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技術帝國反壟斷，已經勢在必行了
【文/樊鵬】
在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乃至於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爭的事實，技術在某些領域的使用，已經讓政府的所有公共行為和企業運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了，新技術的拓展也已經讓傳統的政治權力運行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地。但是隨着融合了資本、技術和權力的技術巨頭登上歷史舞台，尤其是隨着顛覆性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在體驗到新興技術及其擁有者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和技術紅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去面對可能出現的一系列潛在政治和社會風險。
《新技術革命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樊鵬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0-12-01。
第一，“頭部壟斷”與新型不平等問題將日趨呈現。
從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來看，近年來新技術企業發展與互聯網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頭部固化”趨勢，新技術公司大範圍介入社會危機管理則有助於進一步助長這一趨勢。全球互聯網由谷歌、臉書等幾個大型新技術公司壟斷“頭部格局”後，帶來了新型的經濟不平等與社會鴻溝，移動互聯網出現後使互聯網規模成倍增長，但頭部壟斷趨勢沒有改變，市場不平等進一步惡化。
**對比國際情況，中國創新型技術企業有成長週期短、創新能力強、“硬科技”驅動和爆發集中的特點，同時出現了上游壟斷並且已經初具技術霸權的特點。**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團第一次提出了“五新”發展戰略以來，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已經代表了一種新樣態的發展基礎設施，而其終端就掌握在幾大技術巨頭手中。根據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統計，有近50%的中國獨角獸技術企業背後有騰訊、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資。
建立在高度技術壟斷基礎上的技術霸權，可能發展成為相比較於傳統的資本霸權和國家霸權更高階段的霸權形態，僅從技術巨頭的內部權力構成來看，它是一個比傳統的資本帝國和國家政權更為複雜的權力結構，它同時結合了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權力的分佈式汲取，形成了一個既具有統一意志又具有鬆散、耦合、開放的能力汲取特徵的權力系統，這是包括國家在內的傳統組織體系所難以企及的。
也正因為此，技術巨頭不僅極為容易通過這種組織形態維護自身的市場壟斷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況下不惜同傳統的政府與國家組織進行抗衡。我們注意到維基解密形成了一個隱遁無形的政治空間，很多微小的個體憑藉自己的知識進行集體“拼圖”，乃至於最後同超級大國進行對抗，事實上具備了腐蝕和威脅傳統國家信用的能力。
“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資料圖
技術企業維護市場和政治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工具是人工智能支撐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為構建智能化社會治理平台的底層技術要素，分析、預測、識別類等算法逐漸被廣泛應用於輿論監督、社會事件分析、溯源與預測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後，幾乎無法規避掉技術企業特殊的商業考量、價值偏好等底層邏輯。
當前，算法的應用似乎還不能很好地考慮社會倫理與算法的長期影響，在保護平台數據安全與公民隱私的前提下，是否可能打開技術運營的“算法黑箱”，如何減少算法在性別、民族、宗教、貧富等方面的歧視？
本書第七章魏南枝教授的研究通過對國際上社會領域的發展經驗指出，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使圍繞技術展開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資本+新技術”模式可能政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會撕裂、政治割裂和社會不平等。
**全球新技術巨頭掌控的社交媒體平台，建立了貌似開放均衡的社羣網絡，但相當程度上正在使各國社會陷入不同維度的割裂之中，個人越來越被“技術性地”隔離不同聲音，因此越來越有排斥不同聲音的意識形態趨向。**這種趨向導致不僅這些社交媒體可以被在信息技術和國際話語權佔據主導的國家用於衝擊其他國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變發達經濟體國家自身的政治生態。
社交媒體通過運用大數據等技術實現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動推薦，也就是基於個人的選擇偏好而自動推送其感興趣的議題與產品等——其結果是，大量不同的聲音因個人主動“選擇”與人工智能而被動屏蔽了，實際上個人越來越因為其政治傾向、價值觀點、興趣愛好、種族等因素而處於相對封閉甚至排外的社羣網絡之中。
所以，現實世界裏的矛盾和衝突容易被社羣網絡擴大化和極端化，基於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羣的交流和協商越來越困難，信息技術發展原本設想的擴大言論自由變成了“信息社羣化”。
第二，針對技術巨頭的壟斷監管將成世界性難題。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聯，但是就信息和數據的佔有使用而言，並非趨於扁平化和公平化，數據擁有的不平等帶來更大的社會鴻溝，這也是一個全球創新經濟體共同面臨的難題。原有理論假設科技創新會帶來更多去中心化的競爭，但在全球範圍內新技術公司的發展卻呈現更多加速壟斷的特徵。
眼下的互聯網經濟在經濟層面出現了“頭部固化”的趨勢，全球互聯網由幾個大型新技術公司壟斷“頭部格局”後，再也沒有出現足以撼動這一頭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讓互聯網規模成倍增加的移動互聯網也不例外。中國也不例外，以“硬科技”驅動為特點的中國獨角獸企業羣體，有成長週期短、創新能力強、爆發集中特點，但是技術企業的上游壟斷並且形成強大的技術霸權的特點也愈加明晰。
新興技術巨頭的崛起，同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所資本的力量，既有重合之處，又存在質的差異。正如資本在工業時代的企業中的地位類似，技術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權力載體。資本可以駕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顛覆科技可以駕馭包括人類精神世界在內的幾乎一切，任何個體和組織都無可逃遁，對此，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疊加發展正在提供更多證明。
顯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為惡。全球範圍內大量技術巨頭或因商業目的竊取公民隱私數據，或為參與政治競爭扭曲民意，甚至為政治目而煽動謠言、散佈仇恨或為暴力激進行動，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術企業巨頭的權力深植於公眾日常生活和消費，掌握海量數據和市場交易信息，此次疫情為契機，國內新技術企業巨頭將更全面掌控全國性公共衞生、物資儲備和人口結構等數據信息，未來關係國計民生的各項公共數據管理將加速從封閉逐步過渡到有效開放，意味着完全中心化的決策將逐步釋放給技術企業參與的“弱中心”管理體系，將進一步加劇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分佈式管理，在促進政府治理轉習慣的同時，也在事實上將弱化政府原有的政策統籌能力和市場監管能力。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新技術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數據藴含着廣泛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影響，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公民隱私信息和公共數據也可能遭受大規模泄露或變成市場交易物品。大數據技術是把雙刃劍，大數據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廣泛應用中出現的數據泄露、隱私侵犯等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屢見不鮮。
從一般意義上來説，大數據的佔有意味着信息壟斷的權力，會產生諸如技術門檻和信息壁壘等問題。因此，維護信息安全、規避治理技術風險也是新技術環境下改善國家治理與公共安全亟待解決的問題。圍繞公民數據隱私和公共數據保護的立法改革與監管改革必然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
“刷臉支付”
根據本書第一章王紹光教授的觀點，數據本身就藴含着廣泛的暴力功能。本書第八章李立敏博士的文章提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組織的基礎，不同類型的政治組織依據自身資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樣態。
**在新技術時代，當數據網絡深度嵌入社會生產生活之後，暴力的組織要素、控制模式、溝通機制和後勤體系都發生了數據化轉型，“數據暴力”作為一種從未出現過的新暴力樣態順勢而生。**它將從政治實踐與政治理論的雙重維度，對經典現代國家理論提出挑戰。唯有對數據暴力這一新暴力形態的基礎結構有了較為清晰透徹的理解，才能在下一步理順其與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關係，最終找到將之馴服的有效路徑。
對此，國家如何對這些即將到來的深刻變革施加必要的干預和影響，如何通過立法手段和行政規制，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和公共數據，如何加強公共數據的依法有序共享，如何儘快確立數據開發的使用標準，為公共數據創新應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護和政策支撐等，將構成監管體制改革的急迫任務。
第三，新技術應用將衍生巨大的社會複雜性問題。
科技變革和技術因素還成為塑造當代社會結構變動的深層次動因和“催化劑”，一個典型的體現是，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了複雜性社會問題，人們在享受新技術支撐的便捷交通、快遞、送餐、家政甚至性產業等高度發達的服務的同時，要注意到技術在加速削弱人們對家庭和傳統組織形態的依賴，甚至加速其解體。
當下公共治理的複雜性問題，其產生根源以及處理這些複雜性問題的主要路徑和工具，同傳統意義上的單位、社區和家庭的必然聯繫正在受到極大削弱。新技術環境下，更多的社會主體、市場主體被賦能，因互聯網因素催生的組織化形態，使傳統的組織邊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風險呈現出聯動的態勢，進而將對現有的社會管治結構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戰，甚至許多問題挑戰現有制度的極限。然而，面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帶來的社會複雜性問題，尤是面臨一些新興的社會風險，傳統的政府和管治機構還習慣於使用傳統的方式和手段處理問題，缺乏對社會複雜性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研究。
一方面，在國家治理中往往仍然因循舊有思維，過度依賴家庭、社區等傳統的最小社會“穩定器”，考慮到今天社會複雜性問題的源頭並不是產生於家庭和社區，而是同包括新技術巨頭在內的新型主體密切相關，因此如何尋找更多、更新的社會“穩定器”的入口，對於回應和解決社會複雜性問題可能更為關鍵。
另一方面，在處置新型社會問題的時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統和官僚化的方式，沒有其他更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臨各類新型的風險，甚至找不到能夠與之開展協商、互動的清晰的政治主體和交易對象。
新技術應用對社會結構的催化功能還體現在全球範圍內對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的助力與推動，成為影響包括全球各地激進運動在內的社會變革與政治發展的重要變量。本書的第四章將對這一問題展開詳細的分析，本章提出，新興技術帶來低成本的組織化，催生了世界範圍內廣泛的激進行為。它還成就了某種政治烏托邦，過去潛藏在社會某個角落的價值也可能在新技術條件下被無限放大，甚至成就社會某個集合體的“自我崇高”意識，從而強化更保守的政治價值，促進政治極化現象的發展。
這是由於，新技術應用為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提供了強大動能：深刻改變了所有政治主體所處的環境，幫助他們突破原來所處的信息基礎、組織條件和行動結構，實現觀念的聚集、組織目標的塑造和廣泛而高效的社會動員。
社會行動組織一旦完成網絡空間的建構，隨即可以突破各種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為備受關注的全球性組織。當一個擁有科技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創建網絡空間後，實際上他就擁有了動員和組織數百萬人的工具，這個空間可以更好地實現頂層的“權力操控”和社會動員的“權力下放”的雙重效應，高效率地開拓“邊疆”。
未來基於“命名數據網絡”(NDN)的區塊鏈信息傳輸技術的發展，將會顛覆現有互聯網基於TCP/IP的基礎架構，不僅使得任何點對點的“無限網格網絡”的構建更容易，內容傳播也將呈現無人擁有、無需反饋的廣播雲端模式，從而推動新一代互聯網世界更進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會空間創造者的政治風險。
第四，“創造性破壞”與失業問題或將上升。
世界範圍內來看，新技術應用開啓了全新的商業變局和社會生活方式變革，創造了嶄新的經濟形態與增長模式，但同時也帶來了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説的“創造性破壞”的問題，即密集的創新競爭可能破壞原有穩定的經濟社會結構，並釋放新型管治風險。
2003年非典時的人員隔離使電子商務趁機崛起，並在後續十幾年裏極大地改變消費者生活習慣，間接帶動了第三方支付、現代物流乃至團購、外賣等一眾行業的壯大，極大重塑了經濟運行環境和社會監管任務。此輪疫情爆發後，同樣將對市場構成、大眾消費結構和資產價格等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
在新技術革命的時代，技能和職業被取代的問題將影響幾乎所有行業和地區，此次疫情的發展將加速這個進程。最直接的推動來自於線下配送模式的需求與變革，即無人機、無人車、機器人帶來的無人配送技術將加速發展，從而可能促使技術巨頭及其相關產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當前國內技術巨頭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已經為無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礎。
有關利益集團可能會以此次疫情為由，加強對國家進一步開放人工智能無人配送技術和相關實驗的遊説，全力發展各種類型的全自動機器。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技術公司和互聯網經濟技術研發的跟蹤，及時對無人配送等新興技術的社會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及早做好產業規劃、加強引導監督，推動技術企業把穩就業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抓。
“無人配送”
第五，顛覆科技加速變革將催生國家安全風險。
新興技術的發展，使得更多機構具備了穿越“主權”和“組織”邊界的能力，美國在監管領域的“長臂管轄”只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清晰可見的超級大國的國家權力範本，與之相比較，國際技術巨頭跨越主權邊界的能力，無論是隱匿程度還是干預效能，都是非傳統國家所能比擬。新技術在某些領域的應用，以及技術巨頭介入到關涉國家安全的各領域，會助力提升傳統國家的統治技術，但是也要要注意，這是以合作意識為前提的。
如果技術巨頭具備了顛覆某主權國家的意圖，技術能力對他們來説似乎只是一個“萬事俱備”的問題。技術巨頭掌控的量子計算設備用以作為加密技術，但是本身也是一個超級解密工具，國家主權賴以維繫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儲存方式，可能顛覆政府壟斷和操控新聞信息的能力，即使國家可能擁有先進的算法，但也無法抵抗龐大的機構和社會力量所形成的複雜算法能力。
在傳統意義上，政治學多從政權顛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應更多從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當下，出現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極限的現象和事件，這背後最不可忽視的是互聯網和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影響。
互聯網和新技術因素改變了政治運行的結構和規則，賦予了更多主體挑戰“組織”邊界和參與“攪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鬆散的耦合型組織形態和新型政治空間，對於那些不具備自我防備能力的政治體系而言，在國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新技術的在政治領域的廣泛應用以及外部技術企業的介入，往往會大幅度增加政治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從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針對市場和社會的開放系統建立必要的風險假設和預警能力，需要對單中心的理性化組織進行技術改造，改善現有治理體系的容錯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時增強同更廣泛的新技術力量的利益和風險共享的機制。
顛覆科技的加速發展還會進一步催生新型的國家安全風險。在《技術與國家安全：維護美國邊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這樣一部新著中，討論了四種新興技術對於未來國家安全的影響，他們分別是生物技術、小型衞星、量子計算機和認知科學。以小型衞星為例，由全球技術巨頭參與的商業衞星以及外太空間的民營化，不僅意味着大國在國家情報方面失去了主導優勢，而且傳統國家不再壟斷地球表面詳細圖像，同時越來越多的技術巨頭掌控的活躍航天器和軌道非活動物體進入外太空。
第六，新技術因素將為國際政治權力運行增添變數。
新技術因素對廣義的國際政治也將產生深遠影響，跨越主權的技術巨頭不僅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國際交易創造了條件，而且使次主權的結構和行為主體被加速賦能，正如新保守主義所預言的那樣，相互衝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統治模式會相互糾纏，一方面會破壞原有的相處方式和統治秩序，但是又會強化某種全新的全球憲兵的新結構。
“共濟會”在過去可能是一個傳説，未來會可能會一點點演化成一個個國際行動，且由於藉助新興技術帶來的低成本的組織化，會形成某種“自我崇高”，又進一步發展成主動的行為，並強化更為保守的政治價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興的技術應用在帶來潛在治理風險的同時，對於民主發展也藴含着一些契機。例如新興的命名數據網絡NDN（Named Data Networking）的興起，將克服傳統內容分發網絡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模式的限制,將使網絡內容分發民主化，這一技術的核心思想是摒棄傳統網絡將內容位置數字化的尋址方式(例如IP地址)，採用內容名字來代替地址，使得傳輸與位置無關，命名數據成為了網絡的主體，而使用數字簽名技術就可以驗證內容準確性。顯然，這樣的技術發展在選舉、傳播等領域如果運用得當，可能會優化大眾民主的實現形式。
Bill Bishop2008年出版的《大洗牌》(The Big Sort)就指出美國民眾在政治極化的氛圍之下，政治立場相近的人們不斷選擇互相抱團並疏遠立場相異的人羣。
這樣一種變化給美國選舉中所使用的策略帶來了變化和衝擊。
未來展望
如果説技術巨頭的崛起是21世紀以來社會領域影響最為深遠的現象級事件，那麼新技術環境下的國家治理與變革則是政治領域最富有挑戰性、也最具觀察價值的事件。新技術的發展，將從速度、深度和廣度上深刻地影響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對政府、企業、民間機構、普通民眾等各個主體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發生了深刻影響，由此帶來國家治理的對象、任務和環境的嶄新變化。
從新技術企業參與新冠疫情防控的實踐經驗來看，擁有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技術主體的參與不僅具有防範公共衞生危機的功能，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技術主體將會伴隨發展環境的變化和國家治理任務的革新——尤其是當政府遭遇一系列同其自身能力不相對等的重大治理危機——從而更廣泛地參與到各項政府管理職能和公共治理的任務之中。
然而，新技術的使用以及以技術巨頭為代表的“超級權力體”的出現，同傳統的黨團、政府、企業、媒體、社會組織等傳統政治主體的政治運行規則之間的衝突顯而易見，所有重大技術出現都會導致某種放大性選擇，其影響深度和廣度往往會超越統治結構的自身理解能力。
新技術環境下，國家權力的鞏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對各類不確定性的風險具有靈活應變的能力。在新技術時代，國家機構同技術巨頭的合作協同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一個擁有抗風險能力的國家治理主體和治理結構，需要一個廣泛的利益和風險的分享機制，需要更多元化的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穩定期”，這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協同對象就是影響巨大的技術巨頭。
全世界發達國家都正在進入一個國家利維坦同技術巨頭協作並存的時代。在面臨不確定性考驗時，國家要透過有效吸納新技術因素和團結新技術力量增強國家能力，合作解決治理問題，一道共同構築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構和高效的安全預警機制。
通過近兩年國內外時常發生的同技術企業有關的新聞事件和一系列經驗，也使我們意識到，技術巨頭已經在許多重要方面區別甚至超越了傳統的資本巨頭和部分傳統政治主體，擁有後者所不具備的獨特資源和超級權能。
如何有效駕馭這些壟斷了技術、資本和權力的技術帝國和科技“怪獸”，如何建立新技術企業同政府監管部門的良性互動機制，如何在開展高效協同的公共治理的同時，能夠更好克服技術的深度應用所產生的潛在政治影響，引導其在擴大經濟規模與市場影響力的同時，使其始終尊重國家的公共利益和人民大眾所珍視的美好價值，將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學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