這個蟲子。不是瘴氣，而是一種原蟲，這就是科學給出的答案。1907年，拉韋朗因為發現瘧原蟲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但是，這種原蟲又是從哪裏來的呢？人體自有的，吃進去的，吸進去的，還是鑽進去的？如果不搞清楚傳播的途徑，我們也拿它沒有辦法。

1897年，英國軍醫羅納德·羅斯（1857-1932），在印度解剖了無數的蚊子，終於在一種特殊的蚊子---按蚊的胃裏發現了瘧原蟲。再經過一系列的研究，科學家完全搞明白了瘧原蟲在蚊子體內的繁殖過程，以及通過唾液在叮咬人時注入皮膚而感染人類的事實。因為證明了按蚊是瘧原蟲的媒介，羅斯獲得1902年的諾獎。

搞清楚了瘧原蟲經過蚊子叮咬而傳播瘧疾的原理，才使得消滅瘧疾成為可能，這是科學的力量。

早在1901年，美國軍隊就利用這一原理，在古巴將哈瓦那所有滋生蚊子的死水都抽乾，或注入油，端掉蚊子的老窩，使瘧疾死亡率驟降90%，不需要任何藥物。

世界衞生組織（WHO）總結人類抗瘧經驗，認為過去十年來的巨大進步緣於四大核心控制工具：藥浸蚊帳、室內滯留噴灑、快速診斷檢測法以及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這四大工具都是建立在拉韋朗和羅斯的基礎之上。

藥浸蚊帳和室內滯留噴灑對付的都是羅斯的蚊子。據世界衞生組織數據，自2000年以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發了近10億頂藥浸蚊帳。到2015年，該地區大約55%人口在蚊帳中睡覺，而2000年時這個比例還不到2%。2001年以來，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功避免了6.63億人感染瘧疾，其中蚊帳居功至偉，功佔68%。其實就是防蚊防得好。

快速診斷檢測，是檢測拉韋朗的瘧原蟲，抗原檢測和血塗片，能迅速區分瘧疾發燒和非瘧疾發燒，從而及時治療。有了這個工具，才可能對幾萬幾十萬的人羣進行應檢盡檢，這也是我們今天對付新冠的有效策略。

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是屠呦呦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做出的突出貢獻，救人生命以數百萬計，毋庸諱言，它也是殺瘧原蟲的，不是對付瘴氣。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因在研製青蒿素等抗瘧藥方面的卓越貢獻，與威廉·C·坎貝爾、大村智共同被諾獎委員會授予該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除此以外，因為瘧疾還產生了兩個諾獎。一個是瑞士化學家米勒，因為合成強效殺蟲劑DDT而獲獎。一個是奧地利醫生賈雷格，因為“發現了瘧疾在治療麻痹性痴呆中的價值”而獲獎。在前抗生素時代，他異想天開，給梅毒病人注入瘧疾患者血液，人為製造瘧疾高熱以殺死梅毒螺旋體，再用奎寧來治療瘧疾，大大提高了四期梅毒的生存率。這兩個諾獎依然是建立在明確瘧原蟲為瘧疾病因的基礎之上，科學的邏輯是唯一的。

因為瘧疾，居然產生了五個諾貝爾獎，這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傳染病。值得自豪的是，中國科學家沒有缺席。

但是，僅有科學是不足以消滅瘧疾的，還必須有高效組織和強大社區動員、透明通報和定點精準防控，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傳染病的防控絕不僅僅是醫療和疾控機構的事，尤其對於瘧疾這樣年發病數高達百萬千萬（上世紀80年代前）的傳染病，全社會的動員和參與至關重要。中國人民在政府的強力領導下，開展了規模浩大的羣眾性瘧防運動。疫區全民普服乙胺嘧啶和伯氨喹進行預防，大規模發放和使用殺蟲劑浸泡蚊帳，對蚊子孽生環境進行整修改造（清理池塘、河流、住宅區積水、花園、灌木叢等等）。據統計，僅在1991-1998年，就治療了有瘧史者1515萬人次,流行季節預防服藥3412萬人次,每年在950萬-1955萬人口地區進行殺蟲劑室內滯留噴灑或浸泡蚊帳滅蚊。沒有這樣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社區參與規模，控制瘧疾是不可能的。

透明通報是傳染病控制關鍵的關鍵。在1985年前，我國瘧疾病例是以縣級為單位進行紙質報告，通過郵寄的方式上報的；1985年開始電子報告，2004年後更是採用網絡直報，效率提高無數倍，真正實現了對疫情的及時、準確、完整的監控。

在這一基礎上，中國創造了“1-3-7”防瘧模式：“1”是指醫療機構發現瘧疾病例後24h（1天）內必須進行網絡直報，通過縣-市-省-國家四級通報實現逐級實時響應；“3”是指疾控中心接到報告後必須在3天內進行流行病學個案調查與核實，同時開展實驗室複核，確認診斷無誤；“7”是指對瘧疾疫點在7天內完成調查與處置。

這一經驗被WHO作為樣板向全世界推廣，其核心實質是透明化的通報和快速反應。任何形式的數據瞞報和官僚作風導致的反應遲緩對傳染病防控都是致命的，瘧疾防控70年的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

基於科學的防控必然是精準的，在中國瘧疾防控中體現得尤為突出。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本土瘧疾發病大幅下降，但離消除還有很大距離，為此國家制定了“線索追蹤、清點拔源”的策略。這是一種精準的防控策略，它以病例為原點，對基於透明和快速報告的每一個病例，都進行嚴格的線索追蹤，開展包括實驗室再次確認、感染蟲種確定和感染來源判定的流行病學個案調查，以判斷該病例是本土的還是輸入的、是輸血感染還是蚊媒叮咬傳播的。同時，對家屬和鄰居、社區進行人羣帶蟲調查，根據調查決定是否擴大調查範圍，線索追蹤結果把病例所在地區分為活動性、非活動性和假疫點等三種情況，再依據不同級別展開精準的 “清點拔源”行動。

精準防控不是一刀切，它的基礎和內核是科學。在控制傳播媒介上也體現了這一點，WHO力推的是藥浸蚊帳（ITNs）和擬除蟲菊酯室內殘留噴灑（IRS）兩大工具。中國根據不同疫區的不同蚊子種類，採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在以家棲性和偏吸人血的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為主要媒介的瘧區,採取ITNs滅蚊為主；在兼吸人畜血的中華按蚊地區,以傳染源防治為主；在外棲性大劣按蚊地區,以改變居民點周圍生態環境和滅蚊為主。對一個小小的蚊子，也必須精準施策才行。

消滅瘧疾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七十年的瘧防經驗更彌足珍貴。依靠科學、透明通報、羣策羣力、精準防控，是對付一切傳染病的法寶，又豈止瘧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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