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柔柔：中國統一與歐洲分裂的福禍相依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人類歷史上，中華與歐洲兩大文明東西遙遙相望，互相映襯，互有短長，在歷史的發展中形成了歐洲和中國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如果稍微研究一下這兩個體系是如何被塑造的，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中國歷史從部落爭鬥年代開始，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黃部落的合併，然後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規模，直至今日，中國人都自稱為炎黃子孫。隨後中國經歷了大洪水時期，鯀和其子禹接受了帝堯的任命，歷經父子兩代，疏浚河道，築堤防洪，平定了洪水，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全，“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昔禹致會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由於大禹在漫長的治水過程中形成的統治權與崇高聲望，使得他的兒子啓能夠憑藉父親的政治資本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夏，中國就在其基礎上慢慢崛起並繁衍至今。
從這些神話傳説中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早早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族羣，一個主體部落構成了族羣的核心，首領已經擁有了號令其他部落和誅殺其他部落首領的大權，這是上令下從的中心集權體系。
這一點和歐洲截然不同。歐洲文明從古希臘文明開始，而希臘在歷史上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由從未統一的大小城邦組成，各個城邦地位平等。因為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幾乎完全不同，面積不大，山脈縱橫導致地形破碎，把有限的平地分割成一個個相互難以溝通的小區域，天然地促成了一個個獨立而互不關聯的政治實體。
分裂的小城邦制度打造了希臘文明的特性，而歐洲大陸上各個部族你進我退、此起彼伏，即使雅典和斯巴達先後短暫地成為了霸主，但終究曇花一現，沒能從思想或政治上奠定統一的基礎。後來有幾個大帝國維持了長久統治，也沒能做到使紛雜的各部走向融合，不同語言、不同習俗又反過來加劇了分裂。小城邦分治和各部族自治的制度深刻地影響了歐洲人的民族思想和社會思想，導致了大一統理念在歐洲是不被多數人接受的。
可以説從一開始中國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基礎就截然不同。
希臘地形
周朝建立後限於當時的統治能力，實行了分封制，統一的王朝復蹈分裂的局面，最後進入了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年代。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又回到了大一統的正軌。可惜秦朝沒能好好把握歷史機遇，僅僅十四年就走向滅亡。
但是隨後的漢朝繼承了它的體制。應該説，對中國大一統的貢獻，漢朝絲毫不亞於秦朝，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歐洲歷史實際上不乏大帝國如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但是，歐洲始終沒能走上統一的道路。秦朝僅僅統治了十四年，其實並未打造好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基礎，也沒有完善好統一大帝國的管理機制，六國的殘餘勢力始終在興風作浪。但幸運的是，後來漢朝取代了秦朝，六國遺民在秦末動亂中已經消耗大半，怨恨又隨秦而去，反而認同了漢朝的統治，張良、韓王信等都出身六國貴族，最終還是投靠了劉邦；另外，漢朝前後立國400年，在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大帝國的制度規章、治理手段得以成熟，有效地穩定了帝國的延續；尤其是漢朝的成功鞏固了中國大一統的思想，並使之深入人心，成為後來所有統治者的共同追求，為後來中國從一次次地分裂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
這個大一統首先帶來的優越性便是極大地促進了人口增長。因為分裂的各國必然會導致相互爭鬥不休，戰爭所帶來的屠殺、饑荒和夫妻分離都會極大地削減人口。僅以秦國為例：公元前293年伊闕之戰，滅魏韓聯軍二十四萬；公元前279-278年鄢郢之戰，水淹鄢城數十萬人；公元前262-260年長平之戰，坑殺趙軍四十五萬。而當時各國人口不過三四百萬，死傷的都還是青壯年。
同樣以法國為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人口約1900萬，英國人口約600萬，西班牙人口約600萬。法國參加的1667-1668的遺產戰爭，參戰各國傷亡約15萬人， 1672-1678法荷戰爭，雙方死亡總數超過22萬人，1688-1697大同盟戰爭各國傷亡20-40萬人，1701-1714西班牙王位繼承戰死亡40-125萬。歐洲從古希臘文明開始，消停的日子沒有幾天，各國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與鄰國爭戰不休，日積月累下來，差距就很可觀了。
在各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基礎上，一場戰爭動不動死傷十幾萬甚至幾十萬，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但過後不久又來一場戰爭，人口的損耗和恢復不斷週而復始地在低水平循環。而統一的國家在和平時期沒有了這些損耗，人口便會飛速增長。即使中間發生小規模戰爭，也不會有礙大局。如新中國成立30年，儘管中間經歷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對印戰爭、中蘇交戰、對越反擊等多次戰爭，人口仍舊從1950年約5億增長1979年的9.8億，三十年間就翻了一倍。漢、唐、宋、明、清各朝幾乎都擁有長達百年的和平時期，人口飛速的增長，使得中國和歐洲差不多面積的土地上，人口達到了歐洲的兩倍有餘。
中國與歐洲人口對比（玫紅色：中國，藍色：歐洲）
由上圖可見，強大王朝進入繁盛期時，中歐人口數量就迅速地拉開了距離。
龐大的人口為古代社會提供了壓倒性的資源。無論是在對外征戰還是內部災害中，鉅額人口都發揮了足夠的支撐能力。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人數更多的軍隊獲得勝利的可能性更大。而在饑荒和瘟疫時，龐大的人口也能保障淘汰掉大量的成員後，依然有足夠數量的強壯基因存活下來。即使面對強大的外敵入侵，眾多的人口資源仍然可以提供足夠的抵抗力量。
而在現代社會中，龐大的人口既提供了生產者數量，又保證了消費者市場。足量的受過教育、能夠參與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生產者使中國有能力建立起世界上唯一的具備全部部門的工業體系；而14億消費者，又使中國擁有了向國外對手討價還價的資本，特別是保證了本國產品銷售和成長的廣闊空間。華為遭到了美國極端嚴厲的打擊和制裁，但是2019年手機的發貨量增長了29%，筆記本電腦的出貨量更是達到了214%，背後就是中國十億級別消費者的擁護。國家和外國製藥公司談判，多個全球知名的“貴族藥”開出了“平民價”，進口藥品基本都給出了全球最低價，人家瞄準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醫藥市場。
同時，大一統的帝國帶給了中國遼闊的地域，具備了各種地形各種氣候，在農業上保證了豐富的農產品供應，工業上提供了足夠的生產空間和實驗場地，各種高精尖絕密的試驗都可以在本土進行。
廣袤的地域還提供了最關鍵的戰略進退空間。這一點，在日本侵華期間尤為明顯。相比歐洲二戰時面對德國的入侵，法國44天投降，更毋庸説丹麥荷蘭比利時等這些小國幾天就打起降旗，中國以落後百年的農業國身份對抗工業國家日本，能夠支撐14年，並有空間按照《論持久戰》的設想在敵後進行積極的游擊戰，最終取得勝利，先人留下的廣闊國土絕對貢獻巨大。
還有，在面對巨大災害時，同等體積的大一統國家遠比分裂的羣體抵抗力更強。
首先，上下一致的行政體系既使各個地方能夠迅速彙集交流信息，也使政府的各項應對指令能夠迅速地傳達到基層，事實證明，行動越快越能迅速地減少損失，並向可能涉及的周邊發佈預警。
其次，統一國家能夠動員全體成員及時地向受災地區提供支援，分擔壓力，藉此來減輕災害打擊；而分散的羣體各自為政，當一國遭到打擊時，其他國家很可能等閒觀望或乾脆置之不理，等到大火燒到自己身上時，施救已經為時過晚；甚至藉機落井下石或以鄰為壑也大有人在，英法在二戰前的綏靖主義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次疫情歐洲各國互相截胡醫療物資着實讓人大開眼界，以至於北約各國外長通過新快速空運協議機制，向所有運送醫療物資的軍用貨機開放各國領空；相反的例子是俄羅斯向意大利運送醫療物資，卻被波蘭堅決禁止進入其領空，不得不繞道3000公里，為了抵制對手不惜堅決坑盟友一把的行為也實在是刷新了大家的認知境界。
實際上，歐洲早已認識到了各國分立的短處，歐盟的成立本來就是為了“用一個聲音説話”，從貨幣歐元到這次各國開放領空，都是向協調一致邁進。但是，在文化、利益等各因素的牽扯下，“用一個聲音説話”僅僅在和平時期存在，一碰到生死關頭，立刻原形畢露。
歷史證明，無論哪個時期，大國都是那些擁有廣袤疆域、龐大人口的大一統國家，因為只有廣袤疆域才能保證進可攻、退可守，並能容納足量生活和生產體系的戰略空間，只有龐大人口才能提供足夠的生產和戰鬥人員，只有統一的政府才能在危機時迅速調配必要的人員物資，彌補空缺和薄弱環節。即使各國國情不同，科技發展帶來某些環節的程度有變，但這三個要素構成的國家綜合整體實力，就是抵抗一切外來侵入、粉碎一切陰謀詭計的強大後盾。
但是，沒有一樣事物是十全十美的，有優點必然還有缺點。
作為大一統的國家，它的缺點就是一旦政府下定了某個決定，別的選擇往往就很難出頭。春秋戰國可以有百家爭鳴，各國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支持或者容忍某一學派的生長；某人在一國不得志，可以轉而投奔他國，例如商鞅棄魏投秦，吳起是衞國人，卻先後擔任魯、魏、楚的將軍。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以外的其他學派就很難有生長空間，時間一久，儒家門派獨佔朝堂，甚至擁有了對抗皇帝的力量。皇帝為了平衡壓制朝臣，必須扶持其他勢力，比如宦官，這一點在明朝後期尤為明顯。
而且大一統的中國周圍沒有強敵，時間長了，中央居民很容易產生傲慢懈怠的心理，安逸日久而不思進取。乾隆曾有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今天看來可笑，但在當時它的確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因為中國久居東亞文明中心，幾乎無處不高於鄰國，求鄰國者少，被鄰國求者多。當時的中國根本想象不到歐洲已經開始進入一個按自己慣有的思維完全不能理解的階段，沒有親眼可見的衝擊，也就難有臨危而起的決心。
但是分裂的歐洲卻避免了這種固化愚昧。歐洲各國互相爭霸，近在咫尺的危險使得各國無不努力前進，對手的先進刺激了本國的加速追趕。同時，一個主張在一國行不通，還可以到另一國去嘗試開拓。哥倫布曾經遊説過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葡萄牙，但都被拒絕，終於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最終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從而帶動了歐洲向美洲大陸的殖民大開發。人才的流動和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政策最終推動了歐洲整體文明的躍進。雖然靠殖民崛起帶着“原罪”，但過程中確實有“分裂優勢”的推動。
還有，巨量的人口有時也會帶來人力過剩的問題，一方面，有限的土地供應滿足不了日益龐大的人數，糧食短缺、天災和土地壟斷最後帶來循環性的王朝覆滅。中國歷史上往往在幾十年的盛世之後走向衰敗，就是盛世時期的人口迅速增長，能夠開發的土地已經達到極致，封建時期的運輸、管理和醫療衞生能力無法再支撐更大的開疆建土，糧食的生產和儲存都極為有限。一旦出現災荒，飢餓就能迅速摧毀社會體系。但是歐洲很少出現這一情況，因為不斷的戰爭始終把人口控制在了一個糧食基本能夠滿足的數量，各國各地的分封割據也使得一地的反叛無法輕易擴張氾濫開來，更難以從別處獲得支持。
另一方面，過剩的人力阻礙了提高生產效率的機械發明和應用。人口必須進入工業規模生產才能發揮它的優勢，過剩人口下勞動力極端便宜使得機器毫無必要，沒有需求自然也催化不了機器的產生，還導致勞動力轉向了刺繡或竹絲編織這種耗時耗力的手工產品上，對提高總體生產力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過剩人口占據了過多的社會資源。宋代的冗官現象和七八十年代出現的父母過早退休由子女頂替，以及工廠企業轉型時的舊職工安置，都是為了吸納安撫過剩人力，卻拖累了整個社會的發展。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統一和分裂制度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在某些歷史階段，其中部分優劣可能尤為明顯。現在中國的大一統是否又到了“收割紅利”的歷史節點？在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條件，使分裂制度重新獲得優勢？與數百年前相比，在全球化全面鋪開的條件下，分裂的弊端、統一的優勢是否都被放大？這些問題恐怕都難有簡單的答案。
歷史經驗連篇累牘，現代的信息社會又加速了知識的傳播，中國和歐洲還有漫長的道路走下去，更何況又有美國這樣一個結合了統一與分裂制度特點的龐然大物，以及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草原文明的地緣與文化特性的俄羅斯。如果從2000算起，21世紀的前20年已經過去，中國強勢復興已經全面撬動了新的世界格局。在2020年展望未來，可以預見，這四方如何結合自己的特點揚長避短，將是幾十年內人類社會的頭等大事。我們既是觀察者，又是參與者，希望不要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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