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前秘書長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我們民主國家必須重新團結，奉美國為領導

北約前秘書長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與奧巴馬伕婦  圖自Wikimedia Common

【文/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編譯/觀察者網 白紫文】

2021年，美國及其盟友將迎來千載難逢的機會，扭轉全球民主倒退的局面，擊退俄羅斯、中國等“專制”國家。如果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國家團結在“追求自由”的大旗下，這一切就將發生。

拜登當選總統的目標是“光耀往昔”（Build Back Better，拜登競選口號）。他無法讓時光倒流四年，倒回到一個搖搖欲墜的多邊世界，在那個世界，我們的盟友被“專制”國家們“挖走”，它們用戰略投資或廉價能源換取盟友們堅定的忠誠。容許盟友“出賣”自身經濟安全，同時要求山姆大叔（指美國）充當其安保人，會導致另一批特朗普式孤立主義者在四年後重新奪回白宮。

美國應該專注於向民主世界注入一種新的自信，而自由社會——其內在的自我懷疑、反對和分歧往往導致其缺乏這種自信。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前秘書長，我曾試圖在整個“自由世界”建立這種聯繫，與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印太民主國家建立並加強夥伴關係。

然而，在我卸任公職後的幾年裏，世界見證了“威權主義”的復甦，而且技術也已到達既可以“發揚自由”、也可以“實施壓迫”的轉折點。五年前，建立民主國家聯盟是為了實現一個的“崇高”目標，而現在，這麼做則是為了解決緊迫的問題。

堅定以美國為領導必須是這一努力的核心，只有美國擁有這個能力和影響力。美國還享有自己的“彈性”民主，2020年大選是對美國民主的一次壓力測試。美國“通過”測試，確保了權力的轉移，即使國家元首（特朗普）自己在試圖破壞這一過程的合法性。

候任總統拜登的門外，排隊等待着一排疲憊的美國盟友。我們渴求一位堅定的領導人，從經驗來看，我相信拜登會抓住這個機會。

2018年，在我創立的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發起了首屆哥本哈根民主峯會。峯會召集了國家領導人、民主活動人士、科技和公民社會的代表，以加強民主的力量。這位前副總統（拜登）主持了首次峯會，並與我和前國土安全部長、共和黨人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共同發起了一項新的跨大西洋倡議，以打擊外國干預選舉的行為。

拜登的演講為恢復聯盟關係和支持民主提出了“強有力”的論據。“民主只關乎一件簡單的事，”他講到，“自由、自由、自由。”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他承諾會以總統身份主辦一次類似的民主領袖峯會。

拜登2018年在哥本哈根民主峯會上發表演講“民主關乎自由”  （視頻截圖）

美國將發揮“領導”作用，但它不會是孤軍奮戰。從台灣到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和地區也在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對抗中國“咄咄逼人”姿態。

在歐洲，脱歐後的英國將於2021年主辦七國首腦會議（G7），彙集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力量和經濟力量。一位資深政治家告訴我，倫敦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譜寫一曲“奔向自由世界的序曲”。英國已經提出了一個潛在的“民主十國”計劃（Democratic 10，簡稱D-10），向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其他主要民主國家開放全球首腦俱樂部的席位。英國將努力就外國補貼、全球貿易改革和技術進步等領域的經濟復甦計劃達成新的共識。

其中最後一個話題，“科技”，正在對民主的生存構成挑戰。世界正處於一場象徵性的技術軍備競賽中。無論誰贏得這場競賽，都將在制定新興技術系統（從面部識別到戰爭武器）的規則、標準和規範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如果中國贏得了這場比賽，自由就將“衰落”。

自由世界應該從其內部圍繞華為和TikTok發生的爭論中汲取教訓，建立數字聯盟，為應對下一輪挑戰做好準備。這包括為傳輸尖端人工智能發展所需的元數據設定共同的隱私標準，就如何監管互聯網平台進行合作，並結合“火力（firepower）”發展電信網絡、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所有這些都得做得比中國更快、更好、更“自由”。

並非每個美國盟友都完全相信，有必要建立一個全球民主核心小組。法國和德國可能擔心民主國家聯盟將取代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多邊體系。另外，跨大西洋聯盟的復甦可能會打擊到歐洲謀求獨立於美國的發展戰略。

這兩種觀點，我都不認同。加強“全球民主聯盟”能使其成員國重建多邊主義，而非繞開它。我們確實要就氣候變化及其他問題與中國對話，但我們要以相對強勢的姿態這樣做。與此同時，歐洲應該繼續加強自給自足，更多地投資於自身安全，因為一個更強大的歐洲意味着一個更“自由”的世界。

30年前，發達民主國家被告知，他們已經抵達“歷史的盡頭”，自由的繼續前行不可避免。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隨着美國從全球領袖的位置上退下來，“自由”也在退步。現在是不可錯失的最後機會，讓我們從西方民主自我懷疑的致命疾病中恢復過來。是時候建立民主國家聯盟了。

網友評論：

**林恩·福雷斯特（Lynn Forrest）：**2008年金融危機、2016年民粹主義反彈和2020年新冠大流行都暴露了我們民主的缺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和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表明，當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他人時，是多麼危險。歷史沒有終結。人和社會總是在演變。“自由民主”或許不再是籃子裏唯一的選擇了。

道格·波勒（Doug Bohrer）：“民主”和“獨裁”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很難説如果選舉中的大多數變量都來自不受約束的監管機構，而非民選立法機構，民主國家是否還會響應選舉結果。美國廣泛存在的選舉無序對於我們作為民主國家的地位同樣不利。

民主應該是經被統治者同意的政府。進步主義者認為，人民太愚蠢、太無知，不需要令其“知情同意”。政黨相應地採取行動，隱瞞他們認為民眾不能理解的消息，依靠監管法令、行政命令和法院命令進行統治，而無視法律。

英國退歐、特朗普和法國黃背心出現的原因在於，越來越有侵略性的政府在強迫人們去接受“專家們”認為他們應該擁有的東西，而非人們自己想要的東西。當英王喬治三世的政府這樣對待美洲殖民地時，導致的是一場獨立戰爭。沒人看到這種風險嗎?

**傑奎琳·蒂爾曼·哈蒂（Jacqueline Tillman Harty）****：**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在你美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伸出貪得無厭的手、要求別人“保釋”你時，好好想想這一點。

**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協調一致的努力當然有利於“自由”，但該由誰來領導呢？當今世界舞台上有哪位領導人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從美國下一屆領導集團的過往記錄來看，可能不會。有什麼建議嗎？

（觀察者網由白紫文譯自《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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