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年增1.9%，既是經濟也是政治指標，但歸根到底是一個政治指標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疫情是歷史的加速器。由於加速，2020年短短一年，原本要很多年才完成的趨勢變化提前完成了，原本要很多年才會顯現的更深的趨勢之輪廓及其重大意義提前顯現了。

歲末總盤點，中國令人震驚地再次獲得了成功。大疫全球流行，經濟全球衰退，美中兩國之間貿易戰、技術戰、口水戰火花不斷，但就在這個多重衝擊疊加的非常年度，中國不僅成為了今年唯一享有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且在出口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這兩項指標上均大大超過了預期。

彭博社援引一位投資分析師的話説：“美國和其他外國的公司將在中國投資，因為中國仍然是在全球疫病大流行期間最具彈性的經濟體之一，而且中國未來的增長潛力仍然強於其他大多數主要經濟體。” 即是説，世界主要經濟體不僅沒有實現與中國的“脱鈎”，反而進一步加重了對於中國經濟的依賴。

早在10月中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指出，只有中國“復甦速度快於預期”，預計今年增長為1.9%，明年將達到8.2%。而在世界範圍內，各國政府和央行推出的財政支持今年以來已高達12萬億美元，但全球經濟從危機深淵中的恢復仍然“漫長、坎坷而充滿不確定，且極易出現倒退。”該報告預測發達經濟體今年將衰退5.8%，其中美國經濟將衰退4.3%，歐元區經濟衰退8.3%，英國經濟衰退9.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將衰退3.3%。

中國再次成為唯一，這並非新鮮事。回顧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情況也是類似，當時的中國也是從危機中最快實現復甦並且唯一享有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這似乎意味着危機對於中國反倒成了好事，敏鋭的觀察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中國生活了11年的彭博社首席經濟學家托馬斯·歐力克（Thomas Orlik）今年4月完成了一本新書，名為《中國泡沫永不破》。儘管書中誤讀多多，偏見不少，但作者還是通過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幾個不同階段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具有通過危機進行學習的能力，可以未雨綢繆地管理好自己的經濟。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20年全球封鎖危機，洶湧的危機洪水所到之處，各國應聲而倒，唯獨中國總能化危險為機會。2020年的歲末，儘管中國各地仍有此起彼伏的疫情報告，但上上下下充滿勝利的信心，難掩勝利的氣氛。正如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説：

中國的“三個率先”——“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躍上新的大台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一枝獨秀”，不僅僅是經濟增長GDP數值上的“一枝獨秀”，而是包括了“四個全面”、“五位一體”、“六穩”“六保”並且“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這種新發展理念在新發展階段中的“一枝獨秀”。

很多人還沒意識到，在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GDP等經濟指標的含義已經不再與原來一樣了，已經具有了在新發展階段裏的新的含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這樣來看預測中的2020年中國GDP 2%上下，就同時也成為了一個政治指標，一個足以説明“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發展成就指標。

另外，很多人還沒意識到，曾經被經濟學家們拿來與中國歸為一類進行類型研究的其他經濟體，在中國新發展階段的“一枝獨秀”面前已經喪失其可比性了。

例如印度，根據IMF的經濟數據，該國今年鐵定成為了經濟衰退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印度本國的統計，今年第2季度的GDP縮水達到了該國自1996年首次官方統計GDP以來破紀錄的-23.9%，併成為全球20個最大經濟體中最嚴重的一個。

其他新興經濟體如巴西、南非、東盟5國、“薄荷4國”等，也無一不在經歷相當大程度的衰退，無一實現V型反轉實現正增長，更不用説像中國這樣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方面的全面發展了。

2月初，中國復工復產後，工人佩戴口罩在流水線上作業

主流發展經濟學的破產

這是一個不能被忽視的重大事實。長期以來，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個固定不變的基本假設之上：世界上所有的經濟體分為發達國家經濟體和欠發達國家經濟體，發展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以歐美發達國家近現代的變遷模式為依據進行學習和模仿，使欠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實施正確的發展戰略追趕上來。

根據這個基本假設，世界上的欠發達國家經濟體被分為不同的類型或不同的國家集團，例如二戰後的“東亞四小龍”、近10年來作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極”的“金磚五國”、作為“快速增長的大型新興市場國家”的“薄荷四國”等。經濟學家們根據不同類型經濟體各自的不同情況引入不同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並據此設計出不同的發展戰略或改革方案。但是，事實證明，這些理論也許曾經適用於某些新興經濟體，但從近幾十年總體形勢上看，與中國經濟發展基本無關。

而且幾乎可以肯定，隨着疫情對於整個世界持續的衝擊和改變，“後疫情時代”將會以更加不同以往的面貌出現，而各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也將大大不同於此前。這也就意味着，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的大部分內容在2020年之後將成為過時無用的東西。

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連續成功、歷經危機而繼續成功，另一方面是歐美國家早已失去了模範樣板作用，經濟發展長期乏力，危機應對連續失敗，一正一反的兩方面變化，將發展經濟學這一門學科所賴以建立的整個基本假設從根本上瓦解掉了。

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既然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踏上歐美發達國家過去走過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老路，也沒有照搬這些國家當前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反而取得了超過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成就，那麼，無論是哪一代的、哪一派的以模仿歐美國家變遷路徑為主旨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對於中國還有任何意義嗎？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全面的發展，中國快步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在危機之年不僅保持了強大的彈性而且靈活地轉向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難道都是可以用發展經濟學中的理論來解釋的嗎？例如“比較優勢”理論，或是“競爭優勢”理論，或是“搭便車優勢”理論，或是“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優勢”理論等等？顯然統統都不是。

中國剛剛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確定了明年的八大重點任務，提出宏觀政策將繼續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提出要適應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出明年要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這難道也都是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本着模仿歐美發達國家現代化變遷路徑的宗旨提出來的嗎？顯然也都不是。

歷史加速前進，同時也是輕裝前進，那些沒用的、虛假的和過時的理論都成了沒人需要的舊衣服。

西方式發展的本質

一般認為，發展的理念首先是從經濟增長這一現實中衍生出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了“進步”和“進化”等觀念，逐步又綜合成了一種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同時帶動制度變革和社會進步的經濟發展理念。而這一過程首先是在近代以來的歐美國家中發生的。

根據熊彼得的經濟發展理論，一國的經濟進入了“經濟發展狀態”，是指該國長期“循環流轉”的經濟靜止狀態被打破，生產過程不再是總收入等於總支出的循環往復、週而復始，而是由於不斷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進入生產體系，新的生產函數得以建立，導致經濟結構不斷髮生“創造性破壞”的內部革新，促成了連續不斷的“產業突變”。在這種持續變動的狀態下，生產活動的總收入持續大於總支出，企業持續獲得利潤、資本持續獲得利息，整個國家的經濟開始持續發展。（熊彼得，1934）

熊彼得的經濟發展理論，曾轟動西方經濟學界

被主流經濟學家們當作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是：“經濟發展狀態”一定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會發生，也就是具有如下幾點特徵的社會：

1.生產與消費分離，經濟活動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由以獲利為目的的資本投資所驅動，整個經濟高度依賴於資本投資；

2.社會被經濟反噬，為了形成資本，各種社會制度都轉化成了為資本服務的制度，也就是將各類不同資產轉換成資本的制度，如資產所有權界定和轉讓、資產價值測算、資產交易市場等制度；

3.資本與勞動分化，資本和勞動兩者都因為與具體的經濟活動相分離而具有了抽象性和流動性，在原則上能被投入到任何可獲得報酬的經濟活動中；

4.危機成為常態，企業對利潤的無度追求導致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一再被打破，人們對市場運作的信心一再發生動搖，經濟發展的穩定反成為危機週期中的短暫例外。（James Fulcher詹姆斯·富爾徹，2004）

困境就是這樣出現的：一國的經濟狀態必須不斷髮生變動，不變動就沒有經濟發展，而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社會變革和進步，也就沒有持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必須採取各種政策措施促使經濟狀態發生不斷的變動。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作為促成經濟變動的一種最主要的形式或方法，雖然可以通過自由競爭刺激企業內部革新、產業突變、結構升級的持續發生，但同時也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包括貧富分化、勞資對立、道德淪喪、危機頻發，這已經為世界各國無數歷史案例所證明。

理論上看，如何擺脱這個困境屬於一個典型的社會科學問題。圍繞經濟發展這個好事和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這個壞事兩者之間的矛盾，人們運用科學方法應該可以找到一種能夠揚長避短、趨利避害、既要經濟發展又不要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最佳模式。

但在現實中，這卻成了一個天真的幻想。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在西方式自由民主這樣一個政治制度安排下，不同利益集團、不同政治黨派的私利高於一切，並不存在一個全社會共同尋求最正確或最適合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公共意志。換句話説，在這樣的社會里，所謂“好的”經濟政策都只是相對於不同人羣而言的，而且這些政策往往是相互衝突和對立的，不存在屬於全社會共同的“好的”經濟政策，在面臨危機的時期尤其如此。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在最近出版的新書《美國真相》中分析了這個問題。一方面，他仍然是樂觀主義者，堅信美國仍然有希望找到一個最佳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他所説，“只要遵循正確的改革機制，美國的經濟就會突飛猛進，最終實現全民共同繁榮，讓大多數美國人所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黃粱美夢。”他甚至認為，“事實上，有一套十分‘實惠’的政策可以帶領美國重返中產階級社會的輝煌……”。

但另一方面，他也深切地感受到，“理想的生活方式”只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曾經出現過，“而現在離美國越來越遙遠”。為什麼呢？他認為思想認識方面存在問題，因為“許多保守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單純依靠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便可以驅動經濟（健康）運行——這種如信仰宗教一般對於市場力量強大程度的篤信，並沒有任何理論基礎或科學依據作為支撐。”

另外，當然也要歸咎於美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失敗，“在面對日益嚴重的公平缺失問題時，美國似乎正逐步演變為一個1%的國家——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只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縱着。過去的經驗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經濟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美國這種‘金錢至上’的政治體制。” （Joseph Stiglitz斯蒂格里茨，2019）

2020年的危機顯然進一步拉大了斯氏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他在今年10月的一篇訪談中針對疫情對美國造成的衝擊時説，“這種病毒不是‘機會平等’的病毒，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也不是‘機會平等’的影響。”人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但是特朗普政府以及保守派實際上“正在破壞我們集體應對風險的能力。”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都只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縱着”的社會里，出現這種狀況幾乎是必然的。無論是哪個方面的發展，首先冒出問題都是“誰的發展？”無論是哪個方面的危機，首先冒出的問題都是“誰的危機？” 2020年的聖誕節，美國是在平均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超過20萬、每分鐘2人死於新冠的世界最嚴重疫情中度過的，而背後的首要問題卻仍然是誰的疫情？誰的失業率？誰的經濟衰退？ 如果疫情、失業率、經濟衰退不僅沒有影響到那1%的人羣，甚至他們還有機會從中獲益，那麼，每個指標都再惡化一倍或數倍，又有什麼關係？

中國式發展的勝利

斯蒂格里茨給美國經濟病症開出的一帖藥方是：教育美國人先理解國家財富真正的來源，將“創造財富”與“榨取財富”區分開來。根據他的定義，“後者指通過某種剝削形式從他人手中奪取財富的過程，而前者才是一國致富的真正動力，即人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以及兩者之間高效的相互促進作用。”他認為，“財富的創造取決於科學的進步，科學的進步教會了人們如何發現隱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並利用它們來推動技術的發展。除此之外，財富的創造仰賴於人類對社會組織的理解程度。通過‘理性論述’的過程，人類發現並創造了社會組織，一系列具備完善法律法規、法律程序、制衡體系的社會機構也由此誕生。” （Joseph Stiglitz斯蒂格里茨，2019）

這個藥方有用嗎？在今天的中國人眼中，該藥方可能完全無用。道理很簡單，對於美國，這個藥方沒有人接受，那個操縱一切的最富人羣就是靠“榨取財富”才有了當下的一切，榨取的手段還猶恐不夠，榨取的對象還猶恐不多，怎麼會接受放棄榨取財富、轉為創造財富的建議？而對於中國，這個藥方等於廢紙，因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根本不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而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通過人民的勤奮勞動、科學的進步和有效的社會組織創造財富，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這本來就是中國式發展中固有的含義。

事情就是這樣奇妙，當西方國家開始為自身越來越嚴重的病症尋找藥方時，它們終將發現，所需要的藥方，在中國這裏早已是發展道路上成熟的經驗和理念。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宗旨不僅完全不適用了，而且今後還要顛倒過來。

斯蒂格里茨認為財富的創造取決於科學的進步，取決於基於理性的社會組織。這不就是中國的“科學發展觀”嗎？2007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説，“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雖然短短一句話，幾個要點，但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甚至包括實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各國，其實都做不到。當資本主義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制度保障時，第一要義就會是資本家的利潤而不是整個社會的發展，核心就會是以資本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而無論是資本家還是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政客，都做不到也沒有能力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和“統籌兼顧”。

斯蒂格利茨認為“人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以及兩者之間高效的相互促進作用”，才是一國致富的真正動力。這不就是中國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嗎？今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激發全體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樣的一種發展理念和發展格局，對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包括實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各國，其實也都做不到。根本原因也還是在於資本家共和國與人民共和國、資本主義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方式發展和中國式發展的根本差別。

不僅是斯蒂格利茨，只要是當真為西方國家尋找治病藥方的嚴肅學者，必定會從中國式發展的理念和實踐中找到所需要的東西。

2020年就是這樣一個大轉折之年、大顛覆之年。為什麼在這個非常的年度裏只有中國做到了“三個率先”？為什麼在疫情衝擊下跟頭栽得最難看的國家恰恰就是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徹底且堅持不做改正的國家？為什麼説得頭頭是道的主流經濟學不僅解釋不了2020年的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而且現實和其理論預測正好相反？為什麼在中國政府清清楚楚地宣告了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並開始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西方國家還是沒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

現實案例可以更好地説明問題。一個多月前中國政府在及時中止了螞蟻金服集團的IPO之後，政府的市場監管總局日前又進駐阿里巴巴集團進行涉嫌壟斷行為的立案調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説，“這是我國在互聯網領域加強反壟斷監管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利於規範行業秩序、促進平台經濟長遠健康發展。”

只要理解了什麼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什麼是“科學發展觀”、“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理解了中國式發展與西方式發展的根本不同之處，就會明白這不過就是一個常規的甚至技術性的監管舉措，就不會做任何過度解讀。壟斷出現了就要反壟斷，行業失序了就要進行規範，長遠健康發展受到影響了就要採取措施促進，僅此而已。

2020年，中國式發展“一枝獨秀”，宏觀上有獨一無二的“三個率先”，微觀上有無數基於新發展理念的政府政策操作和民間經濟活動，上下一致，萬眾一心，共同謀發展。這樣一個蓬蓬勃勃的大氣象，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無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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